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肖汝贵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从战士到班长、排长直至副连职助理员，在004阵地上从十九岁熬到了三十四岁。十五年，“山里的景色年复一年重叠在视觉和记忆里，久了就腻了，让人犯困。肖汝贵便意识到有了许多时间睡觉。春困夏乏秋打盹，下了雪就猫冬。醒过来立在岗楼外看天、看云……”不难想象，十五年让你独居山中，主要的事就是没有事，这种漫长无边际的重复与无聊、寂寞与单调，对任何一个神经最坚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最严峻的折磨与考验。它的威力甚至可以让你想到不如痛痛快快上阵杀敌一死了之。令人惊讶的是肖汝贵们自自然然地适应了这一切也就战胜了这一切。“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节律已不知不觉地和山里万事万物的生命节奏合拍了。山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缓慢的，青草缓慢地生长，树叶缓慢地飘飞，溪水缓慢地流淌……”这种慢节奏使肖汝贵们从烦躁不宁到安之若素，甚至连一年一度的探亲假都反而不能适应了，只好匆匆提前归队。——在这里，我们究竟应该感叹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之强，还是自然环境对人的改造力量之大？作为一个军人，肖汝贵们恪尽职守，未被漫长的时光所销蚀，他无疑是个强者；但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的豆蔻年华被一座空山默默吞噬，我们是为之庆幸呢还是为之祭悼？
也许，这就是二炮军人的特殊奉献。那么，这种奉献的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当彻底毁弃004阵地的命令传来时，肖汝贵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疑问：“十五年来我天天都怕被敌人发现了阵地。今天却害怕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阵地了。先是工程兵建了它，接下来咱们又守了十五年，结果敌人竟不知世界上有它，以后也不会知道了。咱们自己把它埋葬了！——那咱们不是白在这儿受了多年的罪吗？”
这是一个普通军人的朴实的合乎情理的提问。
作者借赵良之口答日：“敌人也许知道004号阵地的存在，咱们头上有他们的卫星哩！不过更可能的是他们不知道。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中国的山里有核导弹部队敌人是知道的，知道这个也就够了，他们就不敢朝你这儿扔原子弹了。这样看来，有没有一个004号阵地其实是无关大局的。”
这是一个聪明的也是辩证的、更是别无选择的回答。
我导弹部队的价值实现不在于发射导弹，正好相反，在于制止发射导弹，制止核战争的爆发。这就是二炮军人的两难处境，也是我军乃至一切爱好和平的军人们所共同面临的二难选择，军人的价值只有在战争中实现，而军人的使命恰恰又是制止和消灭战争。——正是这样，《空山》经由一个特殊的导弹部队警勤班的生存状态的观照与抒写途径，升华出了一个普遍的关于军人价值思考的形而上命题。
无疑，朱秀海是一个有才华有实力的值得重视的作家。他早期的优秀短篇《在密密的森林里》和近期的长篇力作《痴情》都可资印证。只是他初来乍到二炮部队，生活和思想的积累与消化都还有一个“转场”的过程。一座小小的“空山”显然容纳不了他的才情，或者说还未能从容施展他的才情。《空山》平面布列的结构方式、略嫌稀薄的艺术氛围和某些牵强的意念痕迹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遗憾。但是我想，只要假以时日，朱秀海是完全可能在二炮军旅文学的创造上有大作为的。
《兵道》记忆
按照企图比较全面地了解二炮军旅生活特色的最一般的想法，我们在继《岩石岁月》、《空山》之后，当然渴望在《兵道》里看到关于导弹发射部队的生活再现，恰好作者尹卫星曾经正是导弹发射部队的一员，其身分和《兵道》中的主人公“我”甚为吻合。这就造成了我们颇高的阅读期待值。然而，读进去之后，我们渐渐忍不住失望起来——兵道一并未从导弹发射的职业行当展开，“兵道”只是一次记忆的勾沉，一种非职业化的普泛的军人成长道路的缩写。
