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对刚果政府十分不利。总统卡萨武布和内阁总理卢蒙巴紧急协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秘密请求，请求美国对刚果予以帮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如果单方面派兵插手刚果事件，势必引起苏联人出面干涉，只有派遣联合国军队，才可能防止苏联人的直接卷入，所以艾森豪威尔提议让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向联合国呼吁。7月14日，美、苏两国投票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决议。维和部队开始进入刚果，其中有一万多名官兵是美国人。
卢蒙巴先请求美国的支援，后又和苏联秘密接触，这是他遭遇不幸的根源。
面临出现的这些局面，比利时政府支持和怂恿冲伯集团在刚果南部最富庶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成立加丹加共和国。卢蒙巴发表声明，不管是谁，只要帮助他收回加丹加省，把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接受对方的支持。
华盛顿方面认为，卢蒙巴有左翼倾向，他发表的这一声明正是他公开寻求苏联人帮助的表示。有人担心，卢蒙巴可能会把刚果变成第二个古巴。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非常仇视，以为他是引起新独立的刚果局势不安的主要因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说：“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杜勒斯的这句话确实表明了华盛顿官方的态度。
7月底，卢蒙巴飞往美国同联合国和国务院官员磋商。此行他给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他从不把你放在眼里，”狄龙报告说，“他两眼朝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流利。他的话与我们要讨论的那些特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受激情的支配，我只能用‘救世主般的’一词来描绘这种激情……他简直是个没有理性的人。”
国务院曾经希望能同卢蒙巴合作，但在他与狄龙会见后，这些希望破灭了。狄龙断定“他是一个无法与之打交道的人”。
卢蒙巴在美国受到冷遇，由于不能从美国获得军火和支持，他便转向了苏联。赫鲁晓夫已经在向着西方，特别是向比利时挥舞拳头，警告它们不要再企图对刚果实行殖民控制。苏联领导人对卢蒙巴提出的援助军用飞机和武器弹药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1960年8月18日，狄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刚果局势的发展作了报告，艾森豪威尔出席了会议。卢蒙巴和赫鲁晓夫当时正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从刚果撤出。美国不会听任联合国军从刚果被赶出来，要求联合国军必须留在刚果。艾森豪威尔甚至说：“即便苏联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也罢。”驻联合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如果刚果政府决意将联合国军赶出来的话，他怀疑联合国军是否能在刚果呆下去。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洛奇先生在这点上错了，我们谈论的只是一个想将我们赶出刚果的人，这个人就是苏联支持的卢蒙巴。”
最早直接提出把暗杀作为解决办法的人是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站长赫奇曼，他于8月24日拍来了一份危言耸听的电报。他报告说刚果反卢蒙巴的领导人向卡萨武布提出了暗杀卢蒙巴的计划，但是，卡萨武布拒绝批准此计划，他不愿意采取暴力行动，因为再没有其他领导人有足够的资格来取代卢蒙巴。
第二天，即8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私人代表戈登·格雷报告说：“总统对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直截了当的行动的必要性表示出极为强烈的情绪。他想知道所制定的计划是否足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委员会最后同意对刚果的计划不排除采取任何能搞掉卢蒙巴的特定行动的“考虑”。
8月26日，杜勒斯向中央情报局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电文是：“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情况，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杜勒斯还亲自在电报上签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可见电文的重要性。当时局长特别助理理查德·比斯尔正外出度假不在华盛顿，但是他和参与这一事件的中央情报局其他人员心里很清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卢蒙巴恨之入骨，把他看成是一条疯狗，总统迫切想把刚果的问题尽快解决。因此杜勒斯在给德夫林的电文中使用了最强硬的语气。
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据说是因为在三个星期以前，在苏联人的鼓动下，卢蒙巴断然宣布与联合国断绝关系。卢蒙巴对联合国秘书长说，刚果已失去对他个人的信任，并斥责联合国秘书长和比利时人串通一气。与此同时，卢蒙巴邀请苏联人直接插手刚果的事务。不久，刚果的军队开始逮捕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但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另一起突发事件掩盖了。
9月14日，在中央情报局和比利时情报机关的双重策动下，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了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权力。但卢蒙巴倚仗国会和忠于他的部队的支持，仍积极参与刚果的事务。
鉴于上述情况，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举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杜勒斯说：“当前，蒙博托在刚果是一支有效的力量，而卢蒙巴尚未被搞掉，他的存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危险。”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方案，决定暗杀卢蒙巴。
被囚禁的卢蒙巴没有死心，他在策划着怎样从中情局的魔掌逃脱。
9月份，中央情报局的毒品专家、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布忙得不亦乐乎，比斯尔要他作好暗杀卢蒙巴的准备工作。9月下旬，戈特利布确定了一种生物毒品，这种毒品注入人体，会使人得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他把毒品带到利奥波德维尔，亲自交给德夫林，要他用这些东西来干掉卢蒙巴。
尽管中情局做了缜密的布置和准备，卢蒙巴还是没有死于中情局的手中，到11月27日止，卢蒙巴一直处于联合国军的保护之下，其后，他决定到斯坦利维尔去从事政治活动。赫奇曼发觉了卢蒙巴的计划并报告了蒙博托，此外，他还配合蒙博托设置路障以图抓获卢蒙巴。三天以后，卢蒙巴被蒙博托抓获。
1961年1月13日，在刚果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担忧卢蒙巴再次从蒙博托手中溜掉，特工们加紧了行动。17日，卢蒙巴被押到已独立的加丹加省首府伊丽莎白维尔，下了飞机后不到几小时，就被人杀死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比希尔不久前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冷战者的思考》，书中记录了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商量暗杀他国政治领袖的情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那些暗杀行动的曝光，美国政府才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于是才有了1981年总统行政命令的出台——中情局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行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中情局又恢复了搞暗杀活动。
