“爱仇敌” 也许是最悖于常理的，在通往上帝之国的途中，这一点也许是最不容易绕过的险滩。因为它直接违背一般人的意识。无限制的互爱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情怀，世上所有人的生命从本源上是相通的，因而，任何人受到了损失，也是自己受了损失。耶稣模范地实践了这一点，他为钉死他的人祈祷，表现了前所未有悲天悯人的宽阔胸怀：制造仇恨的人心灵都在罪里死去了，因而他们的生命也需要救渡。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在基督教的人类意识中，耶稣的血也是为他们而流的。
正因为如此，耶稣认为，看好了99头羊的快乐，不如找回1头羊的快乐大，哪怕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也要把它找回来。在生命的大道上，不在正途，便在歧途。因而，找回迷途的羔羊，其意义更为重大。
在《约翰福音》 的记载中，耶稣对那个通奸的女人所做的一切，更证明他思考了律法的核心：威慑和惩罚。耶稣知道，如果她被众人(众人也是那样罪孽深重)用石头砸死，生命中就又多了一分仇恨，少了一分爱。而且那些本身也有罪的人却表现出一种道德的义愤，从而虚伪地洗净了自己的罪过。于是耶稣发问道：“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是一种砭人肌骨的冷静审视。在自审的目光下，人们都不能不低头走开。最后，只剩下了这个妇人和耶稣。这妇人跪倒身躯，泪流满面。这是愧悔的泪水，悔改的心灵。耶稣以他特有的勇敢精神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
这种勇敢、关于生命的充实内容、关于爱的力量丰富性的决断的信心，只有在一个像耶稣那样能承担起人类全部罪孽的人那里才存在。
基督教还十分反对做善事而故意让人看见。行善事应该出自内心，出自对上帝的信仰，是上帝的荣耀，它超出了一切世俗功利的考虑。而如果故意让人看见，则只是想得到人的荣耀。因此，耶稣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取代理智的功利考虑的才是真正的爱。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人必须有信仰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基督徒。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用理性来理解宗教问题。奥古斯丁根据《圣经》 “原罪说”，提出人生而有罪，甚至为犯罪而犯罪，充分证明了人的卑贱，所以人必须实行精神的转向，热爱上帝。由此，他认为“爱” 首先是一种宗教情感。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他的观点，并希望人能用理性来接近上帝。
他们的理论对西方人的人生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人为什么需要上帝
人为什么需要上帝？ 这个问题一提出，使得《圣经》 中的上帝文化、基督教徒的人生问题等宗教观念，要诉诸理性的理解。在奥古斯丁时代，面对的是《圣经》 中的上帝、基督、使徒、撒旦的传说，教父们总不能再像原始基督教的传道者那样以神迹的方式使人信教，而是要极力指出人自身的卑微和软弱，人在现实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幸福。
奥古斯丁是在向自己的生命的最深处逐渐掘进时发现上帝的。《圣经》 对上帝的描述在他内心中呈现了一个至高至善至美的理念。它是造物主，是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最初原因。于是，他宣扬一种信仰主义：上帝不是任何个别的存在者，而是创造一切的造物主。在造物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他，也不能以实在物的特征想像他，他超越于这一切之外。我们在万物中发现的只是它们受造的证据。上帝超越于天地之外，我们不能以时间、空间的特点来附会他，他是时空的创造者。于是，我们只能抛弃我们的有限的能力包括感觉和理智，超越自己的凡俗生活才能与上帝相遇。
