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义士襄助陕西革命党
武汉城，中国近代的诸多革命理想都曾在这里策源并付诸实现。武昌起义，这场革命的伟大胜利，给神州大地注入了无比生动的活力。
在这场伟大革命中，和其他民族一样，回族民众不是旁观者，也不是被裹挟者，他们是真正的参与者。马寿千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说，在各省起义的浪潮里，陕西是响应最快、光复最早的一个省。这次陕西革命党人主要从西安开始响应武昌首义的起义，很快波及省内40多个县，导致与之毗邻的甘宁青地区为之震荡。
清末年间，西北是回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之一。当时的西北包括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宁夏、青海尚未建省，属于甘肃管辖。
陕西西安之役，是辛亥革命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当时至少有上千名回族人直接参加了这场战役，在一线战场上，和清兵展开了殊死的拼杀，与各族同胞一起，完成了陕西的光复。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西安回坊的许多回族群众就秘密参与了反清斗争，其代表人物当属马玉贵。
马玉贵（1885~1957年），字青山，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交风亭，十几岁起开始在湖北新军、陕西新军当兵。马玉贵的职务相当于一个班长，虽说职务不高，但他为人豁达，正直豪爽，有勇有谋，所以在陕西新军士兵中很有号召力。另外，西安坊间回民对他也很敬重。
陕西革命党人为了争取陕西新军和回族百姓的支持，于是就找到了马玉贵。很快，马玉贵加入了同盟会。马玉贵与后来的陕西革命领袖之一张云山是莫逆之交。
张云山虽是汉族，但他年少时曾给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李姓阿訇家当过雇工，了解回民的坎坷遭遇，熟知回族的性情与信仰。正是有过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张云山与马玉贵等回族的关系非常密切。辛亥革命前夕，身为陕西新军中哥老会首领的张云山认为，陕西要起义，必须发动西安的回族群众，有了他们的支持与响应，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张云山决定与西安回族结盟。1910年7月9日，张云山与马玉贵、金启恒、白玉鳞、海占彪、惠宗成、陈百寿、马子健等36位回族兄弟，在大雁塔边上按照哥老会的传统规矩，歃血为盟，共同策划反清之事。
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义结金兰”，这对陕西回族参加辛亥革命有着关键的意义。结盟，不仅仅加强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联系，还加强了回汉民族之间的团结。自此，陕西回族人民中的先知先觉，在反清的斗争中接受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为在中国建立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为了便于联络回族群众，张云山、马玉贵在西安回族群众聚集的大学习巷和西华门里，选了两个回族开设的茶馆作为秘密据点。从此，这两个据点就成为探测清兵情报的重要地点，成为同盟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回汉各族志士，在这里秘密集会，商讨起义大事。
辛亥革命的前夜，同盟会革命党人与哥老会首领通过回族中的先进分子，把广大回族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反清斗争，这是陕西回族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就是从那时起，居住在西安的回族同胞也积极行动起来，筹备陕西起义。马玉贵很快就联络组织了500名回族精壮青年编入新军，自行编为一营，灌输革命思想，组织军事训练，由回族马登瀛任营长；张云山本人也临时组织起了100多人的回族武装。曾任商团协台的马兆棋、清军管带的马文英等回族地方名士，也因看不惯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纷纷带人前来投奔张云山和马玉贵，积极参加反清起义的准备活动。
二、上千回族勇士血战长安城
