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公坪一年共举行四次为祈求农业生产风调雨顺的庙会，虽然每次庙会有不同的意义和目的，仪式也略有不同，但都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请玉皇大帝，接着请附近其他庙供奉的各路神仙、盘王，然后师公就开始屯兵，招兵买马，据说瑶民们要有天兵天将的保护才能过上平安的生活，如果太久不召集他们，以后就很难再听从师公的召唤。请完各界神灵和天兵天将后，就开始设宴，用村民们拿来供奉的供品款待他们，供品都是当地的特产及当季的农作物。各界神灵和天兵天将享用供品时，瑶民们要跳“冲鼓舞”，即长鼓舞，为请来的众神和天兵天将表演节目。娱乐项目结束，款待完毕，仪式的主要程序接近尾声，师公开始烧诉文和“马”，焚烧过程中师公也要念诵经文，负责组织这次仪式的农户一家都要跪在案台前听师公念诵经文，接收神灵的赐福。诉文的内容是参加此次仪式的村民名单以及捐款额，用白纸书写，然后装在红纸做成的信封里，焚烧诉文为了告知神灵这次参加仪式的村民名单及所捐的款，并祈求神灵保佑他们。“马”是给天兵天将买的马，实际上是一种在砂纸上用黑色墨汁印上四匹马的符。制作“马”有专门的模具，只需在模具上涂上墨汁，把裁剪好的砂纸盖在模具上就可以做好一张“马”，所以村民们都是在仪式的现场制作“马”。一般“马”以三张、六张和九张为一叠摆放，张数越多代表的马匹数量越多，越能表达对天兵天将的敬意。焚烧完诉文和“马”后，师公要把那些会给村子带来灾难、病痛的不吉利的鬼神，如瘟神、鬼怪等送走。村民们用草扎成一只小船，师公把这些不吉利的鬼神请到草船上，然后连同草船一起拿到庙外面烧掉。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师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念或唱诵经文，在请神和送神时还要吹牛角，通过打卦显示神灵的意愿，除了由师公表达全村村民的集体意愿外，仪式最后村民个人也上香许愿，祈求神灵庇佑，这体现了在神灵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尔干（EmileDurkheim）是率先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工、乱伦禁忌、轻生自杀、宗教礼仪等经验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形成一套系统严密和可验证的方法，开启了社会学的科学实证时代，他对宗教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人既然有理性，其宗教信仰就一定不是虚幻，而是联系和反映着某种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概念表象或符号化的社会本身或其组成部分，或者是其成员中的代表性个体。宗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事物，宗教表象是集体现实的表现；礼仪是产生于汇集在一起的群体之中，旨在激起、保持或再造这些群体的某些精神状态的行动方式。同时，杜尔干的研究还认为“礼仪基本上能产生人们希望的结果，这种结果就是礼仪存在的理由。人们举行礼仪有一种安全感，并能提前享受到礼仪准备并预示着要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所以人们喜欢参加礼仪，通过经常举行仪式，维护和加强了社会的统一，并且产生集体感情和集体观念，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人们的共同感情也一次次被重新证实。高界、斋公坪和新村的瑶族风俗习惯之所以被认为是在恭城县保存得较好的，除了这些村落交通闭塞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三个瑶族村落里一年举行四次的农耕仪式，维系了瑶族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使村民们坚守着共同的信念。
三、斋公坪自然村近年的变迁
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因而，文化变迁应该是文化的任何方面所发生的任何变迁，它既包括物质文化的变迁和精神文化的变迁，也包括文化特质、文化特质丛等文化内容的变迁和文化结构上的变化。因此，研究文化变迁是人类学永恒的主题。
斋公坪自然村2002年修建并使用了沼气技术，是生计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随着翻渣管、削皮机以及水果种植新技术等新科技的产生与运用，有效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实施的进程，并相应引起斋公坪屯社会体系一系列的变迁。
（一）经济收入来源的变迁
在斋公坪大面积种植果树前，村民们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种植低产的旱稻，上山采集特产，提炼桐油、茶油，砍伐杉树、杂木等木材维持，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经济极其贫困，生活一直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水平。使用沼气后，除了有效解决了人们的能源问题外，还促进了人们增加收入渠道的多样性。由于使用了沼气，人们可以从日常上山砍柴的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减轻了为日常生活付出的劳动和时间，人们有了剩余时间可以开展其他副业生产，也给村民们外出打工创造了条件。笔者东家在农闲时，也外出做一些有阶段性的工作，如跑运输、修路等。维持日常生活的压力减小了，村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生产经营事宜的研究与学习，他们开始考虑更换、丰富水果品种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叫种什么，村民就种什么，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关心农业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农产品技术含量的道路。
