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一批文景年间的简牍，其中10号墓的贷毂账详记家长之名、能田人数、全家口数等项目；资料齐全者24家，共计112口，平均每家4.67口。每家口数少则一二口，多则七八口但都是特例，最常见者为3~6口，不论家数或口数几乎都占全部家、口数的80%，充分说明当时每家3~6口者居绝大多数。然而，即使是6口之家，恐怕也容纳不下两个以上结过婚的兄弟，顶多包括上一代的父母与下一代的子女而已。
劳翰先生编辑考释的《居延汉简》有“戍卒家属在署癛名籍”的记录，可以窥探戍卒的家庭结构，计26简；另外有筹资簿一简、符传二简，也记录家庭成员，共计29简。一简一家，共102人，平均每家3.52口，口数分布主要集中于2~4口，比凤凰山稍微偏低，也许是戍卒年龄尚在青壮年之故。这29家中兄弟姊妹同居者极少，即使有之，女性同产出嫁以前尚与兄长同居，如果是男性，稍能自食其力就独立门户。这也说明汉型家庭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西汉家庭兄弟分异的情形至东汉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东汉全国的户口平均虽然略微提高，但增加得很有限。宋朝洪适编撰的《隶释》著录“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记父子兄弟分家的。同书也有“舜子巷义井碑”，碑阴锏刻斥资人名，很多称为“分子”。洪适考释曰：
义井碑阴称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称分子者六十人，摩灭者数人……景北海碑：“鹗枭不鸣，分子还养。”盖用“家富子壮则出分”之语，谓恶逆之鸟钳喙无声，外灶之息归奉三牲也。耿勋碑：“修治狭道，分子效力。一谓正丁已备差徭，分子亦来助役。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
洪适的考释当无疑义。二碑一建于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一建于光和三年（180年），已经是东汉晚期的现象了。
不过东汉以来风气渐变，即使兄弟不同居，父子异灶“生分”的现象可能逐渐减少。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儿子与年老的父母同居共灶。所以到曹魏时，乃
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曾书》“刑法志”）
废除嬴秦以来的法令。家庭结构逐渐从“核心家庭”转为“主干家庭”，但还不是“共祖家庭”。后半截的转变发生在两魏到隋唐这300多年之间。“唐型家庭”于焉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