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上某日，接到聂冷从人民日报招待所打来电话，说此番进京办事，想约个时间来“拜访”一下。我当然遘声欢迎不迭。
七十年代，我和聂冷同在福建当过几年炮兵，然面，自他退伍还乡之后，一直公务繁忙，而我仍然从军漂泊在外，一晃已是多年未通音问了……
次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穿着略为单薄的聂冷反倒显得精神，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他这些年有多大变化，但我们的话题却是从各自的变化谈起。谈着谈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撂文稿，说他要出版一本新闻作品集，想请我作一篇序。
这倒使我感到了一点小小的作难。
难倒不是难在作序本身。要说作序，这些年倒也作了不少。但所序对象大体都是朋友们写的小说集子或长篇小说之类，我自认为对小说咂摸得多一点，讲起话来也更有点把握和自信。这样，我所作的序都有一点想法，都试图把作家印象和作品论结合起来，或有的干脆就写成作家论。不是干巴巴地说几句好话，而是力争说得活泼一点，中肯一点，于人好读，也于人有用。舍此而外的序文让我来作，恐怕就有点儿勉为其难了。
可是，聂冷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我又实在难以推辞。于是只好应允下来，暂且把这个话题搁在一边，我们继续聊天。
接下来，我们所聊的范围就更加广阔一些，而且渐渐地纳入了一种“逆时针”聊法一一逆时间之河而上溯，聊起了许多过去的事。很快地我就发现，虽然我们过去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而今所从事的工作叉隔行隔山，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连结和传通，使我们变得很近很近。这种精神连结和传通包括两个方面。
一、我们共同生长丁一个地域和入文环境之中，赣西这样一块充满着古老的魅惑和新鲜的愚昧的土地，把我们的文化（非典籍意义上的）“根”紧紧地系在一起。1970年以前的那些岁月，当他在一个叫洪江的大山里耕作、教书的时候，我正在天台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当“小农民”（年方15）。虽然两处相距得山长水远，但那儿的山都有一样的皱褶，水都是一样的颜色，村头都有葱郁的樟树，黄昏都有飘逸的炊烟，深夜都有十里相传清晰可闻的狗吠，和昏暗而温馨的油灯……这是一种渗透血液深入骨髓的“文比”浸淫和遗传，就像辣椒决定了我们终生的饮食结构一一样，它也将和我们此生的精神活动相伴相随，直至终了。
二、我们同时从同一块红土地出发，又同样以一根纤弱而韧性的笔作为杠杆，一点一点地撬起沉重的人生闸门，走向今天，奔向未来。七十年代初期，“文化无用论”正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那时候，他在部队当驾驶员，我当放映员。坦我们都不是安分守己的本职工作爱好者，我们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中像海绵吸水般地学文化，先是读，后是写，直到有一天，把自己的习作变成铅字。这中间的过程也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反正起码是上千个夜晚，我们比别人少睡了觉。在这上千个夜晚中，我们“点灯熬油”地读和写一一点的是自己大脑这盏“灯”，熬的是自己心血的“油”。收获的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从此改变了我们各自的人生道路，我们努力的方式、方向和所得也许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无愧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个时髦词儿：自学成才。不管在针么样的环境中，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眺着远处，望着高处并跬步以行的精神却是大体一致的。
有了这样的“历史把握”之后，我开始来揣摸眼前的聂冷。经过短暂的观察，我大致认定他是属于这样一种人：性格内向而坚毅，气质平稳而沉着，不大喜形于色甚至也不大善于言辞，但思维清晰作风踏实，有一点“君子讷于盲而敏于行”的遗风，可以说是表现了一种文化人的修养，也可以说是透出了一种山里人的本色——质朴、勤劳而坚韧。在他平静似水的谈吐和面容背后，淡化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但是我知道，他从一个赣西山里的山伢子走到今天，踏平了多少坎坷和艰辛……
仅仅从这样的一种背景来看，摆在我面前茶几上的这部文稿就有了一份它值得人们予以珍视的价值。
当然，《赣西纪事》的价值决不仅仅是这些。
送走聂冷之后，我认真阅读了他留下的文稿，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第一个预测——《赣西纪事》与其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作品集，还不如说是一部以新闻体裁或形式写就的文学作品集；或者反过来说，这是一部用文学手法和散文笔调写成的新闻作品集。
得出这样的印象，不全是因为其中收入了多篇报告文学或风貌通讯一一其实就是散文——比如《河山古寺话今昔》的这一段：
远远的林莽间，偶尔“嗷”地传来一声鹿鸣，密密的叶丛里不时啁啾几起鸟啼，益发增加了这山林不尽的古远和莫测的深邃，使人于林的拥塞中又体味出山的空寥、长长地悠出脑海里千万缕如梦如烟的遐思……
这还不是地道的散文语言吗？类似这样的行文在“风貌通讯”这一部分中随处可见，表现了聂冷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夫和语言技巧，而他刻画人物和渲染氛围的擅长，则在一些访问记和见闻录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将军故里行》、《“神仙街”见闻录》两篇，前者的人物对话颇见个性，后者的场景描写甚能传神。而至于在《张勋墓疑案》等五篇重头报告文学中，聂冷更是如鱼在水，写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或情节紧张，悬念迭起；或人物生动，呼之欲出；或议论精警，发人深省，使整部作品集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和一定的文学品位。
由此我想到，假设有更多像聂冷这样的小说、散文作者加盟到我们的新闻记者队伍中去，不是有可能实现一种新闻与文学的联姻与嫁接么？——也即是说，在保证新闻报道真实，敏锐而快捷的前提下，借鉴文学感知、把握和表现生活的长处，做到迅速而不浮浅，简约而不干巴，就像《赣西纪事》这样，岂不善哉？
对《赣西纪事》的继续阅读，还打消了我一个小小的疑虑。实话说，我向来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环境的局促和交通的滞塞，造成了赣西人视界的局限，和由此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思维定势，以及某些思想的惰性，尤其对一个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人来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的话，就很容易在一种小打小闹的小格局中自我热闹、自我满足，甚至泄漏出几分“井蛙”式的小气。所幸的是，聂冷立足于赣西，而又不拘泥于赣西，表现了一种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创作性思维。《东洋寻梦记》的笔触伸展到国际交涉领域，而《老年国的警号》则更是呈示出一种鸟瞰全国并且远眺二十一世纪未来中国的深邃眼光，扫瞄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达到了较好的统一。虽然略有因材料堆砌的滞重而影响了形象描写的舒展的弊病，但这种目光四射，敞开胸怀感应八面来风的气魄仍然值得赞赏，尤其对一个长期工作在地区性小报的作者来说，殊为可贵和难得。
最后一点引发我共鸣的是：聂冷作为一个赣西之子，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红土地，倾注了那么多的炽热的情感，他不仅辑古钩沉，对丰厚的历史文化矿藏进行探幽发隐的挖掘（如《江南青铜文化城》、《南国药都探幽》等）。更加发奋蹈厉，对火热的现实生活大潮唱出深情急切的礼赞（如《火树银花耀万载》、《龙牙百合富白水》等），向赣西乃至全国的人民报道和昭示着这片土地灿烂的过去和更加辉煌的现在与未来。我想，如果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比作我国四化建设的春天的话，那么，《赣西纪事》所告诉我们的，正是发生在这个春天里的春潮萌动万物竞发的故事。大凡赣西的儿子和一切关心那块被无数先烈鲜血染红的土地的人们都不会不对它抱有兴趣。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将这篇序文取名日：《来自春天的赣西的消息》。不知聂冷以为如何？
1992年4月5日深夜于
京西黑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