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中国古代以解说、阐述、发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学说、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因为当时处在魏晋时代，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之意，是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吸取来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自从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颁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门官方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但也就在这时，“独尊”儒学的内部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而实际被捧为官方哲学的是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以谶纬迷信附会儒家经典，将儒学神学化，在当时就不断遭到古文经学的攻击，同时也为文人学士所唾弃。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以后，今文经学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以桓谭、班固、王充、张衡、马融、郑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相继起来攻击今文经的天人感应、谶纬符命之学。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特别是恒、灵二帝统治期间，宦官专权，先后制造两次“党锢之祸”，残酷的杀戮和迫害，导致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这给魏晋名士群体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士人在理论主张、人生理想和道德观念上，都开始发生了变异。汉代经学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统一的思想道德规范失去了权威，社会风气从圣人崇拜转向名人崇拜。士人们体认到人生的快乐，体认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也慨叹人生短暂的悲哀。他们鄙视外在的事功，而崇拜内在的精神，以脱俗超凡的姿态，笑傲江湖，直至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至此，儒家已经式微，老庄之学即将复兴，魏晋玄学的兴起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览魏晋200年历史，玄学思潮大抵经历了4个阶段：“正始名士”阶段、“竹林名士”阶段、“中朝名士”阶段及“江左名士”阶段。
“正始名士”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祖父何进是汉时大将军，父亲何咸在何晏幼时亡故，母亲尹氏被曹操娶为夫人，于是何晏幼时随母亲进入魏宫。何晏仪表秀美，谈吐风雅，自幼喜读《周易》、《老子》等书，从小便表现出了非凡才智。他生性豁达，善谈玄理，不为曹操的长子曹丕所喜，只叫他“假子”。后来曹爽得势，因“浮华”案而颇受压抑的“名士”们翻身了。何晏升为吏部尚书，掌握实权。嘉平元年（249）春，司马懿利用曹爽出游之机发动政变，杀曹爽一派，何晏被诛。这就是历史上的“高平陵政变”。
何晏任吏部尚书时，谈客盈座。一日正与众客谈论，有一位未满20岁的年轻人求见。何晏得知来者姓名，急忙起身相迎，其情殷切，甚至连鞋都穿倒了，这位来者便是王弼。
王弼素以善辩著称，入座后，何晏将大家认为无可辩驳的论题介绍给他，问他是否还可再辩。不料王弼承其辩辞，滔滔而言，语不绝口，连连反驳，其义之妙，满座惊服。之后王弼又连连立论，在座谈客难以迎战，皆以王弼为奇才。
王弼（226～249），字辅嗣。他的祖父王凯和族叔祖父王粲，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王弼自幼聪慧，10余岁便好老庄之学，能言善辩，颇得名人赏识。
何晏、王弼的学说被称之为“贵无论”。所谓“贵无”，就是重视“无”，把“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可贵，比什么都根本。用他们名言来说，就是“以无为本”。认为“无”是天下的万物之本。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天地万物是由“无”产生的，天地万物由“无”而来；二是说天地万物依赖“无”而存在，天地万物受“无”主宰。此外，何、王等人热衷谈论的，还涉及本末、静动、言意诸命题。同时，何、王二人虽常将“老、庄”并提，但实际上又是有侧重的，亦即更重《老子》、《周易》而略《庄子》。他们的谈资多源于《老子》、《周易》，他们的著述也主要是关乎《老子》、《周易》的。重《周易》、崇《老子》应是正始玄学的特点所在。
正始之后，玄风改易，遂进入玄学演进的第二阶段，即“竹林名士”阶段。“竹林七贤”为其代表。“竹林七贤”为魏晋之际7个“贤士”的合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儿阮咸。“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曹魏政权的衰世。“高平陵政变”以后的11年中，司马懿父子采用了种种残酷手段，大肆屠杀名士。这种由篡逆所引发的严酷的政治斗争和严酷的政局，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玄学思想的深刻变化，是由正始时期的谈《老子》为主，转为以《庄子》为主，一些论题也发生了变化。
阮籍、嵇康等人高扬自然本性，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自尊，以不与现政权合作的态度，放浪形骸，超然物外。在嵇康看来，名教是应该毁损、超越的，因为它不是人类原有的本性，而是违背本性、束缚本性、窒息本性、宰割本性的工具，是强制人们遵守的规范，不但不利于人们的自然发展，而且自相矛盾、虚假自欺。因此人们要顺从自然，爱则自然去爱，敬则自然去敬，不要强制，不要教化，不要追求，不要克制内心的本意及欲望，只要顺着自然的本性去行，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不管在朝在野、处上处下，都一样可以达到保持纯真本性的目的。
