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诺第一次应邀参加文学作品研讨会。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老头，顶着“文学新人”的帽子满面红光地坐在那里说：“我今天愿意听大家的批评。”米诺也收到了一本他的签名书，签名蛮洒脱，辛不韦。书很厚，四百多页，米诺看了两页，有点看不进去。她看到好几个作家轮流发言，他们几乎收集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语句如同标签一个一个贴到了老作家身上，可是让米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针对他的作品说点什么。
按照惯例，开完研讨会就开酒席。所有的人对米诺来说都是陌生的，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米诺，偶尔有一两个人和她打个照面，然后礼貌性地笑一下，也礼貌性地交换了联络方式。酒席快散的时候，米诺蓦然看到振一在外面站着冲她笑。她知道他是如约来接她的，她想立刻逃离现场，说实话，她不喜欢这种纷乱嘈杂的场合。
她正要起身，有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士举杯走过来向她敬酒，她有点不知所措，拿起酒杯礼貌地回应了。“你好，方便留个通讯地址吗？我是《西域》杂志的编辑，你可以给我投稿。我叫胡成笛。”
这个极其礼貌也极有涵养的男编辑主动向米诺要稿子的行为，着实让米诺动了一下心，但她几乎不投稿，所以也没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她礼貌性地给了胡编辑通讯住址，然后就逃跑似的跟随振一离开了。
“我简直受不了，作品研讨会原来是这样的。”米诺失望地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不过是一个自费的吃喝会而已，你还真当回事了？要换我，我根本不会来。”振一的口气很是不屑。
“你……我不是不知道嘛，再说了，见识一下也蛮好。”米诺心里确实不快。
她晚上没事的时候经常写小说来排遣寂寞打发时间。不过，她没梦想成为真正的作家，她只想用一种方式证明自己还在丰满地活着。
她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后，发现曾经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那么崇高的“作家”字眼其实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米诺根本不是振一的对手，振一似乎要比她了解这个社会，或者说了解某些现象。
振一看了一眼米诺，继续说：“就说作协吧，本来在一般文学爱好者心里是可望不可即的，必须是真正出版一两部有分量的作品才能够加入的地方，如今是，只要你在写作，只要你在市级小报上发表了一两篇豆腐块，再愿意掏出三四百元人民币，一个烫着金字的作家证就放到你的手心里了。发了证，就证明你是合法作家了。你别笑，也许这就是作家平民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协的门票涨价了，门槛却没了。穿着拖鞋照样可以进去，不用担心拖鞋会掉。”
“我觉得你说话像一个痞子，也不全是你说的那样吧？”米诺不喜欢振一捣毁她心目中崇高的地方。
但振一似乎毫不关心米诺的感觉，继续自说自话：“你以为叫你参加研讨会就是看得起你了？那不过是凑个数捧个场，填充一下人数而已。什么是研讨会，说得好听是捧场吃喝会，说得损点就是追悼会。人人都捧着那本被研讨的书，面对着书的作者尽情地表扬，像是盖棺论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寻找好听的漂亮的言辞付之于会，然后酒足饭饱，饱嗝频频，扬长而去，第二天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说白了，有一部分人就是冲那顿美味佳肴去的。说几句漂亮话，换来可口酒水和饭菜，何乐不为？今天那老头的书就是自费出版的，然后又自费邀请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参加这会。我理解，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花钱能够实现也是件不错的事。”
“振一，我都没想到你懂那么多，不过，你真够贫的。你当画家冤了，你应该是批评家。”米诺挖苦了一句。
振一干笑了两声说，“我才不可能去搞什么文学，现在文学都快成妓女了。”
