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行医济苍生，
长春堂中灯火明。
为斗倭寇东伙苦，
避瘟小散享盛名。
孙三明道士研制避瘟散，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
大约在1914年，大量日本商品倾销到我国，其中就有去暑的仁丹和清凉闻药宝丹。仁丹是丸粒，宝丹是粉末。那时日本人在中国大搞宣传，几乎各个城市、乡镇、农村的街头巷尾都有仁丹广告。这种广告画着一个身穿大礼服、头戴黑礼帽、嘴上有两撇翘起的八字胡的半身人像。孙三明看到处处都是这种广告，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暗想：“偌大的中国，难道就造不出类似仁丹、宝丹这样的药来？”打这以后，孙三明日夜苦思、潜心钻研，决心要创制国货，抵制洋货。
孙老道经常出入庙宇。有一天，他猛然间发觉佛前烧的香味儿很好闻，于是他便把香条研碎试闻。粉末又粗糙又干燥，很不理想。他便去请教药师蔡希良先生，请他帮助研究配制。几经试验，在香末中陆续加入各种药物，如薄荷、冰片、朱砂、麝香等，并加入甘油，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新的闻药——避瘟散。但是香的原料配方尚不得而知，还得依靠大栅栏云香阁香蜡铺供给，于是只好以一元一斤的高价，从云香阁购其制香原料。从1914年到1924年，10年中一直维持这种状况。为了弄齐全部配方，就必须把香的原料配方搞到手。1924年，孙老道以500银元的巨款买通了云香阁的制香工人杨善，杨善携配方及两个徒弟一起来到长春堂。此后，避瘟散在杨善的精心配制下，质量提高，成龙配套，开始大批量生产了。
在长春堂售制避瘟散时，云香阁也曾研制太上避瘟散出售，但由于质量差，销售不畅。后来云香阁关闭，太上避瘟散也灭迹了。从此，长春堂避瘟散无人再能与其抗衡。
长春堂避瘟散以孙三明道士像为商标，给人以道家仙人和古代医家的感觉，颇具宣传作用，再加上孙三明的苦心经营，长春堂的生意十分兴隆。
1926年孙三明病故。他的儿子自幼娇生惯养，不善经营，长春堂遂由孙的内侄张子余接任经理。张子余原是本店职工，其人在白云观出家，受戒成为一名火居道士。张为人精明强干，善于交际，头脑灵活。他接管药店以后，仿效其姑父遗风，也改换道士服装，以道貌四处联络。有时他身穿道袍，乘上八人抬的大轿，以乐队为前导，吹吹打打，吸引路人蜂拥相随。张子余趁机将避瘟散在人群中散发赠送，起到活广告的宣传作用。于是，长春堂的避瘟散不胫而走，声誉日隆。这位张老道比起孙老道来，更胜一筹。
长春堂对药的原料很重视，因此保证了药的质量。长春堂的避瘟散，1921年至1923年每年销售三四万盒。至1924年，仅仅一年，就销售13万盒之多。经过10年的努力，药品精益求精，销售量逐年增加，到1933年，竟高达250万盒。其中以华北、东北销售量最大。同时在泰国、印尼、缅甸等国都有销路。
张子余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扩大营业范围。他把避瘟散和无极丹推广到北京的各个铺户，百货商店、小杂货铺、茶叶铺甚至零食小摊，都寄卖代售这两种药。代售店可以先卖药，待药卖出后再结账提成。张子余可算是把生意做活了。这样一来，长春堂的收益大增，随之铺面扩大，人员倍增，于是又在天津、太原开了分号。从此，长春堂不再是仅以卖闻药为主的小药铺了。
随着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扩大，长春堂的规模从当年长巷头条小小的连家铺发展到头条胡同里由51号到57号几十间房屋的产业，人员也从当年卖闻药时的3～5人，发展到了30年代的150人之多（当年的生产用房便是今天同仁堂的库房和中药机械厂所在地）。与此同时，长春堂还成立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另外，还设立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车间。采购、制药、包装、售卖等各项职务，均由本店职工分别担任，所谓“东伙同心一股绳，避瘟小散享盛名”。
孙老道故去后，张子余掌管长春堂的这一阶段，是长春堂的鼎盛时期。10年竟赚了百万余元。没几年工夫，他们竟先后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长春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有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连同外地分号，总共有八个商店。买卖扩充了，发迹了，张子余渐渐变成了富豪绅士，人称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