陕西省文史资料显示，至光绪末年，西安城关有24000多户，人口11万余人，其中回民就有万余，占西安总人口近十分之一。西安回民中从事小商贩和苦力者比较多，他们长期以来遭受清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封建压迫，有着强烈的反清要求，是西安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清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云山、马玉贵等人不分昼夜，为图陕西独立而筹备。1911年10月22日清晨，同盟会、哥老会与新军中的骨干人物在西安西门外林家坟的丛林中集会，最后决定于当天中午12时举行起义。张云山与马玉贵都出席了林家坟会议，回来后，他们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有关回族人士。
上午10时许，陕西革命党打响了第一枪，宣告陕西起义爆发。革命党潮水一般涌向军装局，夺取了大批军械装备。此时，城内的回族也迅速行动起来，马文英招集回族义军500多人，奔赴军装局领取弹械后来到回族聚居地维护社会秩序。
据史料记载，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一位回族人士在混乱中被人杀死，当时不明真相的西安回族群众成群结队地涌向军装局，向刚刚占领军装局的革命党人索要枪械以自卫。革命党人李仲三、王一山及时采取措施，向回族群众宣传革命军起义的宗旨并解释误会，及时消除社会谣言，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攻打满城的战斗，最为惨烈，起义军民遇到强大阻力。满城是西安城内之城，它的东、北两面借西安城墙为墙，西、南两面另筑有城墙。西安的旗兵及满族官员、眷属均居其中。10月23日黎明时分，起义军分西、南两路强攻满城，城中的数千名旗兵拼死抵抗，直到午后三时，起义军民还没有攻下一座城门。
马玉贵了解到有一处城墙早年曾倒塌过，后利用私人住宅的后墙填补。马玉贵当即与另外一个哥老会领袖刘世杰，率领回汉革命军挖开这家私宅后墙，率先冲进满城，突破清军防线，经过残酷巷战，最终夺取了满城。
回族青年马文英、白云鹤率回族武装约600人攻打西华门；回族青年金启恒、海占彪率领以哥老会为主的回族武装约500人，由北大街北段进攻。
在攻打西华门的战斗中，革命军中的许多回族人献出了生命。后经满城中的回族与攻城的回族秘密联络，这才打开西华门，革命军得以冲入。在攻占满城的激战中，回族人更是立下战功。
在东西路战役中，不少回族官兵奋勇作战，甚至献出了生命。比如革命军七标标统谢彩臣率部转战潼关、礼泉等地，与清军拼杀。回族士兵沙占彪在战斗中以肩膀作炮架，使火炮发挥了巨大威力；骑兵队长马友师及多名战士在礼泉保卫战中英勇牺牲；在保卫潼关的战斗中，回族营长阎洪云、士兵马宗麟等人壮烈牺牲；回族士兵马省成在乾州保卫战中不幸被俘，被升允下令剖腹。
陕西革命党人攻入满城，标志着陕西起义的成功。在起义军攻打满城的过程中，城内一些散兵游勇及无业游民趁火打劫，劫掠商铺。10月24日，西安城内的战事结束后，马玉贵、张云山等人带领士兵不时出巡，协助稽查处捕杀个别坏分子，安定了西安城内人心，让城市生活秩序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恢复。
西安起义时，由于同盟会人员较少，作战主要依靠的是新军中的哥老会，于是就有部分哥老会成员认为陕西已经是哥老会的天下，革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该属于自己，不顾大局，争当首领。为避免革命组织的分裂，马玉贵等人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不断维护同盟会与哥老会两支革命组织的团结。
风声鹤唳的西安城内，局势极不稳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传播散布“回回要造反”的谣言，离间回汉关系，使西安的一些回族群众陷入惶恐中。马玉贵以“经理粮饷兼管军务军装总督”身份，及时发布《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
这一告示在当时震慑了别有用心之人，也使得城内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西安之役，是响应辛亥革命中最为惨烈的一仗，让清政府大为震惊，而且也打乱了清政府针对武昌起义的重振谋划——原本想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为基地，重振清之锐气，岂料陕西革命党将大旗一树，顿时整个西北为之震荡。
10月下旬，为了维持回族地区的秩序，协助军政府维护社会治安，马子健（1875~1954年）等人发起成立了西安回民聚居区的基层行政机构——回民民政公所，回族群众一致公推马子健和白云鹤、赵席珍、马图生等回族知识分子为公所负责人，他们组织各坊回族群众每晚轮流放哨，以防坏人破坏，为稳定城区治安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清政府针对西安起义，很快调整战略，对陕西强力施压，张云山、马玉贵以及陕西革命党人因此陷入被动。
三、宁夏响应辛亥革命遭镇压
10月22日，张云山与马玉贵等人率领革命党攻占西安，宣布陕西独立。陕西革命党人与清兵激战于西安城内时，前陕甘总督升允，当时正在西安城外草滩自家的别墅里休息，得知消息后迅速奔往甘肃平凉。他在平凉提出甘军东征，决定重新起用甘肃河州地区已有一定影响力的回族力量，帮朝廷援助陕西镇压革命。
确切地说，升允此时想到的是河州回族马安良。
