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荒煤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个暴风雨刚过的下午，漫山遍野腾着烟雾，一团团浓烟似的盖住了山头。太阳从一个角落里冲了出来，但是乌云远远地奔驰到它的身边，拥挤成一道炫目的光带，就好像在不停地翻滚着，山洪在群山中冲击着岩石，发出可怕的回响。
战争的消息，也随同暴风雨，传过了太行山。
我在鲁东南前线―×县山沟里，在那一座被洪水冲去了石阶的庙宇里，会见了刘伯承将军。
接连几天，我不明了战争的情况，整日整夜遭受暴风雨袭击，跋涉在难堪的泥泞的高山里，追寻移动了的部队。我每天望着阴霾的天空，有一种全身都浸透了的潮湿烦腻的感觉。但是当我会见了刘伯承将军，像突然看到了太阳一样欢喜，心里也忽然觉得开朗起来。
太阳一下子又匿隐起来了，远远的雷声在空中滚了过来似的，暴风雨又来了，但我不再有任何焦躁不安，因为我面对着刘伯承将军坐着，他计算敌人可惊的兵力，然而他轻轻的摇摇头，有一种几乎是闲适的表情，表示了镇静和决断―一种大军事家绝对不能缺少的精神和态度。
“据我的估计――”，他打开一本练习簿，把敌人进攻的路线图指给我看，低声道：“敌人这次进攻的兵力，总在十个师团以上。”
他的身子往后靠了靠，把两臂横搁在一把旧圈椅的托手上，展开了他的宽胸膛，眉头深思地皱了起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将军。
在以前，我听到过对他有那样的一个称呼：“刘瞎子”，而且听到有些部队中的同志，用欢笑的声音，学着刘伯承将军的诙谐的口头语，常常很粗野，因此，在我想像中的他应该是一个较觉犷野的，十分高大的人物。可是见到他本人，那印象与我想像的竟是那样的不能符合。
他原是很安静温雅而可亲的人。
我们坐在一间长方形的房子里，四围的墙壁悬挂着敌人五万分之一的精细的军用地图。大路及公路的路线都用红笔勾引出来，向长治那里汇集――敌人现在就汹涌地在这些路线上奔驰，因为友军在大道上的躲避，敌人很快地进袭了沁县、长治……敌人正用兵力四面围拢。就是我们现在安静地坐在这里的一块地方，距离敌人都不过是数十公里。
一张方桌搁在屋子的一角，堆着一些书籍，一本书籍开着，我认出那本书是苏联版的中文的“联共党史”。
刘伯承将军就坐在这桌旁。
他穿着一身旧的蓝布衬衫和西装裤，光着没有头发的头，但看见一些细微的银白的发尖，一张稍觉方形的脸，圆圆的下颔，戴着一副琥黄边的眼镜，右眼下凹，没有光，那是受伤瞎了以后换上的假眼。望视人的时候，常常眨着眼，鼻梁上便拥起一些很深的皱折，使眼睛更显得凹下去了，叫人感到那里面盖积着一些很深的什么。也许是痛苦，多少年来，他只用一只眼睛在那细密的军用地图上巡视，找寻着袭击敌人的空隙，是十分吃力的。
他是将近五十岁，看起来很显得衰老的人。早年在四川战争中，他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右眼，他疼得一回头，后脑上即刻又擦过一颗子弹，脑神经受了相当的损伤。然而他过去是朱德将军的参谋长，就用那被损伤的神经应付过无数艰苦的战役。现在，他是××师的师长，但是我听说，在干部常感稀少的师部里面，因为他的细心，一切文件，甚至一张宣言传单，都仍要经过他那一只眼睛审阅，而且他还要细心修改着字句，用颤栗的手写着很大的字。
“眼睛不行了啊。唉！”他常常叹道。在谈话的时候，他一直是低沉平静的，常常摇摇头，或是点点头表示了他对自己的意见的否定或肯定，对于某一个问题关切的时候，便用了那一种使人尊敬的长者的亲切的声音和态度，眼睛望着你，发出轻微的感叹，把眉头皱着。可是，有时，他放出一阵爽快的笑声来。
“敌人这次不同了，上面责备得很严厉：要部队分散配置，以游击对游击呢！”他静静的谈到敌人：“大部队当然是稳扎稳打，就是利用小部队出击，譬如他们现在必在走小路，在夜间出动来打我们哩！”
他望我一眼，忽然微笑了一下。我察觉那微笑里有一种他不自觉的夸耀的意思。我记起来，刘伯承将军的这一个师，有一个光荣的传统的称号，叫“夜老虎”哩。
“那哪里行嘛！”他连连摇着头。“兵力不够，兵力不够！分散配置，容易失掉联络，运输也困难，而且他哪里有那样大的兵力摆？”
他站起来，走向墙壁的地图下面，挥起一只胳膊指着地图，向我道：“要分散配置，又要守据点，这里几百，那里几百，那他这一条线就得摆多少兵！在和、辽一带样，他们现在在修堡垒，但是相隔五里十里二十里――”他摇摇头肯定地说，“――完全没有用，他这有什么用！兵力不够的！”
他一摔手，摇摇头，走回桌边，并不回顾那地图一下。他指出了敌人的致命的弱点。那地图上无数红线伸张的网络，便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脆弱了，似在蜿蜒地颤抖着。
“不过，敌人现在很注重青年，到地方就捉青年，开训练班”一但他随即却又皱着眉头，用一种深虑的口气说。“他们也要得民心了，我们得到他们宣传的纲要，有一条是破坏吗？建设吗？努力建设！他们也要建设了……”。
他在屋里徘徊起来。他身材并不很高大，胸稍稍有些佝偻，但是有宽的两肩。
他向着刚才进来的政治部主任，眼睛盯住他说：
“我们政治部的同志要注意啊――对于敌人，我们的研究是不够的，敌人已经研究我们的麻雀战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注意……”
他频频的叹息，用一种充满了长者多虑的责备的声音说：
“我们这些同志啊，还是不大肯细心研究什么的！”
