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郭沫若20年代的散文创作，作者所表现出的浓郁的伤感抒情色彩和优美亲切的艺术风格是非常突出的。对这一时期郭沫若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家所公认的。对此，许多研究者都发表过论述的文字，其研究的切入点大多集中在诗人的抒情性或思想转变的契机上。前一点承接的是评析《女神》创作的基调，但没有注意到《女神》中诗人情感的外向性渲染与散文时期情感的内敛自省的巨大变化，认为都是一种热烈赤炽之“情”的文学表达；后一点强调了思想转变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郭沫若在散文创作的园地里，在情感的特定状态下的艺术探索，未能深入探讨郭沫若散文之所以成就的原因，亦即阿英所说的：“郭沫若所以有一个牧歌的小品文时代的道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要认识清楚。所谓“小品文时代”正处于前述两点交替的关节之间。《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是一个激情的狂歌者，达到了一种自由狂放的雄浑和开阔，是一种忘我境界的理想张扬。但现实的冷酷和情感的自然回落使他不得不跌回到现实生活和情感真实的大地上，不得不使他反省自我、回顾来时的路。这就形成了作者澄静，思考和感悟的阶段，这是一种艺术至淳至醴的发酵过程。外界的压迫和变化是很重要的，但更深刻的是来自作家心灵情感的艺术潜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是向世界发问，散文是作家心灵的反躬自问。作者在困顿生活中的情绪变化，是一种冷静的现实取向，但前提是心灵审美的深化。这样从浪漫的理想破灭到自我审视的艺术情绪的疗治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小品文时代”。从生活上来看，作者正处在一个虽是赤贫但却比较平静的时期；从思想上来看，他一方面在思考和探索前进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因生活的赤贫而产生忧伤之情；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则形成了一个散文创作的多产期。可以说“忧”情创伤了郭沫若，但也成就了郭沫若。这样，“小品文时代”在郭沫若人格养成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又弥足珍贵的。所以郭沫若在20年代中期的艺术情感有别于诗歌爆发期的狂放，又不同于北伐时期的热情以及更迟一些时候史学研究的冷静。只有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才会有郭沫若艺术审视活动的活跃和别致，“幻美的追求，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的诗情画意的意境升华，乃为一种特别的心态所孕育，才会产生真挚、优美的文艺性散文。田园牧歌的这种心灵的自由向往和人性纯朴的回归，成为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其实，不仅仅是散文，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也在这个时期诞生；其小说创作的高潮期也集中在这一时期（如《漂流三部曲》发表于1924年，《行路难》、《落叶》发表于1925年）。看来，我们研究郭沫若应该重视这个文学繁荣期的外在的各种社会成因和内在的作家的复杂心态，而不应仅仅留在关于他的思想转变的重要性的论述上。
1999年冬天初稿硕士论文第一部分
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探微
郭沫若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特别是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从《女神》到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再到北伐战争，是其人生早期的奋争和高歌。有浪漫的激情和低泣的私语，有奋进中的碰壁和消沉中的希望，这不仅产生了早期的诗歌小说的优秀创作，也成就了散文小品文的优美。避居海外的10年是一种静息，虽不无种种煎熬，但个人的生活和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潜伏期。1937年回国抗战拉开了郭沫若第二次人生的辉煌，展示了爱国激情涌动下诗人精神的再次振奋。不仅视野开阔，气势如虹，更有了内在成熟的平和心态，生命的Energy和审美内视，出现了第二次文艺性散文——小品文、叙事抒情散文创作的活跃期。这里谈谈郭沫若抗战时期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为了前后一致，我们称之为40年代文艺性散文，以1942年的创作为重点。因为3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仅有几篇，其风格也颇为相似，我们就把它们放在这里一并加以论述。
一、归国抗战以后
首先，简单谈谈郭沫若三四十年代文艺性散文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背景。
郭沫若1941年4月27日在《诗人的创作》中说：“诗人要活在时代里面，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要能够最深最广地体现于一身。”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更是时代的大感情的抒写。郭沫若人格的伟大、思想的深刻主要体现在作家对时代变化、对社会现状、对民族前途的关注和热情上。郭沫若一生的奋斗和文学活动是和现代中国风云突变的历史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讨论他的散文创作不能不了解时代的大背景。特别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已经从五四前后以个人为本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生感喟和启蒙的文化观，走向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化政治化的现实主义思想观。虽然文艺性散文所反映的是作家心态较为宁静和深沉的一面，但在爱国主义诗人郭沫若的笔下，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对时代或直接或侧面的反映。郭沫若前10年的留学日本正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后10年的避居日本，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中国领土，而国内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期。这样，最终导致了1937年7月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郭沫若身在日本却从未忘怀祖国。一颗赤子之心、满腔悲愤在他30年代的几篇散文里有充分的表露。如1936年写的《痈》里所坦露的作者的心情就是很生动真挚的：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拼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要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痈》
