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这个概念，历来就是个很不好应付的话题，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恒久地包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每一个文化生命的存在方式，所以人世间无论多么悲惨（或幸福）的命运，多么对立的期盼，人们往往都会从传统中寻找出一些理由或原因。又因为人类的大多数都有崇拜经验和先人的习惯，使得传统经常成为一种被人争夺的资源。思想之战一般是不会对事实感兴趣的，它所要争夺的是观念，是一套蕴含在传统中的价值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传统的解释，为涉及到未来的各种选择方案提供着机会，尽管从某时刻看去，有些选择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从传统中得到的启发的确会经常发生重大的转变，为了避免解释权的垄断造成的机会损失，保持它的开放性应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
刘军宁先生前不久编出一本《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他的立意十分明确，就是要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从近来人们经常谈论的“北大传统”中，为我们梳理出另一份不同的话语资源。因为在他看来，“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些东西”，既不是爱国主义（在宣传爱国上，北大并不比全国别的地方更突出），也不是传播马列主义（那只是它传播的许多主义之一），而是它的最具包容性的自由主义精神。
我们应当把这本600余页的文集看作一个“梳理”出来的产物，乃因为这种曾由北大一批杰出学人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虽然经常受到世人称道，却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很有条理的思想体系。我们翻阅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着作，找不到一本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学说的专着，甚至可以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深入细致地研究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因此，所谓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没有体现在它最卓越的学术成就上，而是仅仅体现在因几任北大校长和若干学者的带动而产生的一种风气，和一些散见于各处的断章残篇之中。
或许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不幸的时代际遇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缺失，使得即便是以自由主义立场讲话的学者，也经常表露出与该书编者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毫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主张。因此我读这本文集，更为看重的倒还不是几十年前那些北大学人们写下的文字，而是编者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若干关键性概念组织全书的方式，以及他为每一章所撰写的“提要与按语”。
他为读者做这些分类归纳的工作，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这使它对各种伪自由主义学说往往缺少“基本的辨析力”（见前言）。这里所说的“半途起步”，我想还应当包括着两层意思：其一，作为一种近代化现象的西方自由主义，本为中国所无，只是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才作为近代化努力的一部分而横生出来的；其二，中国人是在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已发展了一百多之后才开始吸收这种思想，而其时它却是正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背景之下。可以说，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得势的并不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而是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无目标”（即哈耶克所谓“propose-indepent”）的法治政治，而是充满了目标感和设计欲的、以民族国家为行动主体的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当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架构已经分崩离析，人们转向西方寻求新的智慧时，至少在如何重组社会政治生活这个十分紧要的层面，同今天相比他们是处在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上。当年看到的先是俾斯麦德国的成功，后有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欧洲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的危机和英国的相对没落，以及在对抗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上，非常具有示范意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在有了以上理解之后，我们自然没有理由期待，以北大学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会如18世纪英美先贤或今人那样思考自由主义的制度原理。如果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有其“传统”的话，我们应当讳言，同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传统相比，这一传统是极其粗糙、短暂而脆弱的，它既没有像皇权中心或家族制度那样变成一种长时距的制度传统，也不属于马列主义或民族主义那种波及全国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近代传统。直到今天为止，它依然不过是只在少数思想精英中才能找到信徒的边缘性文化，这也正是此书编者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一再表示叹惜的原因之一。
不过，一种思想的价值，毕竟不能靠一时的功名来断是非，历史也毕竟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所包含的多样化的潜在价值，在不断地靠着当代人而揭示出来，因此对于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我们决不可低估它们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这也是该书的副标题）的价值。从这些长期受到冷落的细微先声中，我们可深切体会到几十年前一批最有才华的中国人对改变自己同胞命运的一份苦苦的期许。他们的智慧或许过于书卷气，因而一度显得不合时宜，但他们的许多见解却作为一种价值压力持久地发挥着影响，使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精神努力的可贵，另一方面也不断促使我们去检讨自己面对的现实。
就此而言，我们大概尚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得大有起色。梁启超先生说：“吾愿国中老辈，知自由平等虽非尽于中庸之道，然在德性中确能各明一义，在政治尤足以为民干城……自由平等之功用，什九当求诸政治，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引此为护符。即其功用之于政治者，亦不守谓人人于法律之内享有自由。”我相信这样的文字，今天的自由主义或可为其多有补充，但断不会称它为肤浅或谬误。再看董任坚先生说：大学的学术自由，“更如一党一派之假学校以广播一种主义而贯彻一种政策，是以不免于主有。要之‘主有性学校’，均在乎发展一党一派或一种关系，非欲求学术进步而因以提供研究、讨论、教授，实不过恃金钱之补助而欲流传意见或偏见而已。然而意见与偏见，训导、indoctrination（灌输）与宣传，同是学术自由之敌”。今天，我们或许刚刚脱离这种状态，却决不敢说那已完全成为历史，距离他所说的大学应当承担的任务，我们更是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社会上有种种关系，经济上有种种问题，都在等着调节，等着解决……现代的大学虽不敢将这工作一起都承担下来，它却是应该对于这点最有贡献的一个机关。因为大学的教授们，应该有了理智的工具，客观的态度，历史的背景，远大的视点，研究的时间，这种训练和机会都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企业家所容易得到的……（而）大学要有这种贡献，第一须使大学的教授能够独立研究，不感受到一党一系的恩赐、指挥、限制、强迫，他们才可以内无顾忌，外无猜疑，自由地探讨真理，公平地批判结果。”
这些话，无疑是在重申由洪堡、韦伯和蔡元培等人所确立的教育理念，也是北大之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到一点，蔡元培先生称“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他的意思绝不是说大学应当在思想自由上享有某种特权；如果他有这样的念头，那我们完全可以不承认他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要根本上说并不是一种教育哲学或校园文化，而是哈耶克所谓的“社会哲学”，它所思考和追求的，不是如何营造文人的自由或各种学说并行而不相害的儒雅学风，而是一种以经济自由和法治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北大学人肇其端的中国自由主义，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象牙塔式的先例，整个故事却远远没有完成。刘军宁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特别指出了蔡元培等人只是为我们搭起了一个缺少制度支撑的自由主义的“人格平台”，以及他们对经济自由问题的普遍忽视，我想他的用意也就在此。
（原载于《方法》月刊，199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