他举了一个例，证明了宣传工作还不够接近民众，也就证明了向群众学习还不够，不细心研究工作。
“我们看见那些标语，那叫什么名堂字？”他想了一会，忽然笑道：“该是断腰体吧？是断腰体，中间一点点细，把一个字分成两个半截。唉，民众哪里认得，我都不认得哩，我知道，那是美术字。不过我总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写民众认得的那种字体好些”。
他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开朗而活泼，笑的时候，脸上就像闪耀着刚晴天的太阳一般，显得有光泽。
我感到他的笑往往是出于自信：对于某一个问题作了乐观的语气以后，或是发表了他自己确切的见解，他常常像不可忍耐地笑了起来。无疑他是一个细心而谨慎的人，然而他有强烈的自信心，我猜想很少有什么能阻碍他的行动的。他那种笑就有那样打开一切阻挡的力量。
这种力量同时也可传给旁人，如同他的笑声可以传给别人一样。
听到他那生气勃勃的笑声的人，是不能不笑的。
我们都知道苏联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却也是伟大民众的语言家，他们差不多用民众的语言，学习民众的语言，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将军也没有例外。
这里，我们想要说说，刘伯承将军的语言也有这一种力量：简练，大众化而且带有诙谐的魅力。
他的语言用了最普通的简单的字句，却是那样有描绘的色彩；并且谈到任何一些问题，都显示了很深的确切的见解。
我觉得，这不能说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这是从一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中所汲取出来的东西，而且还须加上他自己的广博的修养和知识。
例如我们谈到文艺工作者将如何体验生活的问题，他一边注意地倾听着，一边显然还在思索，但不等我说完，他向我说道：
“重要的还是意识问题，要生活那是没有问题的。高尔基没有经历过那许多生活，就不能成为高尔基了。不过，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生活里锻炼意识。
那是不容易的哩，人最难克服的就是意识。”
他告诉我，看了一个旧形式的戏，一个游击队上场，报名是大学毕业生。
他笑了，轻声地道：
“这就是意识问题了。一个游击队里有几个大学毕业生呢？又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大学生？并没有必要的。这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难免的哩！”
他记起了什么，止不住的大声笑了起来。
“我跟你讲，那一年（被略），我跟贺龙两个逃到香港，才狼狈哩。”
他只有一身破军服，褴褛而肮脏。在没下船之前，他和贺龙将军约好了，要贺龙将军装做主人――因为他身体胖胖的――他自己便装做贺龙将军的仆人，先上岸去找旅馆：
“我找到了一家旅馆，那才气咧，茶房引我看看房间，把我带到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里，我生气了，我说那房间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哪里晓得我后来往镜子跟前一站，哎呀，我那个鸟样子：脸又黑又瘦，穿一身破军装，胡子头发多长……这才急死人！我连忙说我是替我们主人来看房间的，差点就露出了马脚……哈哈……”
我明天就准备到最前线去。我问了问战争的情况，站起身来准备往宿舍去。
“这次敌人扫荡大概时间要长些，战争也会更残酷些，”刘伯承也起身说道：“敌人们想和我们一样打游击，那是不行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打游击怎么行呢？”
他抚摩着那本《联共党史》的书面，忽然笑向我道：
“这本书末尾引那斯大林的一段话才引得好，群众就是地母，我们现在就要靠地才能作战哩。唉，这是好书。我现在对着俄文读，快读完了――眼睛不行了啊！”
然而，我知道这本书运到前方来还不到两个星期。而且，刘伯承将军读书是要用工具的，那就是不能离开桌面的一把小显微镜。
当他提到他的眼睛，忽然间我们都沉默了。
我走了出来。
天空又是满布着阴霾的浓云，但是太阳还在一个角落里挣扎着，向我迎面射着耀眼的光芒。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因此，我不禁想起刘伯承将军那凹的眼睛，以及那样拥在鼻梁间的不幸的皱折。
假若他有一双精明的眼睛，能够一摔手，摔掉那把用来读书的显微镜，那他岂不是更加明朗地大声笑起来么……
那笑是那么充满了生气而有力量。
我会见刘伯承将军，但只有因为这一个幻想而感到些微缺陷似的。
浓密的乌云在天空急骤地驰骋，震耳的雷声，似乎在摧击着这一块可怕的沉重的灰幕而愤怒了。再没有一点阳光了，宇宙是那样阴黯。
我却睁大了眼睛。勇敢地奔向泥泞狭隘的山道。我已失去前几天对于暴风雨的畏惧。当大的雨点打着我的脸的时候，我突然像孩子般想放纵地笑。
――在记忆里，想起刘伯承将军那种有力的充满生气的笑，不能不笑的。
――一九四？年七月改稿于鲁艺
（原载于《新华日报》1940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