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发起的“改教运动”，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着名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都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说白了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宗教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心灵问题。宗教改革旨在把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从宗教的捆绑之下解放出来，恢复信仰的真义和启示真理的无上权威，这场运动对后世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影响之深，显然是当时的马丁路德所没有料想到的。
（第一节） 宗教改革
16世纪在西欧发生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在西欧各国相继展开。
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也许是由于德国当时最早具备了改教的各方面条件。由于德国没有强大的王权，皇帝又曾败在教皇足下，所以它成了天主教势力扩张最厉害的国家。德国有1/3以上的土地归教会所占有，天主教的上层僧侣中，有1/5是拥有领地的帝国大诸侯，甚至还是选侯，七大选侯中就有三个是大主教。他们凭借政治和宗教上的特权，作威作福。在德国的教士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的生活大多又比较糜烂、腐败。罗马教皇经常把德国当作宰割的对象，甚至无节制地榨取其财富。他弄一些圣徒的遗物到德国来出卖，还向德国人出卖教会的职务，如主教职务就可花1.5万～2万金币买得。这样，每年大约有30万古尔登从德国流入罗马。据说这个数字是德国皇帝每年税收额的20倍左右。所以，当时都称德国是“教皇的奶牛”。
最遭人诟病的做法是出卖“赎罪券”。原先，犯罪的人如向教会交一定的钱，他们的罪就可以赦免。如赦免杀人罪交7个杜卡特，赦免抢劫教堂罪交9个杜卡特，赦免谋杀双亲和兄弟姐妹罪交4个杜卡特。后来有的教会觉得如此敛财的速度太慢了，便声称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应该赎罪，赎罪的最好办法是购买“赎罪券”。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要修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德国大量出售赎罪券，特令美因兹大主教负责在德国包销。为了得到皇帝的同意，教皇还答应将出卖赎罪券的收入分出一部分给他。同时，教皇还派特使特兹尔专程来德国推销。这种荒唐的行径，终于引发了民众的反抗，改教的呼声日益高涨。
宗教改革与其说是一个纯粹信仰改革的运动，还不如说是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首先在政治方面，就是在宗教改革的前夕，它的政治背景，那个时代民族主义兴起了；特别是13世纪的下半期，英国、法国特别明显。君王跟贵族之间达成了共识，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齐心抵抗任何外来的势力，任何外国势力的入侵他们都要抵挡，所以他们对罗马梵蒂冈干涉各国政权的行径越来越无法容忍。
15世纪末，英国、法国的君权集中，他们成为强有力的君主国，在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的教会都已经是国家的教会，虽然教皇仍然可以得到各国教会的捐税，但是对于神职人员的授任权，或者是教会的司法权，都已经渐渐地归属到皇帝的手中。在政治上，梵蒂冈的权力不断缩小。
在经济方面，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印刷术的发明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条件。中产阶级的出现形成了一股政治的势力，有一些平信徒的律师，渐渐地取代了教会的领导地位，他们成为皇家的顾问。这些律师们，根据罗马法的理论，企图发展王权的地位，教皇在各地都拥有庞大的教产，各地的教会都必须要向梵蒂冈纳税，而且每一个由梵蒂冈派到各国的神职人员，他们的薪水都要抽出一定的百分比来，向梵蒂冈纳税。因此，各国都把它看作是国库的损失，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对罗马梵蒂冈很不满。
当时欧洲的教育开始普及，各地都设有大学，平民读书写字的能力加强。宗教改革的时候，各地的大学都成为改教的中心，如威登堡、海德堡。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在1450年左右，古藤堡发明了火版印刷术，这就有力地推进了改教思想的传播。
在宗教方面，一方面在宗教上是教权低落，当时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跟意大利，在争夺教会的领导权，梵蒂冈曾经有几次被迁到了法国的雅威农，它位于法国的东南边。同时有两个教皇在位，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法国人，各国就随着自己的政治走向，各尊一位教皇。
后来巴黎大学的教授们提议召开一个大会，来解决两个教皇的问题，所以在1409年，他们召开了比萨会议，两个教皇都没有出席，也不承认那个会议的权力，正是这次的大会，把两个教皇都撤职了。他们原来想要再选出一个新教皇，可是没有想到，红衣主教突然推举米兰的主教为教皇，随即就宣布闭会，所以比萨会议就宣告流产了。随后的情况更加恶劣，各国仍然是各自承认自己心目中的教皇，等于说当时欧洲同时有三个教皇。
