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质拙本守家，
做官远胜驱天涯。
那堪人多耕地少，
经商射利遍天下。
明代以前，山东人很少经商。明中叶以后，经商的山东人陡然剧增，而且逐渐形成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鲁帮商人。为什么在明代以前，山东人很少经商？而到明中叶以后，山东人却“好歹都要经商”呢？
首先，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山东人的性格。翻开山东历代方志，每每说到商业和商人时，都作低调处理，从中不难看出，山东人的内心深处是鄙视商业和商人的。山东人的这种“鄙商”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
重农抑商发端于春秋时代的鲁国，是鲁国的一贯政策。《左传·文公二年》载，孔子曾批评国君实行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认为让人织蒲席出卖，搞点副业生产为“不仁”。孔子教诲人们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他看来，商人是小人，小人不能成大器。“无商不奸，无商不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此等观念在齐鲁人的思想中影响很深。如《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说，山东邹平县人性简朴，居处不事商贾；长山县人务农而轻贸易，士绝奔竞；日照县人士子闭户读书，以德行文章相推重，奔竞事则羞称之；东阿县人以风节相高，耻为竞争。“奔竞”即为经商，不从商则被历代山东人当做高贵的品性来颂扬。而商人都以自己的身份为耻，想方设法换取功名，戴上一顶红帽子。
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长期禁锢，两千多年来，使山东人才发展趋向发生偏差。山东曾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经邦治世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和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却很少有值得一提的大商人，山东人很少有在商业领域中一显身手的。《水浒传》中始终褒扬“重利忘义”的传统道德，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
从两千多年来的史志中我们发现，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实业和科技，而山东的历代精英人物中却鲜有此类人物。山东不出大商人，这并不意味着山东人天生不善做生意。据志书记载，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子牙在成就大事之前就做过商人，封于齐后，“劝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到战国时，齐国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都城淄博当时就是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只是这种商业之风随着齐国在战争中不断溃败，被重农抑商取代了罢了。
重仕轻商，就是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职大小作为衡量才能的标准。这在中国普遍存在，但在山东更为突出。从史书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山东“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
齐鲁大地是中国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各种自然资源和肥沃的土壤养育了山东人，并衍生了辉煌的齐鲁文化，但也造就了山东人“重土安命”的性格。对土地具有特殊的感情，即使遇到荒年闯关东，也要带一把家乡的泥土。山东人闯关东与山西、陕西人“走西口”去经商不一样，山东人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有适合山东人赖以生存的未开垦的土地。
“玩龙玩虎，不如玩土”、“七十二行，庄稼为王”之类的谚语在山东家喻户晓，代代相传。“黄土生金”，是山东人不变的信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在家时时好，出门事事难”，这是山东人重视乡情、崇拜乡土、依恋乡亲的真实写照。宁可在家乡受穷，也不愿意出去游历闯荡，这是山东人的一大特点。
那么，为什么明代中叶之后，山东人多外出去经商呢？
其直接原因是：明末清初，经过长期战乱，山东农村遭受到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现了田多人少的局面。据顺治初年记载：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者，荒多丁少。以兖州府泗水县土地情况为例，明天启四年（1624年）清丈田亩，共有额地五千七百余顷。此后，“人死地荒”，到清朝初年，再一次清丈地亩，不满二百顷，只剩了不到3.5%的土地。以兖州府峰县人口情况为例，明清之际，数十年来，民弃本业，流离转徙，亦已过半。此外，如东昌府高唐州，崇祯庚辰、辛巳年间（1640-1641年），饥荒兵燹，逃亡殆尽。至国朝定鼎，户口尚称寥寥。顺治四年（1647年），高唐豁除逃亡人丁45562人。清平县自明季鼎革兵燹后，清邑屡经残破，户口寥寥。顺治四年，全县豁除逃亡人丁23441人，只剩人丁18600多人。莘县在明崇祯年间，有35083人。国朝定鼎以来，户口寥寥。顺治四年统计，除豁逃亡人丁27770人，只剩了7313人，相当于崇祯时的4.7%。
经过入清后数百年的休养生息，山东人口迅速增加。据史料记载，自乾隆年间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为止，山东全省人口数字与土地总面积大概情况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总人口为1277万人，土地（民田）为9711万亩，人均土地为7.6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省总人口为2563万人，土地（民田）为9600万亩，人均土地为3.75亩。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全省总人口为2548万人，土地为9249万亩，人均土地为3.63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省总人口为2896万人，土地为9863万亩，人均土地为3.41亩。上述数字说明，自乾隆十八年起，到嘉庆十七年为止，近60年间，山东的土地只增加了约152.9万亩，增长率约为0.16%；而人口却增加了大约1619万人，增长率为127%。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土地增长率，人均亩数，由7.6亩下降到3.41亩，下降了一半以上。
人口与土地增长比例严重失调，使山东出现了人多地少，不少家庭温饱难以维持的状况。
山东在历史上是一个老灾区，素有“十年九灾”之称。康熙年间，就不断地发生水旱灾荒。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1746年）左右，山东半岛登、莱、青三府，连年发生罕见的水旱灾害，各府州县，城乡内外，尽成泽国，饿殍盈路，死亡枕藉。当时在潍县做知县的郑板桥，作《逃荒行》诗记之：
