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乾
李生滨是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自主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自己带出来的三位毕业生之一。因为当时生滨的年龄稍微大一些，读书、做事各方面都比较沉稳踏实，开始我以为生滨比较懒散，不善言辞。然而在后来教学实习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多年的中学教育工作中已经积累了读书和生活的不少经验，尤其磨练了口才，面对学生的侃侃而谈，让我吃惊，也让我放心了。
生滨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业都是在陕西师大完成的。1997年开始专业的读书和学术研究，在近十年来的问学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从两件事上可以说明生滨读书做事认真踏实，富有进取心。其一，在硕士学习期间，几位师妹在二年级的时候都已经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我劝他也尽快写几篇稿子投出去，然而他好像不是很重视，每天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图书馆和资料室读书浏览。直到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完成，他才把修改好的第一部分给了我，我帮他修改定稿后，在《郭沫若学刊》上发表了，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久其硕士论文的第二、第三部分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还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转载。我这才认识到生滨的读书是比较认真细致的，且有自己的想法。其二，是后来考博进修的事情。我在他毕业的时候说，你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能坚持完成学业很不容易，通过求学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时与他一起毕业的其他三位同学都已经分别考上全国最好的几所重点大学，去进一步求学读博了。但是毕业后的第二年生滨来信说，李继凯老师鼓励他抓紧时间考博，他斟酌了几所想报考的学校，都是全国的一流重点，尤其在人文学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劝他还是选择一些比较有把握的学校，但他坚持准备应考，最后都上线并选择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三年之后，2005年6月，他不仅以良好的成绩按时毕业，还被评为当年上海市的优秀毕业生。由此，我进一步认识到不善言辞的生滨不仅做事认真，还有较强的上进心。他毕业回到宁夏大学后，可能是在教学工作和科研方面比较努力，听说已经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为他感到高兴。
看完书稿，我认为生滨这几年在读书和问学的道路上比较勤奋，有了自己的收获。这部分为“思潮与文体”、“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京派’文学”、“当代作家和文本细读”、“西部文学与地域特色”等六个专题、近三十万字的论文集，充分展现了作者孜孜以求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整体框架，说明作者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审美阅读与批评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从现代文学的渊源发生到当代文学的创作流变与思潮，不仅有宏观的历史把握，还有文学文体辨析批评和代表性作家作品探讨的个案研究，从不同路径上审视和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历程及其流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作者另有鲁迅研究的专著出版，所以这里的“鲁迅研究”部分仅收了三篇论文。我认为书稿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值得肯定。
首先，这部著作说明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自身完整的内在结构和体系。因为我们师生紧张相处了三年，后来生滨又经常给我写信或电话联系，所以我是比较熟悉他问学的路径和读书的情况。在硕士学习期间，他第一篇有分量的作业是研究王国维的，后来因为版面费的问题没有发表，我没有看到他把这篇文章收进来，时过境迁，可能生滨认为还不够成熟。但那篇近万字的王国维悲剧性格和理性精神的批评探讨，应该是一个学术启蒙的开始。也应该是他后来鲁迅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学术思想形成的最初萌芽。从鲁迅和郭沫若这样两位新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家的研究入手，以三十年代最具有现代文学史研究和补充意义的“京派”作家群的研究作为一个深入点，说明了生滨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敏锐而深刻的批评把握和学术眼光。从全书分为六个专题的研究内容看，形成了四个层面的研究，并构成一个审美批评与历史梳理相互印证和补充的逻辑结构。支撑他个人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是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和“京派”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宏观的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整体观照，结合历史批判的眼光还进一步从文体学和文学史的角度深入讨论文学本质的问题；又从文学思潮、小说流变和当前诗歌创作的文化批判，进行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和理性批判的学理整合。这从第一章“文体与思潮”得以窥视，并贯穿在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研究的批评讨论中。而另外两个部分的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认识和“区域作家创作”的批评关注，不是简单的现代文学的批评延伸和前沿考察，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具体实践和文学热情的学术涵养。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作家作品的最直接的批评研究和文本分析，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文体的研究是空泛的，而作家的创作特色和艺术个性只有放在整个文学演进的历史文化的现实大背景上才能真正认识和批评界定。从文学本身的意义——“大文学”的讨论到具体的“西海固乡土文学”，从大陆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专门研究到台湾文学的“三维透视”，从张炜《古船》社会影响的再批评解读到毕飞宇小说多重悲剧意蕴的揭示，形成了作者自己的问学路径和学术研究的立体结构。可以说，作者能够将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研究与文学史、文化思潮的研究相结合，见微知著，从不同的层面上审视、关照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生、流变和不同格局的存在。
