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笛、篪、箫、尺八
笛——1986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二十五支骨笛，根据现在泥炭和木炭标本进行科学测定，这些骨笛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了。早在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笛这件古老的吹管乐器已在我国先民的生活中使用了。1973年在我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这些笛子都是用鸟禽类的骨头凿孔制成，而且开有吹孔达三个，我国著名笛子大师赵松庭考察了这些笛子，认为这是迄今我国最为古老的原始笛子。当然，从我国古代文献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远在四千六百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就传说笛子是由一个叫伶伦的人遵从了黄帝的命令而制作的乐器，从这个传说的年代来看，舞阳贾湖的骨笛和河姆渡的骨笛要远远早于这种传说，但是，用笛子来测量制定我国古代音律的定调，这却是笛子在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成就。西晋时期有一位乐律学家荀勋，他在公元274年就发明创造了用于音乐演奏定调的十二支律笛，就是用每一支笛子来吹奏一个调，实际上这种律笛包含有管口校正原理，就是今天我们所通用的定音器功能。
笛这种吹管乐器在古代历史上还有与它比较相近的同类叫篪，这也是用竹制作的乐器。《周礼》中就记载说“篪，如管，六孔”。1978年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就出土有甜和篪各一件。
笛子在西汉时期已发展成具有七孔音位的竹笛，1974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就出土有两支笛子的实物。此时，笛子称为横吹。在汉武帝时期，当时比较发达的鼓吹乐中笛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而且，流行于中国大地的笛子在经过西汉张骞通往西域之后，将边疆外域少数民族的笛子和乐曲传入内地，使笛子的发展真正得到了新的推广和使用据说当时宫廷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摩诃》、《兜勒》两首乐曲改编成横吹（笛子）曲就十分流行。明代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就说：“张骞入西域始传《摩诃》、《兜勒》之曲，自汉以来，唯鼓吹部用之，不入雅乐。”
唐代是笛子最为辉煌的时代，此时的笛子已经有大横吹和小横吹之分，而且，众多文人在他们的诗词篇章中对笛子的悠扬声音和美妙音色给予过捕述，李白在《春夜洛城闻笛》中写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杜甫在《吹笛》中也有“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可见，笛子的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是那样的普及和流行。音乐家皇帝唐玄宗就是当时一位对笛子比较内行的人。据唐代杨巨源《吹笛记》中记载，有一天，玄宗上朝时，用手直摸怀部，并急忙令大臣们退朝，而宫廷总管高力士则问皇上说，陛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玄宗说，不是，我昨天夜里睡觉时梦见自己去月宫游赏，很多仙人演奏天籁之音给我听，这些曲调十分美妙，人间是听不到的，当我酒醉之际，该回人间的时候，仙人们还用合奏的场面来送我，其音乐委婉动听，总在耳边回响。当我回到宫中，那个心爱的玉笛也随我而来。今天在上朝的时候，我怕丢了玉笛，所以，用手上下摸怀揣的玉笛，而并不是我身体不舒服、这个故事虽然是说唐玄宗在上殿主持朝政时，还怀揣着心爱的玉笛在专心构思创作笛子曲，但这也说明当时的笛子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它是十分的熟悉和了解。
历史上的笛子多用竹子制作，陈汤《乐书》就说：“唐之七星管，古之场长笛也，其状如篪而长，其数盈寻而七窍，横吹，旁有一孔系粘竹膜者，籍共鸣而助声，刘系所作也。”而且，当时笛子的名称也比较多，除过去有九孔的称为大横笛，十一孔的称为小横吹之外，还有的将它称为玉律、玉琯、玉笛、玳瑁笛、龠等。到了南宋时期还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犟、横箫等笛子类型的乐器品种。在历史上有一种笛子叫柯亭笛，这是汉代文学家蔡邕用浙江绍兴柯亭这个地方的竹子制作的一支音色十分美妙的笛子。相传演奏柯亭笛最为著名的是“江南第一笛”桓伊。他是东晋孝武帝时期的两郡太守，有一天大名士王徽之（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到京城路过安徽的青溪，而桓伊此时也恰巧从这走过，路人认识桓伊的就向王徽之说这就是江南吹笛高手，王徽之早就听说过此人，但从未见过面，便即刻吩咐人将他请过来演奏一曲听听：当桓伊知道是王徽之请他，遂爽快地拿出笛子连吹三曲，吹完便匆匆而去，桓伊与王徽之始终也没说过一句话，据说，桓伊当时演奏的乐曲为《三调》，后来有人认为《梅花三弄》就是根据桓伊的这支笛子曲改编而来。
