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戏剧作家、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金奖获得者莫里斯·梅特林克在他的剧本《青鸟》中有这样的记载：西方有一个地方叫“思念之土”，沉睡在哪里的逝者，只有当亲人们想念他们的时候，才会苏醒。西方人把这叫灵魂不死。这和中国人讲究不能忘祖，表达对于逝者的思念和怀想之情，为逝者烧纸上坟俗称“扫墓”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中国会有“清明节”。目前中国政府把“清明扫墓”法定为民俗节，因此各种祭奠活动层出不穷。在农村，有“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的“祭祀”大型纪念活动，所有和逝者有关系的亲朋好友都会参加，讲究起来也十分热闹并和婚丧嫁娶一般隆重。为此也不乏有人借此来显摆阔气、讲排场、争面子。葛水平的短篇小说《比风来得早》就是在叙述这一特殊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揭示出世态炎凉和人心不古的现实存在。
主人公吴玉亭出身贫寒，家有兄妹四人，唯他是个“城里人”，在县里工作并担任县政府办“副主任”，这在他的家乡“瓦窑沟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可吴玉亭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没混上正科级，从未享受过乡人礼遇，因此母亲已经去世五年，从未给母亲办过一次“祭祀”活动。熬到县长要退居二线，许诺给予“扶正”，正好又遇上母亲去世“十年”的“清明节”，吴玉亭这才决定要回家为母亲大办一场“祭祀”活动，要排排场场地热闹一番，也算给自己争一回面子。他向县政府车队借到“两头平”的小卧车，又叫了县剧团，打道回村的“派头”和要提正科的消息，像风似地跟着他的喜悦不胫而走，传遍了瓦窑沟村的上上下下。吴玉亭前脚到家，村长李喜平和会计王政林后脚就上门道喜，巴结吴玉亭是想为村里要钱办事。而村长夫人也带着一帮妇女到吴玉亭家帮厨，并亲自上坟地给吴玉亭已去世十年的母亲哭坟。这让一向冷遇的吴玉亭和家人受宠若惊。吴玉亭立刻应承给村里拨钱、修路、盖学堂等。春风洗面，喜气洋洋，话也投机了，钱像是顺手就能拿到一样，因此“祭祀”活动成了全村人的喜事，一派祥和气象。
小说是借用清明扫墓这一民俗活动，主要围绕两条线索来展开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悖论、成长扭曲等叙述的。第一，要升官了，有地位了，吴玉亭也就有了信心，那胆量和男人的面子，都是母亲十年祭祀活动的威风。因此他才会把身份的“谱”拉得那么大，开着“两头平”的小卧车回村，还邀请县里最有名气的戏班子唱戏热闹，这是长期心理压抑的结果。这么多年他活得憋气，为想提干，光给三任县长早上起床叠被子，就叠了十几年，卑躬屈膝到头来还熬不出个正职头衔，竟把自己的文学爱好以及当作家的理想也放弃了。如今县长要退居二线才答应给“扶正”，也正是自己在村人面前施展拳脚争回面子的大好时机，因此不能错过。第二，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为将要出任县办公室主任的吴玉亭帮忙，甚至不惜磕头烧香。村长还让自己的老婆给素无往来的吴家宴席帮厨干杂活，甚至去吴玉亭母亲的坟上帮着哭坟。这些在吴玉亭看来都十分反常的举动，在乡亲们看来却都来自心甘情愿。因为村民们也心知肚明，村长都这么殷勤，吴家是要出大官了，我们如不趁早巴结，怕是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作者本想怜悯吴玉亭这个小人物的无奈和窘迫处境，却不经意中揭示出时下的世俗民风，一种古朴纯真的情感裂变，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富足的农村蔓延开来，那种古朴田园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风景不见了，而“相逢无多言，但道桑麻长”的淳朴憨厚民风也淡化了，人心的距离都被权势和金钱在丈量着远近。都说城市人最势利，因为没有接地气，可如今的农村人又是怎么了，现代文明的发展让农村人变聪明了还是变的现实了？没有钱是不能谈发展，可是有了钱人心都散了，发展还能搞起来吗？有人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有人说这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对于此作者是赋予怜悯与同情的。
因为主人公吴玉亭的可悲之处，蕴含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情结。儒家传统礼乐治国的“入世”教育，使多少文化人崇尚“学而优则仕”。为了能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不惜为了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不择手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致命的价值导向。能混出个高官显贵，不仅生活上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整个家族也能随之鸡犬升天、炙手可热。因此，飞黄腾达是自古以来读书人的理想，升官发财也是所有人的期盼。有这样的历史文化情结作怪，无论是吴玉亭还是村长的行为好像我们都能理解。