辛亥革命十年前，马安良麾下的马海晏、马海渊等将领，都曾追随甘军统帅董福祥进入北京保卫皇室。当时，他们与来犯的八国联军，先后在天津、北京等地作战。经过一番浴血拼杀后，京城最终还是不幸沦陷。紧接着，这群以回族为主体的军人，又开始陪伴着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起从京城逃难到西安。在这次重大事件中，他们成为慈禧太后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军事武装力量。寓居西安的日子里，慈禧太后在悲凉与绝望中对马安良以及参战的将领们进行了嘉勉和奖励。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谈签订《辛丑条约》后，由于洋人的反对，得到慈禧嘉奖的西北诸回族将领并未进京。至此，马安良率领家将马麒、马麟等人返回河州老家蛰居。
升允之所以要启用马安良，是因为马安良和他的回族“西军”是一支悍勇的部队，他认为只有马安良才能创造奇迹，从而改变清王朝的命运。
武昌起义后不久，马安良接到升允的指示剿杀革命党，他在部将马麒的协助下，迅速组建精锐“西军”。凭借自己家族的威望，马安良在临夏、循化等地招募6000精壮之士入伍，准备进入陕西抵制革命。升允等人也把陕甘总督衙门里所存的6000多枪支和大量弹药，交付给马安良使用。
此时的马安良，因久居河州老家，养尊处优，信息闭塞，对时局发展不明了。在升允的挑唆下，他悍然发兵陕西，冒天下之大不韪。
就在升允、长庚等人力主出兵进攻陕西时，却遭到了回族老将甘州提督马进祥的反对。马进祥曾在南方任职多年，凭借自己带兵的经验，他判断这次陕西起义与过去的变乱是大不相同的，甘肃应该慎重对待。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也认为，甘肃财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主战，主张“唯有保境安民而已”，他也希望甘肃能够静观时局变幻。
这些劝阻，阻挡不住甘肃清兵东征陕西的步伐。马安良统帅着万名精兵，携带精良的武器装备，响应升允、长庚，东征陕西。
甘军东征之初，马安良首先派遣家将马麒率领一部骑兵火速进攻宁夏城。
武昌起义后，宁夏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会员已有上千人，被称为“会党”。辛亥革命前夕，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的哥老会会员拥护陕北定边人高士秀为头领，称他为“贺兰山主”。高士秀1896年生于宁夏府城，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在义和团“神助拳”掀起的反帝斗争影响下，他参加了“洪帮”哥老会。他“喜舞剑、嗜骑射”，崇侠尚义，扶危济困，深为群众爱戴，被誉为“府城英豪”。当时，宁夏府城的刘华堂、刘照黎、王俊，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等，同是“洪门”哥老会头目。
1907年，在革命党人筹划下，“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兰州成立，刘先智和彭大寿任总联络人。
1911年6月，“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派同盟会会员刘先智、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府城开展工作。7月中旬，在宁夏府城发展绅、学、军、政各界人士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马四虎等百余人加入同盟会，建立“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智任支部负责人。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负责人刘先智、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4人也加入哥老会，并被推选为会党首领。这样，宁夏同盟会和哥老会在组织上实现了联合，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1911年11月14日，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宁夏府城岳武庙（今银川市北门东侧）召开由各方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次日晚9时以哥老会和驻军巡防续补五营为主力，在宁夏府城举行武装起义，各地同时举事发难。会议推举刘先智为宁夏民军起义总指挥，高士秀为副总指挥，攻击宁夏城，同时在中卫、平罗、灵武等地同时发起攻击，造成燎原之势。
但是，到了当晚，驻防清兵获得情报后，进行了顽强抵抗与反扑，将起义军从宁夏府城打到了八里桥一带。高士秀、高登云等人见攻城困难，遂将部队撤到了灵武。11月17日，灵州军民宣布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