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是在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用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揭示出经济贸易格局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在这种全球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无疑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上海、宁波两港的空间关系。
“中心—边缘”模型或理论（Core-Periphery M odal，简称CPM）作为非均衡发展理论之一，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西方发展理论之一的依附理论即用“中心—边缘”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其代表人物之一劳尔·普雷维什（Rain Pulevi-sion，1949）在为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经济报告中，第一次用“中心—边缘”的结构性概念描述当时国际贸易体系中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峙情形，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中心—边缘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20世纪60年代，依附理论的倡导者弗兰克（Frank，1966）等人采用了普雷维什的分析思路，把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称为中心城市，把第三世界国家称为卫星城。70年代时，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推广了“中心—边缘”的思想。
经济学上完整的“中心—边缘”理论模式则是由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J。R。Friechmann）提出的。1966年，弗里德曼根据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特征的研究，同时吸收缪尔达尔（G。Myrdal）和赫希曼（A。O。Hirschman）等人有关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出版了《区域发展政策》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中心—边缘的理论模式，即Core-Periphery M odel或Center-Periphery Model，简称CPM。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1年通过对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变形，采用Cobb-Douglas函数形式，构造了一个两区域的模型。模型中有两类产品：一类是农业产品，由不变报酬的农业部门生产；另一类是制造品，由分布在两个区域内的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生产。其结论主要有：在所设条件下，两个区域的经济最终会内生地形成以工业化的区域为中心（Core）、农业化的区域为边缘（Periphery）的中心—边缘结构，其中心—边缘的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以及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更在于规模经济产生的报酬递增。这一范式亦称为中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施坚雅曾运用中心—边缘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区，认为“大区的核心—边缘结构实际上为一由最中心到最边缘的共中心的连续区域。区域体系理论的中心观点是，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均呈现和大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因此，每一个本地和区域体系均是一个有连接点的、有地区范围的、而又有内部差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体制”。20世纪90年代至今，施坚雅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等级区域空间HRS模型，这提供了核心—边缘环带（简称CPZ）和城乡连续体（简称U RC）交叉列表组成的二维矩阵作为一个数据分析的结构框架。CPZ向量表示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高阶区域系统的宏观量级核心—边缘结构分类，这是以区域系统理论为依据的。U RC向量反映城市和镇的等级排序，大体上反映了城市和镇的近辐射域的中观量级核心—边缘结构。
“中心—边缘”模型为探究不均衡的经济、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本书以此为理论分析工具，从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来分析近代开埠前后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变化的深刻时代背景。
一、1800年前的多中心经济格局
15世纪末，随着新航线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开始走向一体，同时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市场也逐步形成。在贸易拓展的背景下，由于各个地区生产率和自然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在贸易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出现了国际分工的萌芽，开始形成世界市场的中心—边缘格局。
沃勒斯坦提出界定中心和边缘的标准，即按照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中扮演角色的不同、贸易地位的差异，将世界市场分为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谋利，并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三种区域共同组成完整的世界市场。三种区域所扮演的角色是由劳动分工决定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市场的运转中所获利益也不平等。然而对于哪些区域是中心，哪些区域是边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西欧。有学者认为16世纪末，在国际分工出现萌芽的基础上，世界市场的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区基本形成。此时，世界市场的中心在西北欧，它们是荷兰和泽兰、伦敦、东英格兰、法国北部和西部，边缘区已经扩及美洲、亚洲等地，半边缘区也主要是欧洲。17世纪，中心地区是英国及联合省，缓慢发展的地区是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波西米亚以及除了波兰以外的东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停滞或倒退的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波兰。
布罗代尔也把世界分为三块“场地”，即一个狭小的中心，一些相当发达的次等地区，最后是广大的外围地带。他认为15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荷兰、十八九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是经济世界的中心，这些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
樊卫国认为“明代至清中期的14世纪到18世纪，中国处于‘中心’向‘亚边缘’的过渡期，清中叶18世纪至19世纪上叶中国由‘亚边缘’沉沦为‘边缘’地带”，实际也持14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西欧的观点。
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诞生的中国中心论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前引依附理论的倡导者弗兰克，他修正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持的欧洲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他认为至少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而中国是比印度更为“核心”的经济体。中国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自身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生产力。中国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自身的贸易始终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中国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而中国也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郝延平认为，在宋代，中国居于领袖群伦的“轴心”（core）地位：这时进口的多是天然产品（香药、硫磺），出口的则多为制成品（瓷器、漆器）。