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和性格。他的初义，或指农夫，由于其在生产上的贡献，逐渐转变为低级之贵族；他们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力，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因而文武兼修。及封建解体，大夫或下降为士，庶民阶级亦大量地上升为士；士的阶级扩大了，性质上亦起了变化，成为社会上与农、工、商同等的四民之首，这种变化大致发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环境变化急剧，文武渐形分途，或偏于文，或趋于武，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在四民中，农、工、商各有专业，为社会所不能缺；唯独士这一类，既无前此封建时期生活、职业及地位之保障，不能不另谋出路。他们学优则求仕，力勇则求将，怀抱过高之理想。仕、将与否，已属渺茫虚幻，犹思治国平天下，集富贵荣华于一身，其不切实际的作风，自为世人所轻。他们为生活，须奔走四方，以谋一枝之栖；无任何之保障，自亦为亲人所恥。他们既得不到亲人的重视和支持，往往脱离家庭，有如浮萍之飘零，成为无根的一群，在列国间周行往来，文的成为游士，武的成为游侠。其时，列国争雄，正是用人之秋；从国君养贤，转到卿相的私门养客，大量收容，以致流品愈形复杂，也愈形低下，连鸡鸣狗盗之徒亦厕身其中。为了生存，理想成了虚名；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国君在争雄长，豪杰在打天下时，固然需要这类人为辅；成功之后，这些人却成为国家亟待处理的严重问题。秦汉对强宗巨家推行迁徙政策时，也包括豪杰之士在内，指的就是这些人。对这些游士游侠，儒家尚能容忍，法家则深恶痛绝。他们既得不到宗族亲人的支持，也得不到朝廷世人的赞许，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及武帝族诛郭解，游侠之风稍戢，而士人到了武帝以后，亦已有了实质上的改变。
武帝初年，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为了统治上的方便，致力于统一杂乱的思想。武帝没有采用秦始皇时丞相李斯所主张的那套高压强制政策，以焚书坑儒及钳制言论的手段来统一思想；而采用了和缓，不著痕迹的办法，先是排除了诸子百家的博士，只用讲求五经，主张孔学的学者，公孙弘且以一个儒生拜相封侯。他建议为博士置弟子50人，及受业如弟子者若干人，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举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按成绩的高低，分发任官；其他官吏，能通一艺以上，也可补官。这项措施为当时一般青年开了一条做官的路子，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士自是一转而读经，将诸子百家的书籍弃置一旁，不加理会了。读经既然能带来禄利，有美好的远景，自然为社会所看重，宗族亲人不但不加阻挠，且多方鼓励支持，读经成为青年子弟的唯一要务。在西汉时，邹鲁一带流行一句谚语说：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士之读经，既受到宗族亲人的支持鼓励，等到功成名就，自亦还报；前此无根的游士，又复成为有根了，社会的游士以是日减。而家族中读经的士人渐多，形成一种新的士族。前此之强宗巨家子弟亦间有改弦易辙而来读经的；他们一旦成为士人，他们的家族也就转变成为士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