其次，这部著作反映了作者问学的严谨和“文体”实践的自觉性，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其实，在此之前我只看到生滨零星的文章，当他把这六个专题三十多篇论文放在一起，我才发现，生滨近十年的研究和写作不仅自成体系，并且显示了一种严谨的治学、问学的态度。像《诗人郭沫若社会理想和政治情怀的人性阐释》不仅是一种来自生活体验的贴近个体生命和时代情景的文化人物研究，而且体现了历史批评的公正眼光和“知人论世”的平和心态；《倡导之功创造之力——再论五四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平实而细致地分析得失成败，同样显示了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历史文化寻绎》《20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的流变和自由写作》《“京派”作家群的历史成因》几篇，注重材料和深入历史的研究批评，都有独到的见解。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贾平凹的一篇散文、西海固乡土文学的几个文本，又是另一种严谨而鞭辟入里的审美分析和批评发微。突然之间，我发现这三十多篇论文的“文体”也是一种艰难的尝试，过去有人批评说鲁迅二十几个短篇小说的叙述和结构各个都是不同的，鲁迅是小说创作的“文体”家，现在我是否能夸赞地说，生滨的学术论文也很少有重复和教条化的东西。
从不同的文章风格和文体追求，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文学现象时，不仅实践和运用了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审美批评方法，而且还经常提升到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的哲理层面进行多重反思，看出作者比较广博的读书修养和艺术情趣。所以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作者能够成功地运用多元的批评视角和不同的批评方法，带给我们当前学术既能遵守学术规范又能发挥学术活力方面一些难能可贵的借鉴。其实看看生滨《雕虫问学集》的目录，这第三点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引述几段文字加以说明。譬如在论述京派作家群的历史成因时，最后形成了这样一段理性概括和性情感悟相结合的文字小结：
“京派”作家群给现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从背反主流话语（政治化社会化）文学文本意义上，强化了现代文学“纯真”的文学性；二是小说与散文文体上有了丰富和有益的探索；三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做人态度和同情心深化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蕴藏和传统文化的田园情怀，使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种质朴的现代精神；四是产生了一大批富有个性特色的优秀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字优美与富于诗意的白话文学珍品；五是“京派”文人在明显存在不足和局限的人性张扬里，却展示了纯真的生命姿态和情感操守，这是研究“京派”感触最深的。创作和做人在文学活动中化作生命最真纯的质朴：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
当他对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进行观照研究的时候，是这样进入自己的批评讨论的：
依附于经出于史的传记是中国嚆矢最早的文体之一。传记的写作丰富且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同时涵养着中国人文精神最为活跃的个体生命的道德性情和思想境界。……20世纪是一个世界多元发展的时代，人文学科的许多门类和各种传统的艺术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历史学科的园地里生长的传记，以它更能贴近个体生活和时代精神、尤其是能反映一个人及其个体生命内在精神与心灵世界的质实品格，成为人们最喜欢的阅读文本。
面对历史人物的热门话题，他不盲目趋时，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高屋建瓴的客观评价：
从《凤凰涅槃》到《新华颂》，郭沫若其实一直在高扬一个社会理想，那就是创造一个自由美好的新社会——一个净朗华美的新中国。郭沫若一生，特别是解放前的大半生在时代风云和政治斗争中搏击多，退守少。研究郭沫若或反思郭沫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郭沫若身上最大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最大的矛盾表现，那就是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在狂放自由的文学表达之中，却蕴藏着极其热忱的政治情怀；在诗人个性化的人生张扬里，又有他执著的社会理想追求。
那么，他又是怎样在审美和哲理的层面上分析批评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呢？
如果仅止于此，也就是一幅“美人画”了，可是，天才的贾平凹让他的“少妇”倚在书架上和他说话，让其跃然破纸而出的情态映照“窗外的阳光”，让漂亮少妇欲燃的风韵魔鬼般地罩上一层阳光的明丽，又让画面宁静了许多。贾平凹还嫌美中不足，又借中国艺术的心领神会，落上了一枚小小的闲散印章——“一只麻雀又落在窗台上”。这幅写意的画面就无比生动而又和谐了。（《语言的艺术写意与绘画——贾平凹散文〈邻院的少妇〉赏析》）
“玉米”系列讲的是女人“活着”的同样的哲学命题。古希腊的悲剧是演绎神话和英雄的故事，是戏剧艺术的悲剧表现，在人的自我生存体验的意义上探讨人性坚强、勇敢、情爱、友谊等等品质。因此，古典悲剧的传统是“死”的毁灭成为悲剧的直接呈现，但近代哲学转向了人的内心，人性淳朴本真的善与美的伦理道德的泯灭，精神的荒芜堕落更为震撼人类。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迩来，如鲁迅“野草”似的悲剧情怀暗淡了大地的诗意想象。精神与情欲之间人失却了内心的安宁和信仰的坚定，人活着更多的时候是在焦虑地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反抗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和庸俗性。正如诗人痴迷，哲人洞明，恰恰是这类人的自杀带给人们惊人心魄的震动，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他们强化了“人”活着的悲剧意义，对照出庸常人生的悲剧色彩。（《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
上面引述的这几段文字，是否能够阐明我的最后一个论点，即“作者成功地运用多元的批评视角和不同的批评方法”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规范”提供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借鉴”，那只有等待广大读者的判断了。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在他们临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从其师妹黎荔、牛鸿英那儿知道，她们这位漫不经心的师兄不仅读书广泛，而且喜欢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却又自嘲“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后来读到他更多的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文学期刊上的文字，我发现生滨的读书从来就不是保守的，除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从古希腊的艺术史到比较新颖的西方叙事学理论，他都有所涉猎。当然今后的读书和做学问的路还很长，但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始，我相信生滨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在此拭目以待，并衷心地祝福他！
2006年12月写于陕西师范大学专家1楼（银杏坡家属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