人也是受造物之一，而且是受造物之中的渺小的一分子。相对于上帝来说，人只是卑贱的奴才。但虽然人是卑贱的，然而上帝又赋予他许多能力，所以，人竭力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听真正主人的话语。
上帝即造物主与一切受造物是决然分离的。所以当人竭力成为自己的主人时，奥古斯丁认为，人就是在犯罪而不自知。上帝与罪恶是无涉的，罪恶不是上帝的失误，而是人自己的过错。因此他认为，人甚至会为了犯罪而犯罪，因为他一旦缺乏转向上帝的能力，他就只能专注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他反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偷窃” 行为。他偷了邻家的桃子，并不是为了自己食用，因为他家里有更多更好的桃子。他是为了偷窃而偷窃，本能地倾向于犯罪。而且，是为了故意让人看见而做坏事，以对抗摩西戒律为乐趣。他写道：“假如是一个人私下里，我做坏事不至于这么积极。”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似乎并非是戒律的内容对他有严格的约束，他在它的衡量中得到醒悟，备感恐惧，因为戒律的条文毕竟有限，并不能涵盖人生的所有行为，而是戒律的形式或戒律本身对他才有实质的富有震撼性的约束，因为，戒律来自上帝与人的立约。正是戒律本身的严苛性使奥古斯丁感到芒刺在背。在这个意义上，戒律本身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又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和警醒。他认为，心灵一旦失去了转向上帝的能力，就必然堕落在罪中。
接着，他反省了自己长大后的生活行为：感情生活受到了指责，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也在痛悔之列。一切只对受造者的钟爱和追求而对上帝毫不顾念的行为，在奥古斯丁看来，只能是罪恶。原因在于《圣经》 文化“灵肉分离” 的思想给了奥古斯丁以太强烈的影响。他认为，肉体只能指向一己之享乐，只能以受造物作为对象，要么指向口腹之乐，要么指向肉欲的放纵。而思想，如果它也以受造物为对象和指导，必然会陷入虚荣、骄傲，与别人比较而生嫉妒等等，如果理性只能为肉体的需求服务，那么，理性也就只能成为罪恶的帮凶。
理性对上帝的探索本身即是恶。上帝是不可探究的，把上帝设想为一个有形的物质，比说上帝不存在更坏。人的理性在探究恶的本源的同时，即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善，因此，恶的本源就成了问题。理性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推论说，恶既然存在，那么，它一定来自上帝的创造，然而，这与上帝的绝对的善性是多么相舛啊。
在探究上帝的种种道路都被堵塞时，他明确告诉我们，诉诸人的理解是找不到上帝的。因为人只能以自己的特点来理解一切。所以，最后他说出了一句名言：“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2. “在完美的上帝面前，我们罪孽深重”
罪恶不来自上帝，它必定另有来源。奥古斯丁要探究的正是这另外的来源。
他认为，恶当然是意志的一种活动，是“当意志抛弃了比自己优越的事物而转向到低下的事物时，才变成恶”。即是说，恶是来源于意志的一种欲求关系。恶的意志本身并非由某个事物引起的结果，而是一种善的欠缺。与上帝的至高存在相比，所有的造物都有些缺憾。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中的最优越者，只要人的意志欲求其他造物，就必然要沦陷于其中。人的意志只有放弃了对其他造物的欲求，而转向向往上帝那高不可攀的至善实体时，才放弃了恶。
然而，我们并不能了解这种缺憾，正如我们不再用耳听才知道寂静，不再用眼看才知道黑暗一样，也只有在我们无法知觉“恶” 这虚无时，我们才明白它属于我们自身。我们能知觉的只有存在着的万类，但我们并无办法知觉着其缺陷。