宋元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笛子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戏曲、词曲音乐的伴奏中，后来笛子在品种上逐渐形成的梆笛、曲笛之分，就是它们在南北两大戏曲音乐风格表演中所形成的不同乐器特色，特别是在当时昆曲、乱弹和高腔剧种的音乐中，笛子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正吹”的角色来使用，这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乐队中的首席所担负的作用一样。
还有一种与笛子具有类似原理的乐器称为箫，这也是在远古时期就流传的一种竹类吹管乐器。古代有的称它为言箫、菱箫，伍秦汉时期人们将这种用竹管排列比较多的乐器称为排箫。排萧在唐宋以来的各种石窟壁画、书画、典籍记载中十分多样，将排箫的多支竹管变成单吹奏的称为洞箫。有些人也认为过去居住在西北地区的羌族人所使用的羌笛就是箫的鼻祖，还有的认为唐朝时期的一种吹管乐器叫尺八的也是后世的箫。当然，从乐器的形制和制作材料上来看，笛与箫差距并不大，但吹奏出的音色还是各自有其特点的。箫的声音轻柔、淡雅、圆润，而不同于笛子那样高亢、明亮而豪放，所以历代的一些文人雅士都偏爱这类音色的吹奏，萧声绵绵、恬静悠长，十分符合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去玩味。
箫的历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名叫弄玉，她天生丽质，而且还喜爱吹箫，有一天外面传来一阵悠扬的箫声，弄玉使使人找来吹箫人，弄玉在驿屏风后面偷看这个吹箫人，只见他英俊洒脱，使弄玉十分倾慕。这时秦穆公让他吹奏，此人便从容大方地吹奏了三段曲子，而且，每段乐曲都能使香风、彩云、金凤飞来，穆公十分高兴，于是便将爱女弄玉许配给吹箫人几年之后，弄玉也成为一名吹箫能手、有一天，当他们两人正在合奏时，竟然真的有鸾凤前来居舍，穆公见后，就给他俩修了座“凤台”，再后来弄玉吹箫也化为仙人乘凤上天了，而吹箫人也乘上这条凤龙紧随而去，这便是历史上传说的“乘龙快婿”、“吹箫引凤”的典故。
关于尺八这种乐器它的历史也是十分久远，根据专家考证，我国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萧就是最为原始的骨龠，也就是后来的尺八一它是在骨的一端凿开一个豁口，由原来的无吹孔转变为有吹孔，而且，演奏姿态也由斜吹转为竖吹。相传唐代有一个名叫吕才的音乐家特别精通吹奏这种乐器，他创制了这种一尺八寸长的吹管乐器，用来作为当时宫廷音乐中的调律用的乐器，所以，当时也称它为律笛。在唐朝时期由此而出现了尺八的名称、从尺八的资料来看，它由隋唐之初的横吹改变为后来的竖吹，这与现代的萧从笛制的源流上来看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后来，尺八虽然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福建民间音乐南音的艺术演奏形式中还依然保留着这一唐宋以来的古老乐器遗制。我们今天可以从建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的福建开元寺大雄宝殿中看到雕有手持南音乐器的飞天乐伎，其中就有尺八的造型。同样，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尺八随着当时佛教的东渡，已成为日本民族中非常有影响和高贵地位的一件传统乐器。今天仍然珍藏在日本奈良正仓院里的还有八支唐代尺八，它们制作精美，并在管身还雕有花纹和图像。这种乐器一直都被日本宫廷作为雅乐性的乐器而保留使用，在日本的价格十分昂贵。有一支上等的尺八是人们高贵身份和上流礼会地位的象征。
（第二节）埙
远古时期的乐器与当时的舞蹈一样，都是以人对天地的崇拜来表达他们生活中对世界万物的认识的。《吕氏春秋古乐》中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说明中国的原始先民在农耕畜牧的生活中，用祭祀大地的原始宗教思想意识而创造了不同形式的音乐文化。从古代文献和出土的大量乐器文物中我们了解到，原始时期的乐器以敲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要活动形式。埙，中华民族晕为古老的吹奏乐器。在远古时它是人们狩猎时的用具，传说是在狩猎时用来抛掷猎物的嘲形石头，俗称石流星。后来用于吹奏鸟鸣声作为捕猎用的工具。秦汉以后，在宫廷雅乐中埙是十分重要的吹奏乐器，它善于表现人们哀怨的内心思想，其音色低沉、厚重、悲壮而富有古朴特色。埙，一般用两种形式制作，一种是用土烧制而成，先民们采用这种方式是由于它不易腐烂、容易长期保存，历史上人们称它为陶埙；第二类是用石头穿孔而吹奏发音。埙可以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代的音乐文明。
从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来看，它有一个吹孔，是目前我们所知历史上最早的埙，随着人们对音乐、舞蹈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和提高，埙的制作和运用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它的按音孔也不断在增加，并能吹奏一定的曲调。例如，甘肃玉门火烧淘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二十余件，大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它的外观大多呈扁平的鱼的形状，顶端鱼嘴部都开有吹孔。埙体两端肩部各有对称的按音孔，埙体上大多绘制或雕刻有大小不一的网纹和彩条纹。它能发出四个乐音，构成四声音阶。