暗杀古巴总统卡斯特罗
古巴是美国的后院，但这个后院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反美立场非常坚定。他从上大学的时候起，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压迫。1959年1月，卡斯特罗指挥古巴起义军最终推翻了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1961年4月又击溃了美国的雇佣军，将美国的势力彻底清除出古巴。在随后的40余年里，卡斯特罗带领古巴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当然是不会放过卡斯特罗的。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使用的是传统的收买内线的办法，通过流亡美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古巴人，买通了卡斯特罗身边一个名叫米勒的医生。1960年卡斯特罗正患眼疾，中情局将自制的毒药装进卡斯特罗常用的药瓶中交给米勒，让他伺机下手。米勒内心惶恐不安，几次有机会都没敢动手。最后他终于狠下心来，不料却在慌乱中失手打碎了毒药瓶。他惊异地看到，流出的药液立刻腐蚀了水泥地板。米勒良心发现，主动向古巴安全部门自首。
1961年，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计划惨遭失败。中情局恨不得一下子把卡斯特罗除掉，他们不惜与芝加哥臭名昭著的黑社会集团合作，开价15万美元，想通过黑社会之手除掉心头之患。黑社会头子从中情局支取了1．1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于1962年4月派人潜入古巴，要中情局等待他们的好消息。但中情局等到10月，等来的却是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青年时的卡斯特罗是一个有着坚定意志的人，他成为领袖之后，从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淫威。
使用毒药是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惯用手段。他们曾经试制各种剧毒药丸，试图加进卡斯特罗吸的香烟、喝的咖啡和汤里，还试图使用海蜇毒汁加工过的毒针、带有致命细菌的手帕等，通过收买卡斯特罗身边的人下手，但都没有成功。卡斯特罗也因为有人数度想在他的香烟中放毒，终于戒了烟。
卡斯特罗终身未婚，中情局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于是将“美人计”作为一项选择。许多被中情局相中的女性的命运都很悲惨，最惨的莫过于卡斯特罗过去的恋人玛丽塔。玛丽塔一家是移民美国的德国人。1959年的一天，玛丽塔父亲的游船在哈瓦那停留，随船旅行的玛丽塔因此邂逅了卡斯特罗。两人不久后坠入情网，并且有了一个儿子，但那是一个早产儿。玛丽塔回到美国后，中情局的人找到她，给她看了一张死婴的照片，告诉她卡斯特罗已经杀死了她的儿子。震惊之中的玛丽塔随后被中情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洗脑。中情局让玛丽塔带着对卡斯特罗的仇恨回到古巴。然而一见到卡斯特罗，玛丽塔对他所有的爱立刻重新在心中汹涌。卡斯特罗见到玛丽塔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回来杀我的吧？”玛丽塔低下了头。这次暗杀行动又没有成功，中情局狠狠地处罚了玛丽塔。晚年的玛丽塔一身伤病，独自住在纽约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里。
中情局知道卡斯特罗酷爱游泳和潜水，就在双方谈判交换吉隆滩“猪湾入侵”事件美军战俘问题时，将一套染有致命真菌的潜水服交给美方律师，要他带给卡斯特罗。一旦感染上这种真菌，人的皮肤就会逐渐烂掉，而且无药可救。可是这位蒙在鼓里的律师觉得这套潜水服不够档次，拿不出手，自己另外到商店买了一套更高级的送给卡斯特罗……
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被计划暗杀达637次之多，居各国领导人之首。卡斯特罗则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
制造乱局的“智利事件”
1964年，智利进行总统选举时，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曾谋求竞选总统。当年，中央情报局资助了与阿连德对立的基督教民主党400万美元。
中情局利用传单、报刊等宣传工具美化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把阿连德和他所在的社会党描绘成反民主的力量，宣称要是一旦让阿连德当政，智利将会蜕变成一个充满恐怖行为的警察国家。最后选举的结果，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弗雷德由于得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得票最多，当选为总统。
1970年，智利又到了选举总统的日子。阿连德指责弗雷德半心半意地推行社会改革，主张要加快速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于是决定再次竞选，并且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这时，白宫便开始策划如何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计划，包括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
当时，中情局在智利首府的圣地亚哥站站长亨利·赫克谢尔对是否有能力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缺乏信心，他打电报向华盛顿总部提出了疑问，计划处处长托马斯·卡拉默辛斯命令赫克谢尔立即返回华盛顿总部。在总部办公室，赫克谢尔被他的上司训斥了一顿，他们对他说，这次秘密行动，即使中央情报局不想干也得干。挨了批评后满腹牢骚的赫克谢尔回到圣地亚哥后，对他的下属说：“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没有人打算到白宫去对总统说，我们中央情报局不能干这件事，我们只好干吧！”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思索，选择了几名得力干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特工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这个特遣队的秘密使命就是阻止阿连德正式就任总统。
中情局在智利策划军事政变的方案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计划处西半球科副科长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智利站的12名人员中的4人知道。
1970年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电报说：“为了加快发动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10月15日，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把维沃克斯的情况向基辛格和黑格作了汇报，白宫立即发出指示。中情局根据白宫的指示给维沃克斯发了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维沃克斯决定孤注一掷，他对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的需要10枚催泪瓦斯手榴弹、3支4．8口径的轻型自动步枪和500发子弹的请求告诉了中情局领导。开始中情局怀疑对方是否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不以为意了。10月19日，智利军官所要的武器隐藏在外交邮袋里，从美国运送到了智利，21日，就转交到了这两名军官的手中。几乎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都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同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后，担任军政府的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