十日卖一儿，
五日卖一妇，
来日剩一身，
茫茫即长路。
长路迂以远，
关山卒蛇虎，
豺狼白昼出，
诸村乱击鼓。
嗟予皮发焦，
骨断折腰膂，
见人目先瞪，
得食咽反吐。
道旁见遗婴，
怜拾置担釜，
卖尽自家儿，
反为他人抚。
这次大水灾，经过了三四年之久，才得以恢复家园。但10年之后，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潍县周围，又发生了特大灾荒。魏来朋的《鬻子行》对此有真实的写照：
潍北邑当丁丑年，
沿海村落少炊烟。
无麦无禾空赤地，
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
百枚铜钱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饥饿，
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
钱交儿不随人行。
翁亦无奈强作色，
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
旁观谁是解救者。
频打频来怀中藏，
儿声长号翁如哑。
这些诗篇，描写劳苦大众因灾荒而饥寒交迫，卖儿卖女，骨肉离散，悲惨凄切，读了催人泪下。此后，潍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大疫。道光十五年（1835年）春大旱，夏霪雨连绵，秋发生虫灾。道光十六年（1836年）大饥，瘟疫流行，饥民赴奉天就食。潍县城内，饥民充斥，道相望。凡乡中来者，夜则露宿，昼则枕藉。一日一夜，不过食粥一瓢。饥寒既久，人非铁石，能勿病乎？且城隍庙、武衙门，昼夜聚处，生死杂错。产于庙者十口，幼儿生花者千人。臭秽之气，溢于街巷。至五六月，各村各隅，死者相属。虽小康者不能具材木，贫者皆以土掩之，全家尽者无算。潍县这样，胶东其他地区莫不如此。登州府福山县，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五月尽无雨。六月初霪淋匝月。秋杪烈风拔木，禾稼尽仆。栖霞县，乾隆十三年（1748年）飞蝗至，次年春，斗米千钱，民间鬻卖男女。黄县于乾隆十二年夏蝗野生，食谷叶殆尽。乾隆十四年（1749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文，饿殍载道，卖子女者无算。莱州府、胶州、直隶州，自顺治元年开始（1644年）至鸦片战争为止，近200来年，水旱蝗雹地震等自然灾害，见于记载者50次左右。山东北部的武定府青城县，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谷）每斗至制钱二百五十文。这年六月，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井多无水，河浅船不可行。山东南部的沂州府郯城、兰山（今临沂县）两县，地势低洼，久而不雨则旱，一旦遇雨则涝。这一带本水乡，村外之田辄曰湖，十岁九灾。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只好北走关东，南渡江淮，远至福建，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山）、郯（城）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以四海为家。山东本来就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且难以维持温饱，再加以如此严重频繁的自然灾害，因此百姓只得到处流亡。
在流亡的过程中，有不少流民从事贩运业，成了商人，后来，有些甚至成为富翁。这些流民与江西流民一样，一南一北，殊途同归。然而，人多地少，天灾人祸，只是山东人从商的一个原因，真正促使山东人弃农从商的因素是山东农产品的商品化。农产品的商品化对山东人经商起了关键作用。
这样，从明代起，为摆脱贫困，以商求富，山东人经商逐渐多了起来。到清代终于形成了以山东地缘特性为纽带的鲁商，并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鲁商由于地缘、人缘的便利，纵横捭阖，占据着优势地位。而且，在江浙一带同样可以见到山东商人的身影。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首都，山东商人在此大显身手。有许多现在还在经营的中华老字号，如瑞蚨祥绸布店、正名斋饽饽铺、东兴楼等等都是由山东人创办的。山东商人在北京做买卖挥洒自如，游刃有余。此外，天津、河北、河南等地，也是山东商人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明清之际，山东商帮主要活动区域是在东北地区，山东人“闯关东”充满着传奇色彩，东北被誉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鲁商在此不仅经营油坊、绸缎、药局、粮店、杂货等，还经营货币汇兑，主要有政记、致和祥等商号。山东商人在东北谱写了动人的故事，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而且还为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山东商帮在长江流域地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湖广地区与江南地区。山东商人多聚集在汉口、芜湖、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等商业城市，奔走于各城镇之间，从事各类商品的贩运贸易。如自明朝中期起，山东商人就已在江南地区活动。清乾隆中期以前，江南的刘河镇成为山东沿海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沂州等府属州县商人在江南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最重要口岸，不仅聚集于此的商人人数众多，而且商号规模在当时的刘河镇也位居前列。从整体上考察，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山东商人主要有四帮：一是由登州、莱州和青州三府商人组成的东齐帮（又称胶东帮）；二是济宁帮；三是济南帮；四是东昌帮。其中，东昌帮以贩运枣货为主业；济宁帮和济南帮以经营丝绸为主业；胶东帮以经营粮食和海货为主业。乾隆后期，刘河淤浅，聚集于刘河镇的山东商人纷纷迁往上海。到清中叶的道光年间，上海所聚的山东商人又细分为胶西帮商人、胶州帮商人、登州帮商人、文莱帮商人和诸城帮商人。
雄踞长江流域地区的山东商帮在长江沿岸重要商埠均建置商人会馆和公所，其中在苏州、上海两地影响为最大。道光五年（1825年），在上海的山东商人称，上海的山东茔义田是顺治年内由“关东、山东两帮”商人合建的。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的济东会馆，就是嘉庆年间山东济南府人所建。苏州山塘街上的东齐会馆也为山东商人所建。东齐会馆又称齐东会馆、山东会馆，清初顺治年间由胶州、青州、登州商人创建，乾隆时重修。殿宇宏敞，园池清幽。咸丰十年（1860年）遭兵燹后即未能恢复。现存大门两旁高墙，通体贴磨细方砖，瓦檐下饰斗拱，间以花卉纹垫拱板，雕镂极精。此外，还有破厅五间，雍正、乾隆重修碑各一方。这些会馆，供乡人来苏居住、聚会商讨以及寄存货物等等。会馆还有一定的祭祀功能，这是因为商场变幻莫测，跋山涉水的旅途风险四伏，商人们为祈求在经商过程中得到神的护佑，就在会馆中设立神殿，祭祀自己的行业神。山东商人通过在苏州的经商活动，为自己积聚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古代苏州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