因此，恶就是人有意识地欲求比我们低级的造物，并把它作为惟一的目的。它就是罪恶本身，我们有时为了犯罪而犯罪，甚至能感到一种犯罪的甜蜜，就是这个原因。心灵一旦失去了转向上帝的能力，就只能在污浊的泥坑里打滚，并自以为乐。对于人来说，日常的情绪只是意志转变造成的。如欲望即是意志对那些我们所企求的事物采取占有的形式和享乐的形式时所生的情绪； 惧怕则是我们想离开那我们所不愿遇到的事物时的意向； 悲哀是我们想避免那些违反了我们的意志而已经发生的事物的意向。所以，欢天喜地或呼天抢地这些情感都只能证明我们人的软弱。理解了这一点，将导致一种心灵的转向：即离开俗世而向往天国，皈依上帝。
尽管“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恶的”，但人只要有肉体，就必然要追求那些比我们低等的造物，就必然带有罪恶。所以，在尘俗世界中，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可言的。
恶是习染而成的。人生活在世上就必然要与周围的事物打交道，就必然要受到习染，这才造成了恶。因此，我们对恶的憎恨不应该导致对恶人的憎恨，而要“爱其人而痛恨其恶习，因为恶习治好，一切都应该被爱护，还存留什么可以痛恨的呢”！去除恶，就是要从人对其他造物的功利性关系中抽身出来，而转向获得与上帝的一种精神性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不是欲求，不是认识，而是爱，众生一体，齐声歌唱上帝，热爱上帝。一旦离开上帝，就罪恶流行。而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的惠临。
3. 活着的意义：追求绝对的真善美
奥古斯丁的后继者托马斯·阿奎那则告诉我们人要除去恶，就必须为善，那什么是善呢？ 他认为，审慎、公正、节制、刚毅这四种德性就是人力所能及的善。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审慎的功能在于使人生活得当，行动得当，表现一种善的活动。所以，不但要注重做什么，而且要注重怎么做。这就需要有一个正当的取舍。
他认为，审慎的德性既关涉到理智也关涉到实践。只有具备了理智的德性，才能对那适合目的的手段有积极的确定，从而能进行审查和取舍； 另外，又要能使灵魂的意欲部分完善，使之恰当地适合于那应有的目的。
审慎是渗透于行为中的理性思考。确定善的目的，是需要理性的； 而正当地运用手段来达到目的，也必须借助理性去正当地审查、判断和处理。这些职责都是属于审慎的。所以，审慎不应看做谨小慎微、迟疑犹豫，而是对一个正当目的的有力认定，也是对运用正当手段达到目的的有力保证。所以，“只有审慎是本质地属于理性的”。
至于其余三个德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只是分享有理性的。“节制” 是以对情欲的限定其界为内容和对象的。它不是感性的意欲的完善，而是理性能力的一种完善。理性对情感持久反抗，使理性能力免于沦丧。由于节制是理性对情欲的抑制和缓和，因此，节制是四种德性等级最低的一个。由于它的对象是克制情欲，所以，理性如果不能被很好地利用，那就产生不出它的善的行动来。
另外，如果理性推动的意欲是不完善的，即使你有很完善的理性能力，你也不能产生一个完善的行动。这是由于行为的出发点不是由德性造成的，所以，托马斯·阿奎那很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节制是比德性少些什么的某种事物。”
刚毅则以克服暴躁为对象。它从情欲中撤身出来回到理性所规定的事物中，并坚守在理性所规定的地位上，不移动一步。“在那依照理性而反抗一切情欲的攻击或劳作的辛苦的事情中，它(刚毅)壮健起来了。” 每个德性都是一个习性，但必须分享理性的特点，这样，它就免得被任何相反的冲动所转移，由此获得一种坚定性。
公正是关于意志的德性。任何一个德性均有一个向善的意向，这就包含有正当和本分的观念在内，从这方面说，就是公正的德性。公正就是根据在事件中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的秩序，以行动来践履它。
这四种德性构成了我们现实人生的完善活动的基础，这样人类就走上幸福之路。但这只是凡俗的幸福。其特点是相应于人类的本性的。就人类的本性来说，并不就是德性，而是本性的原则的发挥才达到德性。
还有一种幸福，即神性的，“是超越了人的本质”。单单上述四种德性还不足以达到这种神性的幸福。于是，“人一定得靠上帝的恩赐，再加添某些原则，然后才可以走上超自然的幸福之路。这样，好像自然的原理指导他达到天生的目的一般，不能没有这种神圣的动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