到晚清则恰好相反：中国出口丝、茶而进口机器及棉布，因而有些“边陲”（periphery）角色的特征。他还以货币的使用来说明中国由中心向边缘的转变，宋代铜钱输至日本后，长达五个世纪作为其国家的主要货币，直至16世纪的室町时代。但是在晚清商业革命时，西方的银元反而变成中国的一种货币，在沿海广为流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800年前是一个多中心的世界。美国学者彭慕兰就认为1800年前是一个多中心、缺失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在1800年前，世界经济是多中心的。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崛起，并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银行、金融、财政、农业等制度的创新，发展海外商业并建立海上霸权，拓展帝国疆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纷纷建立殖民地。然而，在欧洲人进入亚洲之前，亚洲已经存在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指出的，自十四五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这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夹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
从国际分工来看，欧美各国需要亚洲的胡椒、香料、丝绸、瓷器，到了十七八世纪，棉织品和茶叶贸易也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东印度公司最初与中国通商时，“恒须以大宗现金运华以为购买货物之用，其输入之货值平均恒不及现金什之一”。格林堡认为：“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业技艺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棉纺织品是机器大工业最引以为豪的产品之一，然而即使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之时，中英之间的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还一直处于出超地位。格林堡在上引一书中指出迟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江南出产的“南京布”在英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土布虽产自手工，实较英国曼彻斯特之机织出品为优，即在英伦亦曾风行一时，而机织匹头之行销中国者其价值品质复无可以取胜之道”。直到1831年，自英国输入中国的棉纺织品其价值才超过中国输往英国的土布，而在1825年之前，很少有英国的棉纺织品输入中国，而中国每年有价值四五十万两白银的棉纺织品销往英国。为寻求亚洲的这些土特产品，欧美各国携带着白银加入到亚洲贸易圈中来，并在加入的过程中与亚洲既存的贸易圈发生关系，英、印、中三角间的贸易关系就是其表现之一。
据麦迪森的研究，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中国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4世纪以后，欧洲的人均收入已经在慢慢地赶超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在1700年前后，世界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西欧、中国、印度的GDP总量非常接近，分别占世界GDP总量的22.5%、22.3%和24.4%。1700年印度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近1/4，还略超过中国的比重，但是印度衰落得比中国更早，到1820年已跌到16%，此后比重直线下降。从170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其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欧和印度，到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上升到32.9%，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1700年的不到1/4上升到1/3，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近23%。
二、中国由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转为边缘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末，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美国和法国在19世纪初叶、德国在30年代以后也都先后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它们利用了英国的技术成就和经验，工业革命发展比较迅速。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末、法国在60年代末、德国在70年代末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美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世界经济的分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美国家以输出制成品、输入初级产品为主，而亚非拉国家成为欧美国家制成品的倾销地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英国在1876年至1880年间，输出的制成品占到出口总额的88%；1913年和1928年的份额虽有下降，但仍分别占出口额的70%和75%；而在1876年至1880年间，输入的初级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86%；1913年和1928年分别占进口总额的81%和78%。西北欧的国家也以进口初级产品和出口制成品为主，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则都以输入欧美的制成品和向欧美输出初级产品为主要的贸易模式。1913年，亚洲输出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79%，输入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57%；1928年输出初级产品和输入制成品虽有下降，但仍分别占出口总额的69%和进口总额的一半。在这种分工模式下，欧美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它们利用亚非拉国家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进而把制成品销往这些地区，亚非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向中心区国家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
世界经济格局随之出现新的变化，曾经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的中国开始沦为边缘，成为欧美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材料的来源地。我国出口的土货，“多为农产品，而进口洋货多为工艺品，是以土货供给外人制造，制成洋货，复输入我国。而人以熟货易我生货，辗转得利，奚啻倍蓰，故我国之输出贸易大半为外人采办原料而已”。陈熾认为“中国通商以来，六十年矣。西人尝谓中国出口者皆系生货，生货者，材料土产是也。即以丝茶糖论之，丝则须重缫，茶则须加焙，糖则须改制，其他无论矣。西洋进口者系熟货，熟货者，货物是也，皆经工作所成，佳美精良，便于行用，不止纱布钟表诸大宗而已”。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列强可在中国投资办厂，一些进口替代产品如棉纺织品、面粉、火柴等开始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向东南亚国家出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出口原料进口制成品的格局并未彻底改变。在出口方面，原料在出口中的比重非但没有递减，反而有所增加，从1913年的29.1%增加到1936年的35.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植物油和金属矿品成了新的重要出口商品；战后，大豆和籽仁，继之以猪鬃，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虽然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进口下降了0.6%，但仍占进口总额的2/3.1913年，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曾占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而到了1936年则下降到40%左右。其一，原料进口和出口的比重都有增加，其中原料进口增加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起步，而出口的比重更高，则说明中国还未摆脱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阶段；其二，制成品（包括半制成品）的进出口比重都有所下降，但进口比重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出口比重，说明中国仍以进口制成品为主。按照前述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的界定，近代中国无疑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