（二）生活方式的变迁
使用沼气技术以前，能源紧张，煮饭菜、煮猪食都靠烧柴，而且刚砍的柴水分多不能直接烧，得放一段时间才能用，很不方便。在通高压电之前，即便有家用电器也只能作摆设，农户小水电发的电连照明都难以保证，没有条件的农户只能使用煤油灯。如今用上了沼气，一个有四口人的家庭，养有两头猪，使用沼气煮饭、照明，夏天能少烧约1/2的柴火，冬季能源消耗较大，只能减少约1/3的柴火。沼气在燃烧时不产生污染的气体，既干净又方便，打开气阀后，用火柴就能点燃，省去了以前生火的麻烦，改善了烟熏火燎的生活环境。沼气池是处理人畜粪便的最理想场所，不但净化了居住环境，提高了卫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瑶民日常生活中，增加了“厕所”的概念。以前，粪便没有什么特殊利用价值，日常生活中厕所可有可无，使用沼气后，人、畜粪便变废为宝，为了收集粪便，有沼气池的农户都修建了厕所。厕所的普遍使用，不但改善了斋公坪的卫生条件，而且形成了讲究卫生的生活习惯，对其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与外界交流的变迁
移动电话在农村普及之前，交通状况好坏是影响村民与外界交流是否方便的决定因素。斋公坪自然村位于海拔680米的山上，距离西岭乡政府25里，虽然1998年修通了机耕路，但机耕路的路面较窄，只适合于两轮男式摩托车行驶，对不会驾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邓大姐是新合村村委主任，负责处理斋公坪的日常事务，保持与新合村委、西岭乡政府的联系。由于山势陡峭，邓大姐对于驾驶摩托车没有把握，她还是选择走路，外出开会对于她来说，比村委会其他男干部更费工夫，常常要在外面住宿一夜才能回来，而且根据她的经验走机耕路去乡政府比原来的旧路还远，因此，这条机耕路没有能从根本上满足斋公坪全体村民与外界交流的需要。
近两三年来，由于城市通讯市场已接近饱和，在竞争的压力下，农村市场的巨大空间成为通讯公司竞相争夺的对象，随着斋公坪村民的收入提高，移动电话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边远山区村民的生活，改变了斋公坪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以前没有电话，交通又不方便，村委干部间相互联系困难，每次村委会开会或传达消息，都得托人转告，极大影响日常工作的开展。现在有了移动电话，邓大姐可以通过电话直接与对方交换意见，解决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通过移动电话，邓大姐可以与有摩托车的村民取得联系，经常能搭上顺风车，方便了她的出行，节约了时间。虽然信号不好，但移动电话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也给村民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方便，最重要的是成为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便捷渠道，为实现农民享有获得信息资源的平等权利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除了移动电话，电视也逐渐在少数斋公坪村民家庭中出现，成为村民了解外界的另一种新方式。斋公坪虽然至今仍未能安装上有线电视，对信息的强烈需求使一些有条件的村民们在自家装上了电视信号接收器。尽管这样接收到的信号不强，效果并不好，但村民们能通过电视了解到恭城县或区里，以及国家和国外的一些重要新闻，已经感到很满足。除了了解新闻，有条件的村民还购买影碟机丰富文化生活。笔者在调查时留意到，有条件购买电视机和影碟机的村民，在家休息时大多喜欢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港产娱乐影片，主要是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带回来的。
斋公坪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再现了人们生活水平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时期的“三大件”的变化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生活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到80年代是：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是：电话、电脑和空调。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的体现，使用电话的普及过程是：到80年代末只有小部分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到9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使用固定电话，同时出现了少数使用移动电话的高消费人群；90年代末至最近几年，移动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日常的通信工具。人们的视觉享受也同样经过了由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再到录像机播放，然后到VCD影碟机，再到DVD影碟机的使用过程。斋公坪村民在通信设施和视频播放工具的使用上与城市居民不同，没有经过技术更新变化的缓慢过程，直接进入了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斋公坪2000年才架起高压电线，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的自来水、公路、电话线路、电视线路，基础设施还极不完善，但同样被卷入了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成为各通信公司以及家用电器公司争夺的发展空间，从而跃过城市居民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直接用上了手机、影碟机，进入信息时代。交流方式的变化，信息量的猛增，缩小了城乡间时空的距离。
