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有位学者认为：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些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
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劣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然而，现在被谓为“海归派”的新生代，在一个非常时期，他却闲着在家里制造苍蝇拍子的。我曾笑过一位友人：“我看你是个绣花枕头。”他也笑而不答，因为什么也说不上，说是科学救国吧，那是扯淡，样子很投入，很神往。现在他总算到汕头大学任教，听说是研究东南亚哲学问题。
林大作家的话是说对了的，圆熟，突出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