“你胡说什么呢？”米诺责怪道，她怎么也没想到振一会用性的交易市场来形容文学天地，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说几句真话你就受不了了？靠写字生存的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家，一种是人渣。前面那种人屈指可数，后者多如蝗虫。每天玩命地编一些故事也就罢了，还削尖脑袋往别人怀里钻，打探别人的隐私，猎奇猎艳。为了几十元的稿费胡说八道，想当然地乱说，发挥想象，甚至想象到人家的被窝里，恨不能钻进人类的生殖器官里住个十年八载的。为了钱，宁可让自己烂到里面。”振一说话真够恶毒的。
“那我属于哪一种？”米诺故意问。
“你哪种都不属于，你就是一个自恋的小女人。”振一说话直接坦荡，也许这也是吸引她的一个地方。
振一继续发表着演说，米诺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多话，但她听得津津有味，像听故事。“十年前，我有个朋友是个满怀激情的诗人，写过一批激进先锋的诗歌，发表到国家的核心文学刊物上，但并没能使他在中国文坛立足。所谓立足，就是发表了几部有分量的作品，或者拿了什么文学大奖，他都没有。他只有上千首大学时代的激情诗歌，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写诗的人，而非诗人。称谓这东西有时很微妙，写诗的人，诗人，在一般人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而在所谓的权威那里就全然不同了。有权威人士会用一种长者的慈祥语气跟他说：‘某某某啊，你写的诗越来越专业了哦。好好加油！’
在别人听似鼓励的话，在他听来，那纯粹就是对诗歌的侮辱。诗歌怎么可以用‘专业’一词来评判？文人怎么越活越荒唐？脑髓让狗吃了吗？他经常这样骂。难道让别人看不懂的诗才叫诗吗？
他们所说的‘专业’无非就是写得云山雾罩，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让读者死都看不明白诗人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或者换过来说，让诗人死都不明白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然后让诗人落个疯子、神经的头衔，一件本来神圣的精神追寻成了人们口头的半疯状态。诗歌成了玄学，说什么冥冥中注定。人们给诗人套上了一层宿命色彩的光环，而诗歌却被人类折磨得不伦不类，失去了诗歌的天然和朴素，以及最原始最真实的质素。拼命地给诗歌涂脂抹粉、描眉画眼、焗油挑染、整形拉皮，看似完美，实质上却是隐藏着一身的毒素，脆弱得不堪一击。我那朋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将他几年的诗歌全部付之一炬。厚厚的几本诗稿，在燃烧中显得极其悲壮。然后就出家了。”
“一个诗歌的殉道者？”米诺问。
“也不是，出家后他依然写诗，奇怪的是，全发表了，而且还获奖。我们对他的经历都感到惊奇，难道真的是佛主显灵了？对了，他后来还跑了一趟西藏，说是去寻找来生，站在雪山上回想前世的自己，然后祈祷来生。”振一说得很认真，没有调侃的意味。
“你怎么没写作？”米诺问着。
“我对文字没耐心，写作是长途，是在独木桥上进行的马拉松赛跑。或者说，写作是漫长的旅行，它需要休息，需要靠岸，需要慢慢地去尽览一路风景。对于习惯写作的人来讲，他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是在写作，包括吃饭、读书、闲聊、工作、出门、淋雨、看病，还有恋爱，我和你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同一张床上聊天，也是在写作。
你明白吗？”
“你的创作构建非常奇特，鲜为人知。那么，包括上厕所，也是在写作了？”
“是的，在厕所里构思，也许会更独特更有味。中国有一位作家就曾经毫不隐讳地宣称，他的百分之八十二的灵感都来自于上厕所的那会儿工夫。”
米诺忍不住大笑特笑起来，笑得有些放纵和傻气。
“你别笑，我倒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因为，在厕所里，自由度达到了极限，再急的事，也没人会叫你出来。最原始的生存需要可能会为创作提供出最深层次的灵感，或者说，是一种提醒。见过砖吗？
见过制砖的材料吗？这让我想起来，文学最初是消遣，后来是文化，如今变得什么也不是。依我看，文学还应该坚持它的文化特质，只是要用商战来提高它本身的价值。”
“有一个事实流传了很久，你应该知道，就是看书的人买不起书，有钱的人不看书，没有时间看书，或者没有心思看。这落差难以扯平，不可能让那些有钱人把自己的钱平分给看书的人一些，让他们去买买书吧。金钱和文化永远没法等价。”
