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孟繁华在《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一文中说：“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到处可以听到对文学的不满和指责，文学的末日似乎来临；但在大小传媒上，对具体作品的肯定如鲜花遍地盛开，我们仿佛又处在一个文学盛世。这两种判断究竟哪一种更真实，哪一种更接近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显然已经构成了小说评价的困惑和隐痛。”学者的困惑与隐痛，不仅表达了读者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一种期待，也揭示出当前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
就农村题材创作而言，尽管每年都有大批优秀的、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问世，但大多作品是和农村向城市化靠拢、农民遭遇新的人文环境的精神面貌与境况有关。讴歌新农村的时代变迁，彰显新农民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随之而更新的新气象铺天盖地，却很少有人对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与尖锐矛盾进行揭露与批判。特别是关于农村新生的腐朽与堕落问题涉及太少，不知是作家有意回避还是视而不见，传统“问题小说”中那种“揭示痛苦，引起疗救”的优良风气，似乎在一片和谐声中被遗忘被淹没。我们不仅想问，文学发展到了今天，虽没有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那辈人把“问题小说”作为寻求社会病因、开药方、找出路等形而上的意识诉求，但文学关注农民、关注社会的新问题、新苦恼、新困境的艺术本质没变，党和政府、社会对于农民的生存关怀没变，而让农民真正担当起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主宰者也是文学永恒的价值追求。那么，在面对农村万象丛生的突出矛盾时，我们的作家能否真心对待农民，以“问题意识”关心农民，关注农村发展的前景与命运，不仅是评介农村题材小说优劣的关键，也是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文学走出困境的希望。
出现这种情形，除了创作理念与现实情况等个人局限性因素外，还存在着历史性原因。首先，它与当代作家与农民现实生活的疏离有关。北大教授陈平原早在论及乡土作家的经验论时曾就说过：“乡土文学家对故乡生活、农民痛苦的了解，多半来自间接经验。而作为直接经验的只是儿时生活的回忆和成年偶然回乡的观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农民生活作出精确的描绘。”（《论“乡土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其实，不只是现代作家，当代文学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缺乏具体的农村生活经验，自然会影响作家们对于乡村生活世界的描画。更重要的，它与农民的现实和历史地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农民之间的隔膜关系和现实文化倾向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轻视和忽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的，中国改革跨越发展的目标又是主张乡村与城市一体化，乡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改造，农民常被经济社会的文化创新赋予是愚昧、平庸的精神特征，承担着现代文明阻滞力的角色。这种文化状况，从思想深处就制约着作家们营造乡村世界的动力与形象塑造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有党和政府对于农民生存现实的关怀与关注，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减免农、牧业等税收，实行种粮补贴等优惠政策，使农民家家有余粮、衣食无忧，到农村实行医疗保险制度，解除了农民因无钱治病而不敢走进医院的后顾之忧；从希望工程的启动，为农民贫困子女因辍学而无法受到教育卸去了大包袱，到农民拥有了自己长久的承包地，种粮种菜选择自由。不少农村还建立了农村文化站和俱乐部，满足了农民的科学文化学习及精神娱乐活动。农民家家有电视，户户装电话，眼界开阔了，心胸豁达了，坐在家里也知晓天下事等等。但这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大量的正面素材，只要我们往农村走上一走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的实施和享受，竟然是和一些老弱病残、妇幼孩童相连系的。不是说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不应该享受这些优惠待遇和条件，而是他们无力承担由此而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随着农村主要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涌动，致使农村的人口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大多家庭出现只有老人和儿童的“弱势结构”现象。这些人因为年老体弱或上学无力奔波而只好留守，被称之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大多年龄在60岁左右，一面要承担家庭承包责任田的农活，另一方面要承担孙子辈的教育学习和饮食起居。由于年迈体弱，他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休息，不仅健康指数下降，精神缺乏慰藉，安全隐患也时有发生。如笔者曾遇到的一位农村老大娘，夜里听见小偷进屋翻腾，因力不从心不敢面对，结果第二天发现，钱和衣服没了，连厨房做饭的锅和笼屉都让小偷给扛走了，当下就失去了吃饭的家当，老人的心怎能不痛？而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学习缺乏辅导，学习成绩下降，而情感和父母的长期隔膜，致使大多儿童患上自闭或忧郁病症，成了“问题儿童”。身在城市打工的青壮年人，并没有因此而安心工作，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也不见得比家人轻松。这些问题的产生，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特别是这些不安定因素造成的不和谐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演化成心理障碍，久而久之也会积化为社会毒瘤，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这些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各种媒体都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和同情，不能说我们的作家闻所未闻，但很少有作家以细腻和敏锐的眼光去发现去把握，并且以鲜活生动的悲剧形象塑造给予揭示和面对。要知道剖析悲剧形象的社会根源，是需要作家的勇气而不是经验。
