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圈内，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古远清教授为“古大师”，因他幽默风趣，冷静善谋，著作等身，深得学者敬重，久而久之“古大师”的惠称就唯他师尊了。而我辈俗常，能有缘结识大师，可谓三生有幸。辛卯年来临，偶然知晓古教授古稀寿椿，春随岁意，恭贺福寿松龄，以表敬重心愿。
多年来和古远清教授以会议谋面、以通讯交流，深知他勤谨敬业德为世重，呕心沥血，不思闻达于喧嚣，甘守寂寞于治学，著书立传，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尽管我也知道他有一位贤内助（他的爱妻也是一位退休教授），有个好帮手在为他整稿出稿给力劲道，但毕竟20多部大作的频频问世，没有著作人甘守寂寞忘岁月、不弃多年冷板凳的辛勤耕耘及潇洒高超的艺术感知能力，一切都难成正果。特别是他的深厚的理论批评功底和学术实践探索，让我们经常能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看到他锋发韵流，深邃质朴，落笔妙天下的文章，领略他卓越的批评风采。这些对于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人来说，不仅是敬佩，更多是汗颜。马克思曾盛赞米尔顿：如春蚕吐丝般创作《失乐园》乃是他天性的能动表现。可我看古教授，那种带给我们壮怀崇高的充实精神和闪烁光辉的学术成就，根源于他心灵深处的文学信仰和艺术追求。
当我从《古远清文艺争鸣集》中得知古教授原是出身贫寒、祖上三代为“煤矿工人，均不识丁”且又是被寒家卖出，由人贩子“转手卖给离我出生地——广东梅县大坪墟西山村赤岭头不远的小镇上”做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时，真为他不幸中的万幸而感到高兴。他天赋秉异又顽强有理想、有信仰，最终走进国内名牌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著名哲学家李达校长的弟子。饱学、潇洒、儒雅的大家气质，才华横溢及敏锐的艺术感觉能力，使古远清教授那份独到的、且具有拓荒意义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三部曲，成为他绚丽人生的乐章，畅响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的旋律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及《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创造性地运用于大陆、台港澳文学的四维空间，对两岸四地文学的整体观照和全景式探索的研究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真可谓首屈一指。被学术界美誉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大“壮举”。特别是《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出版，既注重台湾与内地文学批评史的多维空间整合性研究，又指出与内地同根同源以及相异之处，在台湾学术界引起轰动，反响高涨。台湾大学教授张健称其为“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总整理和客观观照。”著名作家陈映真就古远清追求知性的严密和透辟的学理性成果，称他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独行侠”。这里尽管有着古远清个人学术研究治史的独立品格，但对于他90年代才进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来算，成果却令人瞠目，也算得上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异数。尤其是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走出单纯评述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叙述窠臼，让文学史更具有理论个性的立体感和穿透力，无疑为学术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注入一针强心剂，使一直以来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死了”的沉闷疲软市场得到松绑。也让20世纪新的文学治史模式，在鼓励学者的创新意识和个人经验的建构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古远清教授是靠扎实的学问而闻名于文坛的，虽说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但叱咤文坛故而也戴上了“雄辩家”和“文艺斗士”之冠，这无疑和2002年那场名震海内外的“古余官司”有关。特别是老少皆知的“一字万金的身价”，在国内外恐怕也是独自一家。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马东在采访古远清时，还不无调侃地说：“好昂贵的‘狡猾’！……你恐怕是全世界稿费最高的作家了。”虽说是调侃，但足以说明古远清的名气之大和影响深远。早在1994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古教授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时，学术界就有南北“二古”之美誉（北古：古继堂，北京大学教授），他们对于台湾文学研究的贡献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否则余秋雨怎么会找上古远清对簿公堂呢，名气对等才会有这个必要吧！古教授说和余秋雨对簿公堂纯属“逼上梁山”之为，我相信这不是戏言。在两人的官司之前，一次厦门学术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行多人到当地一家书店购书，在一片寂静的阅览觅书之中，古远清教授拿着一本书突然走到我的面前悄声地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在骂我，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拿过书来一翻，果不其然，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的背影》。作者是余秋雨的学生，褒余砭古自不必多辩，但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还是在古教授幽默诙谐的“不批不知道，一批作广告”的戏言中，慷慨解囊。回家仔细阅读，方才明白，其中有些学术事实是需要澄清的，这才是古教授所谓“逼上梁山”的真正含义。