一直到1415年，终于召开了一个康士坦斯会议，才正式地取消了三个教皇的职位，消除了教会的分裂，把教皇的权力受制于一个立法的团体，那就是大公会议。但是这仍然不能够挽救梵蒂冈的腐败，当时神职人员卖官鬻爵的风气很盛，很多神职人员私生活不检点，所以教权相当的低落。在教会方面，改革也纷纷告失败。在宗教改革一百多年前，在英国，在波西米亚，都有改革运动的出现，可惜后来都失败了，但是却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埋下伏笔。
在文化方面，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在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尚古、崇古的运动。崇古就是重新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热潮。希腊罗马文化有很浓厚的入世精神，他们重视今世的生活，欣赏人类的文化，艺术的美学，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他把希腊罗马那种裸体的雕像，搬进了教会的艺术领域。比如大卫的雕像，强调人体肌肉的阳刚之美，艺术家对圣经人物的描绘，不再是那么面无表情，而大卫的雕像，跟希腊的阿波罗神像、雕像，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与宗教改革有直接关系的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崇古精神的思想文化运动宗教改革时代，各大学都设有人文学科，包括了文法、辩论、诗学，文学，历史还有伦理以及哲学等学科，当时的人们因为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逐渐地厌倦，转而开始对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兴趣。
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共通的一个特点是，两者都反对中世纪的教育方式。当时的教育方式是“三步辩证法”，这是一种呆板、公式化的逻辑推理，那其实是在训练年轻人的思考，基本上算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它的害处是鼓励年轻人诡辩，就是做学问没有任何真正的目的，纯粹是为辩论而辩论。宗教改革的领袖，或者是人文主义的学者，他们都认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人跟人之间的传达，主要的目的不是在传达冰冷的知识，而是有更实际的目的，那就是要去说服人。一个演说家，或者是传道人，不仅是要传递信息，也应该要把生命、情感，注入演讲中，为的是要影响人、说服人，所以这是人文主义对宗教改革的第二个影响。
有学者分析德国的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还是有很大差异，人文主义者偏爱的是人间的美学、真理、良善的和谐性；但是宗教改革，面对的是人的罪恶、丑陋，人生的苦难、怀疑、挣扎的冲突，以及信心所带来的胜利。宗教主要是关乎罪与恩典，死亡与生命的事，这就不是强调乐观、进取、自由的人文主义所能够涵盖的了。
（第二节） 为真理而战的马丁?路德
“除非圣经或理由清楚地说服我，我受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话捆绑。我不能，也不愿收回任何的意见，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当。我不能那样做。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
说这句话的人叫做马丁?路德。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生于哈雷附近的艾斯勒本城，父亲原是矿工，后来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型煤矿，为了让儿子能受到良好教育并跻身于上层社会，父母节衣缩食供他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如果按正常的生活轨迹走下去，他将有一个前途无量的职业，还可以娶上一个富有的妻子。然而，在1505年春季，路德发誓，从此把生命献给上帝。或许，促使路德下了这决心的是对突然死亡的恐惧——因为临终前没有经过忏悔和涂油礼会引起上帝的愤怒和惩罚。或许，早在他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就已对修道生活有过深思熟虑。总之，父母为他精心安排的一切已化为泡影。在中世纪晚期，如此让父母失望的行为还不多见。
两星期之后，马丁?路德进入埃尔富特修道院。两年后，他成为一名神甫，并开始学习神学。1511年，他被派往维滕堡大学。对路德来说，这是一段为争取“在上帝面前的合法性”而奋斗的时期。就是说去努力过一种没有罪孽、符合戒律的生活，一种不断忏悔并自我折磨的生活。然而，依照教会的要求，他总有赎不完的罪孽，做不尽的善行。路德始终感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上帝永远以自己的公正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就使他对仁慈的上帝的追寻变成了对公正的上帝的憎恨。
1512年10月，路德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同时成为负责讲解圣经神学的教授。从1513年起，路德以神学教授的身份工作了30年之久，1512年他担任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1515年成为奥古斯丁修会的地方负责人，1514年起成为维腾贝格教区的牧师。
