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说大话的嗜好。不爱说大话的人对说大话的往往看不惯，认为这人“有病”或哪根脑筋出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还是很欣赏的。
说大话与吹牛皮，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毕竟是“异曲”，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则是，吹牛者吹的牛皮不论是宇宙之大，还是星球之小，吹者知道自己是在胡扯。而说大话者不论是夸下海口还是夸下盆口，则往往基于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有将大话变为现实的能力。有位学者撰文，说他的家乡凤阳有一座鼓楼，有人形容鼓楼之高说：“麻雀在鼓楼顶上下个蛋，落到楼半腰，那蛋就出了小麻雀。”这便是标准的吹牛，因为他自己对这话也不相信，有人说：“我要从小就练乒乓球，也能当上世界冠军。”或“我一不小心也能在电脑上敲出一部《红楼梦》。”这便是标准的大话，因为他自信有成为世界冠军或伟大作家的能力。
大话与牛皮的区别，也就在这里。这位作者接着谈起一种流行了数十年的大话。他说——
我早年在乡下插队务农时，就常听人说：“要是给我个公社书记干，我也能干得‘呼呼响’。”“呼呼响”，是我家乡的方言，乃轰轰烈烈之意。公社书记是一个公社的“王”。说者的大话也只能那么大。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又常听人说：“要是给我个县委书记当，我照样干得‘呼呼响’。”在一个县，县委书记是最大的官，说者的大话也只能大到如此地步。而今我来北京，仍然听到类似的大话，不过大话的句式虽然一样，但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已被换成司局长、副部长、部长……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北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说这种大话的人无不充满自信，而听者也极少有人表示异议。有时，这种大话又被用来恭维人：“要是给你个××干，你也照样能干得好。”被恭维的人闻听此言，大多是含笑受纳，鲜有反驳者，显然认为要是给他个××之职，他照样干得“呼呼响”。
这种大话之所以多少年来流行不衰，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官，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所谓“官，只有当上当不上之别，而无当好当不好之说”，便是一些人敢于说这种大话的另论根据。读者阁下若是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说这种大话的人均是以官，而不是以其他职业作比。未曾听哪位大话先生说：给他一个科学家头衔，他也能大搞发明创造，或给他个运动健将头衔，他也能到奥运会上拿金牌。无人说这样的大话，也许是发明创造和拿金牌难度太大，但也未曾听哪位大话先生说，给他个外科医师头衔，他也可以拿手术刀，或给他个工程师头衔，他也可以绘图纸。我想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科学家、运动员或是医师、工程师，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要有真本领、真才学。
说这种大话的人，或是为了发泄怀才不遇的怨愤情绪，表白自己有出众的才能，或是对官场中人表示不屑，或是眼红他们享有的特权。有的人不过是说说而已，有的人则是雄心的流露，他们不仅将自己的雄心流于言表，而且要付诸行动，而由于他们认定“人尽可官”，故既不可能审视自己有无做官的才能，也不可能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而是找靠山、寻门路、送礼行贿、吹牛拍马……总之是为混入官场而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使尽浑身解数。此等人一旦壮志得酬，那本就鱼龙混杂的官场中又多了一批昏聩无能的庸人、弄虚作假的骗子，或是谄佞贪婪之徒。“要是给我个××干……”这句流行的大话，也会因“人尽可官”之说不断得到验证而继续流行下去。
其实，中国人流行的大话源远流长，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先说大话的人大概是被誉为圣人的孔子，其后是被誉为“亚圣”的孟子。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我用一年便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孔子有一度执掌鲁国的司法部长（司寇），也不怎么理想，最后仍是做他的老本行。至于孟子，他说：“从历史发展上看，大约五百年定会有王者兴起，这中间一定有不一般的人物辅佐他。从周朝的兴起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上看，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了；考察现在的社会现实，也正需要出现的时候，老天爷不想让天下太平也就算了，如果想要天下太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上，除了我谁还行呢？”但是，谁也没有用他。
不过，孔孟两人一直是中国人崇拜的精神偶像。中国人相信一个事实：“没有那个本事，不会说那个大话。”孔孟是有本事的，只因他们的道行太高（并称孔孟之道），一般人跟不上，用不了。所以，大话是说了，人们也不见怪。
特别让人信实大话可行的是，孔孟之后的刘邦、项羽，他们见到秦始皇后，都说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大话。这个大话幸而言中，且让后人既羡慕又嫉妒。有诗为证：“刘项原来不读书”，“亭长何曾识帝王？”
像以上说大话的人物很多。不再举例。总之，有些说大话的人，是兑现了的。没有兑现的大话，自然归之于近似“吹牛”之列。
看来，中国流行大话，是远不会止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