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在一起喝酒，喝到面红耳赤，口角歪斜的“临界”点时，思维的就混乱，荒唐的话语就没遮没拦，但却露出了人心深处的真意来。有人问妻子和情人哪个重要？有的说情人重要，和情人在一起有意思，和妻子在一起没意思；有的说妻子重要，真正讲过生活还是妻子，情人只是一时兴趣，玩玩而已；有的说玩情人不合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还得花钱，妻子多好，百依百顺任劳任怨，你愿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
我不喝酒，冷静地从旁看去，哭笑不得却又觉得奇妙无穷。现在真是开放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了。过去哪有这个自由，那时我们的生活死气沉沉，三两油四两粮吃得肚子稀溜光荡，男女交往却严格得铁板一块，活得既没意思又没情趣。记得我在工厂工作时，有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孩子搞对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女孩子提出分手，这个小伙子急了，因为在谈恋爱时他给那个女孩子花了不少钱，于是就甚感不合算。有一天他喝了些酒，便恶向胆边生，操起一把工作用的三角刮刀，找到那个女孩子就胡乱地刺起来。由于喝了酒，手脚就不太灵，也没刺到什么要害处，女孩子受了些轻伤。如果在今天，这个小伙子只能是个刑事罪犯，但那时却严厉多了，因为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书记，所以小伙子就是谋杀革命领导干部的红后代，被判为“反革命杀人犯”。仅仅因为搞对象最后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个杀人犯，你说吓不吓人！还有一年轻的女师傅，长得挺有点风韵，她偷偷地同另一个长得很标致的男师傅有了男女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情人关系。但不小心被革命群众发现，于是那个女师傅的头发便被“专政队”用剪刀剪得半秃，还把两只破鞋（乱搞的女人在北方称破鞋）挂在她的耳朵上，拖到大街上游斗。当天夜里，那个女师傅回家就上吊自杀了。可是革命群众并不饶她，还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女流氓是自绝于人民。你想想，在那样严酷的革命年代，谁还敢有一点情感上的不轨？要是像今天酒桌上这样放肆，绝对会被专政队抓起来批斗。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敢于犯“情感”错误的，真可谓英雄好汉。
现在生活确实比过去有意思一百倍，也许意思太多了就多出了意外，饱暖生闲事，一些丈夫们觉得妻子乏味，出去另取新欢，一些妻子感到丈夫乏味，也开始朝别人的丈夫频频飞眼儿，刚刚要五彩缤纷的生活一下子又有点五花八门了。不仅是在酒桌上人们说疯话，就是在严肃的会场上，听众也敢用开心的语言撩拨我：请问邓先生，请你说说妻子和情人哪个重要？我只能是百分之三十严肃，百分之七十幽默地回答，从本质意义上看，妻子与情人没有可比性。这就像茶壶和茶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是千差万别的作用。不妨说妻子是茶壶，情人是茶杯。茶壶当然重要，只能一个茶壶，但可以有几个乃至数个茶杯；决不会只有一个茶杯，而有好几个茶壶的。听众放声大笑。我有些得意，便继续说，别看你牢牢地握着茶壶，却总是把茶杯举到嘴边亲吻。妻子当然愤怒而妒忌，但无论如何茶壶也不愿屈尊变成茶杯的地位，不过茶杯有时不知天高地厚，要得寸进尺占据茶壶的位置。这其实是很愚蠢的，如果有一天她真正地成了茶壶，那必然还要有个茶杯。听众更加放声大笑。我说你们大家不要笑，我这个幽默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没想到几句调侃却引起一个著名老画家的愤怒，而且他还为此气昏了头，竟以为我在宣传一个茶壶女人要找若干个茶杯男人。为此他老人家不辞劳苦地在一家报刊上画漫画讽刺我，表示一种道德的庄严。我突然感到我的无奈只能是更无奈，可敬又可怜的老先生们不愿或不敢承认现实，却又要蛮横地改变现实，简直就是一种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