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的几年中，李约瑟历酷暑经严寒，在崎岖的山路颠簸，在战火不断的城镇、在偏远隐蔽的山村中伫留。在这种条件下，李约瑟为中英科学合作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毫无怨言，以其乐观随和与宽容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个人。
在兰州，他住简陋的平房，披羊皮袄吃锅盔馍却一样开朗。有次与艾黎、张官廉夫妇及秘书廖鸿英聊天。他豪迈地说：“我是大力士，像廖女士这样的人，我一下子能背三个。”众人笑了笑并未当真。魁梧的他却调皮地作了个显示其力量的动作，转眼便背起廖鸿英转了好几圈，廖鸿英吓得大叫，李约瑟才若无其事地把她放下，大家笑得几乎岔了气。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要不是她害怕，我还能转三五十圈。”这下大家更忍俊不住了。
游历时他能苦中作乐，吟诗作赋盛赞中国的美丽风光。比如他的《四川的道路》
如果你走过那古老的石板石阶，
高低蜿蜒，绕过水田，
穿过松林，穿过飘荡的白云，
在你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候，
就会在你心头涌现，
引起你的思乡之情。
又比如他参观西安碑林后写道：
那正是封建地主和外国军队压迫的年代……
浊臭弥漫玷污了圣洁的芳馨。
矗立的古代石碑，就像周围待耕的荒土上，生长出来的一片茂密的森林。
老子说得好：“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我在一家穷铺子里买了几片景教碑的拓本，又喝了一杯酒，怀念着昔日古长安的光荣。踏上了机件残损的破旧救护车，越过秦岭山脉去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李约瑟与周围的普通百姓也相处融洽。当时在中英科技合作馆中，大家无论高低贵贱，一律按中国习惯老张、老李相称。对李约瑟也是如此相称。因为李约瑟出生的1900年是中国的鼠年，所以大家也叫他“小耗子”，他也愉快地接受了。
有一次集体午餐，李约瑟的第三任秘书徐迓亭问他为什么用“李”姓，却不用Needham的偕音“倪”时，鲁桂珍在一旁打趣道：“他不愿做小伲子！”“伲子”是吴语中“儿子”的俗称，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李约瑟习惯地做了个怪脸，摊着手，耸耸肩，一幅无可奈何的模样。
中国几年，李约瑟的性格志趣也发生了变化，成了十足的东方人。在剑桥时，他还是急匆匆跑来跑去的生化学家。1937年开始学汉语，道家的深刻影响，加之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使他变得老成有耐心，不像以前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倒不是说他失去了艰苦工作的习惯，也不意味他失去了在需要时速战速决的组织能力。也是在中国，由于战时交通缓慢，使他第一次悠然欣赏一路风景，享受伫立闲适的福气。
李约瑟在华期间，由于其援华工作中的激进态度以及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不偏不袒，引起了他的一些同事以及英国官方的不满，于是李约瑟于1945年底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