埙是一种旋律性乐器，我国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和黄翔鹏先生认为，中国音乐的音阶形成的时期不会晚于距今五千五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种推论就是根据我国出土大量埙在音阶构成上的特征而得来的。从历代不同时期的埙来看，不管是一音孔的还是三音孔的埙，从它们所能发生的音律在音程关系上所构成的音阶来推算，它们正好可以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即中国古代音乐的五声性音乐特征。很多音乐考古学和乐律学研究表明，中国音乐早期的音阶意识是随着以陶埙、骨笛和钟磬乐器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史前遗物造就了中华民族七千年的音乐文明史，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埙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属于雅乐性的乐器。雅乐就是代表宫廷教坊的大乐和在文人阶层中使用的音乐。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有它的一些乐器说明。《尔雅》中说，烧土为之，大者如鹅子，锐上平底，形如秤锤，也叫雅埙，声合黄钟、大吕（中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的两个音律名称，相当于今天的c、C）；小者如鸡子，又称松埙，声合太簇、夹钟（相当于今天的D、＃D）。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埙在古代实际上是被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品种来使用的，即《诗经》中的雅乐与颂乐之分，从而形成了埙在音乐风格上的雅埙与颂埙之区别。正是由于埙在古代宫廷和文人中被广泛使用，因此历代有关埙的音乐都比较清丽、典雅，它一般与另外几件古代雅乐性乐器琴、萧、篪等属于同一门类，《津吕正义》中记载，埙和排箫、篪常用于合奏，而且所吹乐曲大多用洞箫谱。
（第三节）钟
编钟是我国古代打击乐器，历代编钟其形制和结构都不相同，从两周的三枚一套组合到战国时期六十四件一套的组合来看，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艺术高度发达的一个标志，尤其是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对十二个半音的认识和运用，反映了中国音乐体系在对十二律制的应用上已是十分成熟了。从理论上看，编钟的每一律都可当调首（宫音），并构成了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十二个调（传统术语称为“均”）。这说明中国古代音乐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才形成了这样一种十分科学而周密的编钟音律体系。
在古代，中国的编钟都是在当时的钟鼓乐队中使用很多古书典籍中都将它称为钟鼓之乐，住春秋战国时期以钟鼓之乐为主要演舞形式的乐队实际上是一支大型管弦乐队，根据我国历年来所出土的文物来看，这种乐队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直到秦汉时期才达到鼎盛。1978年在原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最能体现这种乐队规模的。曾侯乙，是当时曾国一名叫乙的侯。在他的墓穴中仅出土的乐器和模仿墓主人生前宴乐场面而精心安排的“房中乐”形式（即古代帝王贵族们在自己的王府宅院中所使用的一种乐舞表演形式），就足以说明当时这些乐器的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钟鼓乐队。
曾侯乙编钟共有三层，最上一层为钮钟，下两层为甬钟，无论是钮钟还是甬钟，都能奏出两个音，更为惊人的是这套编钟以姑洗（中国古代十二律中的一律）为宫，其宫音测定为256.4音分，它与今天我们使用的钢琴上的中央C的音高几乎完全相等，曾侯乙编钟的制作可以说是西周以来中国在传统音列使用上的再发展，它的音域已达到五个八度之多，可完整地演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哥阶的乐曲。该编钟的结构庞大，演奏时由三名乐工双手各执木槌分别敲击，其钟声洪亮、音色柔和，并配以和声，其音响效果十分和谐。而且，整套编钟有着比较完备的变化音结构，如果从世界音乐发展史的进程来看，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键盘乐器的出现还要早近两千年。
编钟的制作也十分精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以历代出土的各种编钟制作技术来看，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伟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