（四）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变迁
随着收入的提高，对外界了解的增加，对于瑶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两种态度。三十五岁以上的瑶民对瑶族传统文化保持热诚的态度，而十几岁左右的青年人则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不感兴趣。近年来，参加庙会的人群一般只限于留在家中务农的人以及还未上学的儿童，除了上学的孩子外，其他的人，要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觉得没意思不愿参加。
年纪大的村民由于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至今仍然保持着瑶族传统的价值观，在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后，愿意花费更多的资金与时间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他们认为要维持现在获得的生产成果的状态，就必须要经常供奉祖先、盘王和各界神仙，感谢他们的庇佑，同时祈求神灵继续赐予瑶民们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和风调雨顺的生产条件。
青年人因为从小在山外读书，接受的是汉族文化思想的教育，又到汉族聚居地区打工，融入了汉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他们以此来评价祖辈们的传统文化，觉得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据几位长辈说，现在村里的青年人大多读书成绩不好，而且因为学费高昂，自己也不愿再继续读下去，回到家又不愿意到地里帮干农活，就只想到外面去打工，打工挣的钱还不够花销，经常回来要钱。
如今，以汉族的文化体系来制定教育的考核标准，无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教育法》规定少数民族儿童从小必须到政府建立的正规学校学习，而自己本民族的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与知识，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从长辈那里学到一些。由于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长，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本民族文化，对于本民族的很多事情一知半解，再加上现行考核标准的束缚，少数民族儿童很容易放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这将加速少数民族文化的消失。关于这一点，斋公坪的瑶族先辈们早就意识到了，在“广西各县苗猺民户编制通则”的第十四条就已有明确规定：“苗瑶民户之乡村没有学校的，由区公所或县政府参照苗瑶习惯设立特种学校，使苗瑶青年可以入学。”可惜的是，这个规定因没有任何实施的保障，而没有得到落实。另一方面，由于交通、语言等客观原因的限制，少数民族儿童在以汉族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斋公坪自解放以来的几十年从未出过一名大学生，绝大部分的孩子只念到初中。如今外出打工都要讲究技术，没有技术就难以找到理想收入的工作。斋公坪村民们多是只有初中文化，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有限，这就限制了他们外出打工职业的选择范围，只能从事低收入、重体力的工作，这对斋公坪今后的整体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五）经济意识的变迁
五六十年代，斋公坪村民们将到山里采集山上的特产与平原的居民交换，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到了80年代末，自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后，村民开始以买卖木材赚取更多的收入，在物资匮乏时期，木材资源供不应求，村民只要从山上砍下来树木，就有商人收购，销售不成问题。这时村民只需要简单的适应市场需求，就可以赚钱，是典型的卖方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普及、效率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经济运行已经形成了由买方需求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买方市场中消费决定生产，这使买方在交易活动中占据了更大的主动权，从而对卖方的生产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恭城县是闻名的水果种植大县，全县农民都种植水果，果商来到恭城购买水果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水果价格的浮动空间极大，如何经营水果种植才能获取高的收入，已成为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