其次，农业土地流失现象严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纠正随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指示精神，的确说明土地流失问题在农村存在有普遍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就是农民的命脉。可是随着农村向城市化挺进，城市流动人口的加大，致使城市土地价格一路攀升。特别是欲望无止境的商人，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农村的廉价土地；特别是一些城乡结合地区，更是官方买地、商人圈地的极热带。把大量的农村土地拥为私有或私营企业所有，私营企业为此可以解决一些闲置农民的就业，自然是件好事，关键是那些私自建筑别墅洋楼的贪官和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和金钱，廉价收购和私自占有农民的土地，作为他们个人奢侈生活享受的后花园。他们冠冕堂皇地说是给农村资助部分急需资金，但在农村的事务管理还处于无序状态、监管体系薄弱的情况下，这笔卖地款要么乱花乱支出，要么流入村干部的个人腰包，到头来农民是土地没有了，钱也没见上。更有甚者是一些农村干部的贪婪和轻视土地观念，认为农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土地可以做些文章，因此无视国家法令，蔑视农民利益，出现只要给钱就放地行为，致使大量的国有土地流失到个人名下。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农村土地流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承包责任田上搞商品房和商业投资。一些村干部缺乏土地意识，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将农民的余留土地转让，追求“土地致富”。尽管《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只能服务于农业，但土地在农村应该是保证农民子孙后代不饿肚子的唯一底线，变现土地资源，只是一时痛快，一旦出现荒年，农业经济萎缩，必然会切断农民的命脉，这个底线怎能突破。第二是在集体土地上搞建设。利用集体土地搞商品房开发，这在城乡结合部农村尤为普遍。有人认为这是让农民摆脱对于土地几千年来的依附关系，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率的最好时机。其实谁都明白，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具有不可流动性，一旦流失就绝无可能挽回。再说低价或者零地价的转让土地，不仅让农村承受巨额财政挂账负担，而且利益归谁？是土地所有的集体还是投资者？何况乡产权、小产权问题矛盾不断，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勾结滋生可利用的空间。第三是农民的宅基地乱批乱占。一些乡村缺乏宅基地审批的法规依据和程序，根本没有科学公正的宅基地评估体系，无节制地满足一些贪得无厌的村民审批宅地，甚至把农民的文化活动场所，村里唯一的戏台剧场也被改作经商场所。据笔者调查，一个具有两三千人口的自然村，因为百年戏台场地被私人占有，村里一年四季无法举行一次娱乐活动，村民们想看戏还得跑到几十里地以外。这不仅影响大多农民的文化生活娱乐，也激化了干群关系，后果十分可怕。
再者，农民新的“空心化”现状需要文学观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多元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农民也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封闭的农村结构和单一的农民身份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中被打破。尽管大多农民青壮年外出打工，代表了一部分新农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但他们对于社会进步的实质性内涵还缺乏认识，只想着给家里寄上钱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忽略对于子女的教育和情感沟通，致使一代成长中儿童的心理“空心化”。而留守在村里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除了农田劳作之外，文化生活就是看电视、打麻将。因为有线电视没到农村，只能看区域转播的少数节目，大多家庭选择影碟录像消遣。然而影像渠道管理混乱，大量的黄色****影碟对于农民的消极影响十分严重，特别对一些农村青年的负面影响导致犯罪率上升。比如有些青年盲目崇拜影碟中的黑社会老大的反面形象，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总想一夜暴富不惜抢劫杀人。有些青年眼热城市的高楼洋房，不愿守着土地辛勤劳作，对农活没有兴趣和热情，和留守老人产生代沟摩擦，最终抱着发财梦进城，想尽早变成城市人。这些农民无论从心理素质、文化素质，还是思想素质都远离了新农民形象，更因文化生活单调乏味，在知识、技能的“空心化”中与“新农民”相去甚远。而一些条件越是好的农村，干部都越往城里居住，上下班有小车接送，平日闲下很少能见着村干部的面，造成干部农村“空心化”。空心化现象势必会对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隐患，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无不担忧地表示：“建设新农村，资金也许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没有人才，甚至连像样的劳动力都没有。”还有人为中国农民的出路质疑：都进城了，没有人种庄稼，谁来养活我们！难道只有老农民有这样的担忧吗？粮食是所有生灵的生存保障，这个问题的深刻含义难道不值得我们的作家去思考？
作为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应该对新农村建设中拥有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是充分而独到的。对于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矛盾应有复杂而敏锐的判断力。以讴歌新农村进步的人和事，再现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真相，给读者以鼓舞、警醒这应该是文学的主旋律。但是，要批判和揭露新农村现实中存在的顽疾与新生的腐朽堕落，给读者以心灵的冲击与震撼，也许就成了文学担心的“雷区”。有些评论家不满足如今的农村题材创作时说，原因在于今天的作家缺少农村经验，没有真实的农民感受，自然写不出农民喜爱和认可的文学作品，这话固然没错，但当下文学的边缘化，不能说和文学的社会使命意识和现实批判性日益削弱没有关系。勇创题材的禁区，让文学从“娱乐”和“美”的倾向中跳出，以农村底层人物的苦难和“问题意识”去书写，也许会面临“为政治服务”和“文学性”的两大挑战。但文学要提供给人民宣泄被压抑情绪的平台，完成她的信念和责任，就得像赵树理那样，为了农民利益舍得自己生命的勇气，哪怕是被扭曲、被解构了的，也要为农民伸屈张目。为了农民、农村、农业的命运和前途，坚守讴歌与鞭挞、高雅与通俗的艺术原则，在“问题意识”中张扬人性的自由，是文学真正传达这个时代的心灵图景和现实图景的唯一出路。
（200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