“我不这样认为。人若挣钱就挣大钱，而挣大钱的人肯定是一些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但他们的学历不一定太高。高学历固然好，但学历不代表智慧和头脑。我是说用智慧换来金钱，再用金钱换来知识，这完全等价。这是趋势。那种暴发户式的商人迟早会被淘汰出局，就像只知调侃的作家迟早会被淘汰一样。我看‘作家’这个头衔太容易就戴上了。”
“你是不是觉得作家应该分类称呼？比如叫侃家、写家、说家、呼家之类的？”
“用生命、用才情、用知识、用视野、用质感、用学问、用毕生的心血去创作的人才能称之为作家。”
“不过你的要求也太苛刻了，照你这么说，全球一大半作家要被你砍杀了。求求你，给大家留一条活路吧。”
“其实，我自己的路也被我自己堵死了。如果我真的写作了，我倒希望我的作品如《红楼梦》那样为现代社会的失业者提供一个或者几个就业机构，让一些可怜却还死要面子的文人通过对我的作品去挖空心思赚些稿费养家糊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你真狂，也够损的。这些话你也只能在这层小天地里说说。”米诺小声嘀咕着。
文学到底是什么？它也许可能拯救人的灵魂，可它能拯救人的性命吗？它能让人获得美好的生活吗？它可以让人变得富足吗？也许可以，那应该特指精神。振一的个性，和他对文学的尊重，深深触动了米诺，她面前的振一是有思想的人，是可爱的。
米诺也在写诗，只是不愿意发表。她认为这个告别诗歌的时代是个假象，其实并没有真正告别。诗歌如同肉刺一样深深根植在人的心里，怎么拔都拔不干净。真正的诗歌是长在心里的，而非雀跃于白纸上。印成铅字的并非是好诗，被称作诗人的并非是真诗人。
他们看到路边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摆地摊出售诗集。毒阳高照，直射到老头光亮的脑门上，皱纹里渗出汗粒，老头仍然在津津有味地跟一些文学青年讲解着什么。振一停下车，走过去一句话都没说，买了二十本老人的诗集，全扔进了米诺的怀里。“给，那老头自费出的诗集，这就是诗集的命运，标价28元，2块钱一本，忒惨了点儿。”振一说。他们离开的时候，米诺清楚地看到那老诗人在目送他俩，脸上全是感恩戴德的表情。这世界真的已经不需要诗了吗？米诺心里默默追问着。
没过几天，米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那人操着一口江浙或者胶东一带的小男人口音的普通话，在电话里自我介绍说：“米诺吗？我是《西域》杂志的编辑胡成笛啊，你记得我吧？”
米诺搜肠刮肚地想了一会儿，也没想起来他们怎么会认识：“哦，你好，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我们认识吗？”
“你忘了前几天我们参加了辛不韦的作品研讨会呀。你这女子记性好差哟，呵呵。”电话那头的胡编辑大度而豪放地说笑着：“没有关系的啦，一回生二回熟嘛。感谢辛不韦让我们认识哟，这是我们的缘分。”
“哦。”米诺有点奇怪地看了一眼听筒，出于礼貌，她耐着性子听着。
“你是怎么认识辛不韦的？”
“我不认识他，是作协通知我参加他的研讨会的。”米诺诚实地说，她几乎是个不会撒谎的人。
“原来如此。好多到会者都是作协邀请的。我告诉你吧，那个辛不韦很搞笑的，他像一架疯狂的写作机器，玩命地写，可算是着作等身了，但是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自费出版的。他的家我去过，有一间房子堆满了他出的书，他每逢请客都会抱着一堆书到处送人，有人请他签名，他还故作谦虚地不签，别以为我们看不透他心里的小九九，他那样干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貌似别人买他的书呗。他不仅这样，而且还给自己的书写评论，取个笔名到处找人发表。昨天他还把他自己写的一篇评论送到我这里来了，让我帮他发表呢。还有更搞笑的事呢！听说他和他楼上的一个搞传销的女人偷情，他趁他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就用拖把棒子使劲顶他家主卧的天花板，那声音成了他俩接头的暗号，顶几下是什么意思，据说顶五下是下午五点在老地方见面。那女人我见过的，眼圈文得像熊猫，脸涂得像日本艺伎哦，他喜欢得不得了，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要的……”胡编辑滔滔不绝地说着。
米诺听着听着就感觉这是个搬弄是非的男人，一面之缘就告诉她作家圈子里的这些八卦。她实在对这些所谓的绯闻不感兴趣，她毫不客气地打断说：“胡编辑，你还有事吗，如果没事，我挂了，我这边来朋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