1513～1515年路德讲解“诗篇”，1515年讲解“罗马书”，1516～1517年讲解“加拉太书”，1517～1518年讲解“希伯来书”，并由此宣扬他的神学，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同事。1518～1521年，他第二次讲解“诗篇”等内容。路德的初期讲解是立足于经院神学、以谦卑神学为基础的，但后来逐渐向福音主义神学转变。特别是在第一次讲解“诗篇”时经院主义要素较多，第二次重复讲解时他不得不从福音主义角度去讲。
1513年以后，他渐渐开始反对经院主义，批判构成经院主义神学基础的贝拉基主义，即批判通过人类先天本性之自由意志的决定和努力，通过人的善行可以得救的救赎神学。并且，路德以奥古斯丁神学和与贝拉基主义争论的神学思想为根据，强调人的意志在人类救赎上的奴隶身份，主张只有靠信得到的恩典才能得到救赎，这就是着名的“因信称义”。路德在《论自由》中，全面论述了“因信称义”。他指出，人的获救，只在信仰：“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因信才能领受恩典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人的任何行为”。这样，曾经是人类救赎中必不可少的教皇、教令、教律，面对信仰的权威，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在当时可算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主张了。这种新的神学发现在其着作《反对经院哲学的讨论》里得以充分体现。1517年10月31日，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堡大学万圣教堂的正门上。
1517年10月31日，这一天至今还是德国新教徒的宗教改革纪念日。在《论纲》中，路德批评天主教教会滥用赦罪权，批评他们向教徒出售赎罪券。当时，天主教教会以基督名义宣布，有罪的人买了赎罪券就可以免去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入地狱。“只要钱币在袋子里叮当作响，灵魂就可以跳出炼狱。”推销者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兜售赎罪券，这项收入主要用于修建教堂。
当时路德作为忠实的天主教信徒、教会和教皇狂热的拥护者根本没有想到过改革，他甚至还认为，赎罪权的滥用是违背教会意志的。他把《九十五条论纲》寄给一位颇有影响的侯爵并呈交教皇利奥十世。而罗马方面却要以异教徒的罪名审判路德，这促使路德对教会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从此，路德的笔锋直指教会。他批评教会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对只有教皇才有权解释《圣经》和召集宗教会议提出异议；提倡重建原始的僧侣制度，即每个信徒都有权自己理解《圣经》，有权召集宗教会议。被教皇控制的世俗当权者也认为，正是所谓上帝赋予教皇的特权毁了教会；而教皇的追随者却认为这是在反对基督。教皇在谕令中以逐出教会威胁路德，路德则以焚烧宗教法和教皇谕令作为回答。将路德逐出教会后，1521年的沃尔姆斯议会还宣布，剥夺路德受帝国法律保护的权利。那时腓特烈皇帝早已将路德藏到了瓦特堡城堡中。就在这座城堡里，路德把希腊文本《圣经》全部译成了德文，这部译着使他成了新高地德语的创始人。
以后几年里路德学派不断扩大，许多修道士和传教士退出教团，有些还结了婚。礼拜仪式也有了新的形式，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改革。1526年的帝国议会本来是为最终执行沃尔姆斯法令而召集的，不想各阶层却在这里宣布要进行改革。
这时，改革似乎已完全失控，维滕堡的神职人员我行我素，许多人回避改革。激进派对改革做了另一种解释，路德所着的《论自由》被误解为取消等级差别和劳役的号召，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农村，1525年不少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在此期间，路德与曾是修女的凯瑟林?冯?波拉结婚，这给基督教教义反对独身和修道誓言盖上了不可逆转的印记。作为神职人员和教授，路德晚年主要从事解释《圣经》的工作，同时也研究现实问题，如宗教法和福音。
尽管许多人想方设法阻挠改革，比如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重申沃尔姆斯法令，下令交回被没收的教会土地，违者将被剥夺公权（即不受法律保护）；禁止改动旧教和旧礼拜仪式，违者处死等；天主教的堡垒仍然相继陷落，即使在宗教贵族中大众的意志也能得到贯彻。
路德原本并无掀起宗教改革的意图，所以《九十五条论纲》并没有用简单的德语写，而是用复杂的学术语拉丁语写，是为了引起学术讨论。但是与其本意正相反，《九十五条论纲》瞬时间被印刷、被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随后被传播开来。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地理领域上扩大到许多地方。他们寻求路德的忠告，在教会生活中开始介绍新教信仰。路德通过大量的书籍和刊物出版扩大了影响力，讲演，讲道连续不断。
路德晚年，对谁也不能扭转历史车轮的改新教未来和德国人的将来十分关心，在他最尖锐的论文《给最亲爱的德国公民的警告》中，他表示担心世界的末日逼近，为了让神的审判延迟，指出德国政府应该悔改，应当努力在灵性和道德方面觉醒，他从末世论的角度强调批判犹太人礼拜行为的不当性和教廷的腐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