多少能给我们这种失望一些弥补的是，作者对兵道的回忆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包容了一种新的发现。从“我”当新兵时排长教给“我”踢好“头三脚”到“我”当排长时教给新兵踢好“头三脚”其间，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也完成了一个部队传统的承接过程。这个传统当年曾使“我”以及无数新兵获益匪浅（包括立功受奖入党提干等等），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今天“我”却从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模式中看出了消极面。看出了它与现代军人的意识、观念和品格极不和谐的因素，并进而看出了在我军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新审视乃至淘洗那些比较恒定的政治文化机制中的某些部分。这种具有敏锐的当代眼光的发现，既是对当前军队改革的一种警醒，亦为今天军人品格的重铸提供了一个参照。
支撑这个发现的，可以说是一些甚为精彩的生活细节、体验、感受与心态。它们准确地传达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气氛（如在火车上撒尿、争挑水挑猪食、从大粪汤里捞眼镜、提干后仍然不敢戴手表穿“四个兜”和皮鞋、恐惧和女兵的单独接触等等）。令人倍加惋惜的是，这样一段在作者军旅生涯中可能是十分宝贵的生命与心灵历程被处理得过于草率与粗糙，以至未能得到艺术化的小说的表述。比如说，它的语言就显得过于直白与生硬，而缺了小说的韵昧、机趣与情调。
为众所知，作者尹卫星近年来在报告文学领域尤其是体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上是风头很健的。几年来他对军旅生活和小说艺术的疏离，甚至包括这次突击写作所造成的创作心境的失衡，都肯定是影响《兵道》未能臻其完善的原因。至于他没有在导弹发射的职业领域里为我们开掘出一条“兵道”，恐怕就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背景。譬如保密原则与真实描写之间的矛盾，高科技化、高机械化与文学化、艺术化之间的矛盾等等，都不是一时三刻所能解决得了的。其实，早些年尹卫星在正面反映导弹发射兵生活方面是很下过一番气力的。作出过艰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如今时隔多年，可在这个领域中，他的那些篇什仍然是值得珍视的。如果有人感兴趣，我愿在此郑重推荐尹卫星的几部中篇旧作：《东方的隋园》、《红色森林》、《亚热带未来病患者》。——这也是《兵道》所勾起的我对小说家尹卫星的一种记忆。
第二炮兵军旅文学究竟应该或者说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品格和特质呢？我从以上三篇作品的思索中似乎还难以一下子找到确切的答案。这固然一方面是由于笔者本人抽象与思辩能力的贫弱，另一方面恐怕与这组作品给我们提供可资研究与比较的区别于其它军旅文学的特质不够多、不够浓郁、不够显著亦有关系。大概可以冒昧地说一句，迄今为止，我们还很难把哪一部作品认定为比较集中或代表性地反映了二炮军旅生活的经典之作。又如本文开篇所说的人们渴望了解二炮部队生活的愿望，这对于文学而言可能是一个浅层次的基本要求，但要满足这个要求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譬如我们想到二炮部队最鲜明地异于其它军兵种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的高科技性、高机械性与高保密性，和它最典型地凸现了当代和平军人的二难处境，以及由此派生的它的兵员构成的复杂、文化层次的丰富、生存环境的独特，价值实现的别一途径等等，都内在地决定了它与一般军营文化和军旅文学的联系与区别，相同与相异，共性与特性。寻找它们，捕捉它们与表现它们，这是二炮军旅文学的发展之本与繁荣之途。
和年轻的第二炮兵一样，二炮军旅文学也是极具远景的。它拥有一批热心于军旅文学的业余作者和一支精悍而富于战斗力的专业队伍，朱春雨、朱秀海、尹卫星等几员大将都在各自的领域里程度不同地卓有建树，一旦他们全力投入到二炮军旅文学的建设与创造之中，品格独立、特质新颖的二炮军旅文学的生成与崛起是可以期待的。而这种格局的最终呈显，对我国整个军旅文学都是一种发展、丰富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