然而，“学而优则仕”，却忽略了“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的存在，儒家文化也讲“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这是在告诉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首先做厚德仁义君子，而君子有道首先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绝不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如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利”而谋“道”，道就会越走越窄，最终誉毁人亡才是最危险的。吴玉亭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就为能够当上县政府办主任不惜卑躬屈膝、挖空心思去讨好上司。可悲的是，几十年的殷勤示好，最终只得到的是一句口头承诺，而他却为了这一句口头承诺，竟引发出全村人不合时宜的可怜行为，事实上已经用事实印证了为利而谋道者的可怜下场。最终县长答应吴玉亭“扶正”的“口头承诺”还真的是落空了，吴玉亭答应村长的“承诺”自然也就落空了，又像一阵“风”似地，瞬间把所有人梦想成真的喜悦都一扫而空，留下的只有被“风”划伤的“心痕”。
小说并没有叙述接下来人物的去向和作为，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思域宽广的想象空间，并深思其中的寓意所在。首先，“口头承诺”如“风”，虚无缥缈不会牢靠，自然来有踪去无影，速度之快变化无常。吴玉亭处心积虑，虽然官小但却涉及的道德君子事大。人们常说，小人悲戚戚可以心造幻影，而君子坦荡荡始终脚踏实地，太在意虚荣就必将会被虚荣残蚀。试想生命都如草木一般，何况没有根基的“承诺”？其次，是腐败之“风”日盛，如溃烂的脓包感染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唐代诗人李峤赋《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可谓风速之快之猛，但此“风非彼风”，不需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也能杀伤人，它杀伤了农民之间淳朴诚实的乡情，杀伤了百姓对于生存希望的信念，为了钱而裂变的情感是动摇民生与国家关系的潜在危机。小说在负累于名声和地位的价值追问以及强国富民的思索中，层层递进引人深思。特别在大力倡导创建文明、和谐、人性化的时代，连最老实忠厚善良的农民也在无奈中自我奴役、自我虐待、自毁尊严。这些被称之为祖国脊梁者，为了自救和“救赎”在不自觉中和城里人结成了精神骗局，形成了“共犯结构”，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悲剧意识。不仅有价值观扭曲引发的悲剧，更甚者对于腐败带来的精神麻痹有消亡自我的灵魂和良知，这才是小说《比风来得早》最值得品味的地方。
我们知道成功的、好的小说并不在于对读者的外在灌输，而在于给予读者心灵内在的唤醒，甚至可以引导读者导致行为方式的改变。《比风来得早》虽然讲述了一个人的患得患失的故事，但它的意境深远，寓意深刻，让人在“风”将到来的那一刻，就怦然心动“悟”出真理：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朴实从容些好，不能“心为形役”，要遵循客观规律、顺势而行。学文化、长见识、树立远大志向没有错，但真正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定力和从容。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内心的定力和从容，就会失去对于自我价值的正确把握，即使是取得一时之位，也一定会被职位所摆布，胜任不了社会角色的提升。我们追求理想固然重要，但内心的愿望是促使你实现理想的行动，内心越是淡定，行动就越会从容，从而也就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自我，也就不会太在意那些激烈的、张扬的外在形式，更不会被权力和金钱所诱惑。因此，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把握好自己的担当，才是名符其实的社会有用人才。
《比风来得早》好就好在：它为尊严请命。同时也借用民俗文化，引发出什么才是理想人格魅力的话题思考，让我们在生活的自我剖析中明晰事理：心灵屈辱下的权、钱膜拜不可取。生活的现实也许不太理想，亲情的磨灭，精神颓废，价值观扭曲、浮躁心理盛行等等会让人们一时失去了生活的淡定与从容。但真正的贤者，是不会被物质生活和名誉所累的。葛水平以她触摸社会最敏感的病灶思考，以此来引导人们价值体系的重塑。她希望人们的行为方式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合乎寻常人伦，像贺绍俊说她的小说《地气》那样：“她是不会爬到文坛的山顶上去‘喊山’的，而地气才是她的命根子”，以强烈的土地“扎根”意识，使自己小说中的人物都那么鲜活，血肉丰满，感染力强，思想力量厚重。而她的文字又是那么的“轻盈而不失厚重，世俗而不失雅致”，读起来酣畅淋漓，沁人心脾，让人读了还想再读，念过还想再念。可读性强，感染力大，这也许是源于乡村土地给予葛水平的灵感所产生的文字“气场”，是作家心灵栖息之地所蕴含的深意，希望能成为利器，为那些因价值观扭曲而导致灵魂和良知都被奴役了“心痕”的人们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