其实，在和古远清教授的多次接触与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个纯粹做学问的人。温文尔雅，为人坦诚，幽默诙谐，快人快语集一身，并没有因名气大而拒人以千里，令人亲近。比如他告诉我们，他是个“书痴”，他说：“喜欢旅游的人嗜好名山大川，迷上音乐的人爱卡啦OK，退休的老人提着鸟笼逛公园，而我一介书生，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看书、写书、评书外加上教书……”每次会议一结束，我都会跟着古教授去主办会议城市的最大书店，而且每次买书最多的也是古远清。从台湾开会回家，他买了5000多元的一大包书籍，让台湾安检以为是禁书还几经验证，差点误了登机。一次重庆会议结束我路过武汉，专程拜访古教授，看到他四壁的书籍都快赶上小型图书馆了。他家里有20多个书架，每个书架放着的都是里外两层图书，我发愁这样找书会很难吧？他却爽朗地笑着说：用手电筒仔细寻觅呗。别看书多，分门别类专有所属：工作间书架放的是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书籍；客厅书架放的是大陆书籍；而其余书籍放在车库。我提出能否赐送一些旧书？古教授虽面呈不舍，但还是忍痛割爱，把现已绝版了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给了我，让我非常感动。教书匠博古通今受人尊敬，可是自古十个就有九个穷，但熟悉古远清的人都知道，他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图书，就会毫不吝啬地倾其所有，可他却幽默风趣地给我们讲：也不尽然。有时也会到书店“打书钉”。就是不惜花上大半天的时间，站在书店里看书。人家不让抄，他就强行背记，记下书名和出版单位，为以后购买使用参考。我们跟他开玩笑：大教授不买书又想看书不嫌寒酸？古教授却乐在其中，一说这是为书店增加人气。二说这是一种享受，既不花银子，又能获得知识，何乐而不为。
古远清教授就是这样随和且时常令人开怀、且又不得不让我们向他致敬的人。在对待学术问题及文化尊严方面他从不含糊。他思想尖锐、深刻，理论功底丰润博厚。深邃的哲理性思辨，常常彰显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我喜欢读他文思不俗又狂澜于千里烟波的文章，也非常欣赏他拒绝与一些文化群体分享文学意识偏执的批评状态。比如在一篇访台散文中，有“零星炮火袭击研讨会”文章记录着台湾学者批评北京大学教授古继堂的新著《台湾的母体依恋》是“统战作品”。古远清毫不客气地应答：“因意识形态不同这可以理解，但最好不要给对方乱贴政治标签！”还不卑不亢地指出，有些台湾学者嘲笑大陆学者连台湾作家是男是女都弄不清楚，还搞什么研究。但自开放以后大陆可以探亲，台湾邀请的第一个访台作家却是早已作古的张恨水。这样的学术争论可惜一般学者没有资格看到，但读到了就是一种享受。还有他的皇皇巨著《台湾当代新诗史》一经出版，就引起台湾诗界的强烈反响。一些“酷评家”用尽了“粗俗的字眼”贬伐古远清的选诗标准，“命令”古远清把台湾诗人高准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亲往现场声援侯德健”以及高准起草的《两岸和平协定第三案》都应纳入台湾新诗史。古远清义正词严：“这更不属诗作和诗论，恕不能从命。”可他和台湾著名诗人落蒂先生关于这场“新诗史”的论战，却最终成为两岸学人“不打不相识”的美谈，誉满文坛，让落蒂老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台湾诗坛派别众多，谁也不服谁，可能是无法有自己新诗史的原因”，且赞赏古远清“倍感您的宽容大度，是可敬的文友”，并鼓励古远清：“您也继续努力，再为台湾新诗史续一章”。我想没有古远清教授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是难得赢取信服的。
我幸运与这样的大师相识。每当我遇到学术难题，第一个请教的就是古教授。2009年我的拙著《世华文韵》付梓时，我恳请他能否拨冗赐序，古教授百忙之中欣然应允。2010年我为完成学术任务“讲、述、评”，要向科研院所进行学术讲座，向他请教学术前沿问题和演讲技巧，古教授释疑解难，并旁征博引措辞玉润，电话里还怕我听不明白，就把他一篇刚写完的学术论文发EMAIL给我作为参考，金石心智毫不保留，垂青偏爱让我感动。美国作家亚·克·本森说过，“和一个兴趣相近的人，一个公正而富有同情心、尖锐而又有欣赏能力的人，一个观点稍稍不同、适足以对问题提出一些启发，把自己没有发觉和忽略了的地方照亮的人，促膝谈心，乃是智力上极高的享受”。每当我想起和古远清教授这些年来的君子交往，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的感激。是温暖，是享受，是关怀，是敬仰，都萦绕在胸。特别是他谦谦君子的大家风范：“我对两岸三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还仅仅只是开始。很可能，我犁耕的只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这块贫瘠土地的表层……”如明月辉映，会永远成为我潜心学问、谦虚做人的榜样。
今日欣逢古远清教授古稀寿椿，寿以人尊，却无以为荷，谨以拙文贺之，略表寸心。衷心地祝愿古远清教授：德如稠雨皆润泽，寿比松柏乃长春！
辛卯晓春撰于方瀛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