阮籍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阮籍邻居有一少妇，美丽动人，当垆卖酒。他就与朋友王安常去买酒喝，阮籍喝醉时就睡在那妇人旁边，不避闲言碎语，少妇之夫知道后也无疑心。阮籍邻居还有一个才色俱全的少女，未嫁而死。
阮籍和她家无亲无故，只为天下失去了才女而悲痛。他到女子亡灵之前嚎啕大哭，尽哀而归。阮籍有时还驾着马车随意行走，不择道路，走到路绝辙穷时，放声大哭，而后回头。
司马昭有位宠臣，名为钟会，闻嵇康之名而来拜访，正值嵇康锻铁。嵇康见钟会乘肥马、衣轻裘，随从如云，便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继续打铁。钟会等了很久，不见嵇康接待，只好扫兴而去。钟会临走时，嵇康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说，钟会所见到的嵇康，绝不是他所想象中的嵇康。在嵇康看来，钟会听说自己是名士，一定将自己当作遵守礼法、敬奉名教的儒者。然而实际的自己却不守礼法，非毁名教，连对钟会这样的达官都不施一礼。
嵇康不遵礼法、非毁名教的行为，鄙视达官、无视权贵的态度，激起了司马昭的愤怒，在钟会的谋划下，找借口处死了嵇康。据记载，嵇康入狱，有太学生数千人为之请愿，又有众多英豪俊杰随之入狱，都被遣散。嵇康临刑时，又有3000太学生请求师从，未被准许。嵇康面对死亡，脸不变色，从其兄手中接过琴来，调弦正音，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时年40岁。海内之士听到这一噩耗，莫不痛惜。
嵇康的被杀，标志着政治权力和名教派的胜利，也预示了玄学向世俗的转型、自然与名教的调和。亦即由此前倡导以自然统率名教、用自然否定名教，转向自然与名教的合一，乃至推崇名教而否定自然，从而形成对正始特别是竹林精神的背离。而此期谈风，更具有脱离现实虚无玄远的特点。于是，玄学顺理成章地演进至第三阶段。即“中朝名士”阶段。此阶段以裴叔则、乐彦辅、郭象等第三代谈宗为代表。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洛阳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沿着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的老路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将儒、道二家的政治思想调和起来，创立起别具一格的“无为而有为”新理论，即“崇有”学说。所谓“崇有”，就是推崇“有”，认为“有”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形式，而且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整个世界的基础立足于“有”。所谓“有”，指有形有象、有声有色、有具体属性的各种事物。一般情况下，它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被感知的特点。
在此阶段，作为“三玄”之一且与《老子》并称“玄宗”的《庄子》，日益成为此时清谈的重要话题。郭象在向秀注《庄子》的基础上，再度为《庄子》作注，重新把名教与自然调和起来，使此一问题更具有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从而形成此一时期《庄子》思想介绍中令人瞩目的一大亮点。
“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玄学思潮与《庄子》的传播和接受随之进入第四阶段，即东晋“江左名士”阶段。东晋朝廷虽偏安江左，但玄风未泯，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等，皆尚清言。他们身居高位，推波助澜，使得正始之音绵延不绝，老、庄之学日趋转盛。随着人们对外在自然的关注以及一批高僧和兼通佛理之名士的崛起，名士风貌与玄学内容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庄子对自然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东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早在竹林名士那里，阮籍、嵇康诸人即对山林情有独钟，将之视作陶冶性情的场所，嵇康甚至发为“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的高唱；此后的石崇亦与众名士有过著名的金谷之会，表现了西晋人对自然的群体性的初步涉足；而至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风流标举，更预示了名士群体对自然的全面介入。玄学与山水的结合，既使得玄学更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亦使得他们所钟情的自然具有令人感悟、会心的情致化的特点。玄学与山水的结合，名士群体对自然的全面介入，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玄学名士创造出山水诗、田园诗，与其说是审美，不如说是味道。这也是此期文学与其它文学的根本差别所在。
玄学与佛学的交融是这个时期玄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东晋帝王对佛教的信奉和对名僧的礼敬，对当时社会广大的玄学名士信奉佛教和结交名僧，无疑起了某种示范和加强的作用，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广大士人，特别是出身世族的玄学名士们，也都竞相礼佛，王导、庾亮、谢安、王羲之等都是东晋玄学名士中著名的奉佛或结交名僧者。而佛教名僧如释道安、慧远、支道林、竺法雅等深知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文人名士的认同，也积极与名士结交。这样，名士因名僧手中有较玄学更精妙深邃的哲理而礼佛；名僧因名士执掌文化的牛耳而结交，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完成了玄佛融合的历史重任。而融合的结果，于佛教而言，是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于玄学而言，尽管也融入了佛理，但最终占据上层文化大部分领域的，却是以玄学作“敲门转”的佛教，佛理对玄学的入侵，最终使玄学渐渐无声无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