只要我们了解当时国内的动荡，对外一再的忍辱退让，再想想日本宪兵监视下的郭沫若的流亡生活，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义愤难抑的悲痛心情。祖国的危亡衰弱，对于国防卫士们的殷切希望，对于阵亡勇士的庄严感，这一切发自身在异地的游子的心声，充满了作者隐曲的衷肠。同样的义愤，《杜鹃》（1936年）一文无情地揭露了那些祸国殃民的“人面杜鹃”欺世误国的恶劣行径。
怀着这火一样的爱国之心和赤子之情，“又当投笔请缨时”，郭沫若不顾蒸蒸日上的学术研究，不顾人到中年的家世之累，冒着生命的危险归国投入抗战的民族大业中。他奔走前线与后方，周旋于国共两党和文化界各阶层之间，为抗战呐喊，为民众鼓劲。为了宣传爱国精神，促进民族团结，为了教育民众，鼓励将士，郭沫若在1942年前后不仅连续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大型历史剧，而且写下了大量的随感杂文、文艺随笔，其中包括一些文学性很强的文艺性散文。郭沫若40年代这些文艺性散文，可以说是30年代几篇散文的丰沛和发展，虽然少了主体的解说、战斗的烟火，但反映了抗战生活的不同侧面，特别是活跃于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郭沫若，为他自己平凡而伟大的思想情怀留下了真挚、清晰的鸿影泥爪。作品很朴实地记录了抗战生活的一些见闻、事物和感想，始终贯穿着抗战的主题。肯定和赞美的是不屈不挠的民族自尊自强和斗争精神，鼓舞和激励的是爱国主义热忱。这些文艺性散文表现了郭沫若1942年前后再次高涨的审美张力和诗情澄静。“照年龄说来，我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怎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这虽是郭沫若1942年11月23日读屈原时《无题》的记录，却让我们能感受其心态的丰盈和Energy的充沛。也只有在这样的“第二青春”期所写的散文才焕发出艺术的美感和思想的丰富。
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有记闲情雅事的《飞雪崖》（1942年10月）《竹荫读画》（1942年10月），有赞美诗一样的《银杏》（1942年5月），有小品散文《丁东草》（1942年10月）《芍药及其他》（1942年4月），有记录生活片断的《回到上海》（1937年8月），还有记述工作的《下乡去》（1945年6月），等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收录的40年代的散文共有11篇（组）。虽然数量不多，但形成了郭沫若20年代“小品文的时代”之后，另一个文艺性散文创作相对集中的时期。这也吻合了郭沫若文学活动和人生进取的两次大的张扬活跃时期。所以说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是他文学思维活跃丰沛的自然产物，也就更能真实地表现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思想情感。
二、有别于20年代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
现在，我们具体讨论分析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的特点和风格。主要从两个方面，通过和20年代比较的方法来作一些论述。
第一，情感和语言的冲淡明净。
相对于20年代浓郁的伤感抒情色彩，40年代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的语言和情感显得明净质朴。其实，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郭沫若小品文序》里不仅对郭沫若早期“田园牧歌”的散文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肯定，最后还断言“郭沫若往后定然是还要写小品文的，不过内容与形式，我想是不会像过去那样的了”。这不仅说明了郭沫若1924年前后文艺性散文创作的特殊心态，更进一步说明了文学史家阿英对郭沫若深层的了解——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艺术批判的认同和共识，同样给我们的研究以启示。
郭沫若后来文艺性散文的创作确实有别于他早期“田园牧歌”的散文风格。从30年代的几篇作品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思想内容向现实批判和社会广泛的外倾型转变。从早期强调直觉、灵感，崇尚“感情的自然流露”发展到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鸡之归去来》（1933年）一文中对病态的妇人、亡国的朝鲜人、释迦牟尼的吃东西、孔二先生的生儿子以及杂乱动荡的时代记录里多了冷眼和讽刺。虽然写的仍是家居的田园生活，但明显有了对黑暗社会的分析、认识和批判，“鸡之归去来”只是引线而矣。《痈》（1936年）里写白血球的英勇和牺牲以及关于“历史小”的议论，全文含沙射影，自然显豁，文学化的描写里更多现实的批判性和对时局的担忧。特别是《杜鹃》（1936年）用犀利的笔锋撕开了一切“人面杜鹃”的嘴脸，刀笔见血的批判色彩是很浓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了郭沫若文艺性散文从20年代内省的个体情绪向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的情感外倾的转变过程。
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比30年代的几篇在语言运用和情感抒写方面更加深沉冲淡，甚至趋于平和。从文学审美的内在情感和文学表达的外在形式都表现了作家心态的明净和语言返璞归真的成熟气息，除了和前期散文一样的真挚优美外，更多的是自然冲淡、明净深沉的特点，减少了20年代个人的绵缠私语和低徊情趣，消去了自我遗弃的孤寂颓废色彩，多了现实生活更广阔的现实内容。当然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早期散文的绚丽和情调，但情感的表达和语言的表述却有另一种打动人的东西。“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司空图的这几句话也许更能概括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给人的艺术美感。郭沫若的散文表现了他在经历了革命实践和诸多的人生风雨后更加开朗乐观的革命胸襟。用行云流水来形容郭沫若的《飞雪崖》《下乡去》《小麻猫》等40年代的叙事抒情散文是毫不为过的，那流利，那明净，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内在心态的充沛和良好。由于其情感和胸襟是那么亲切地反映在他的散文里，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谦抑而又自信的文质彬彬的气质。
郭沫若早期的文艺性散文，“他对于宇宙万汇，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他的心情在他的身之周围随处可以创造出一个乐园；他在微虫细草中，随时可以看出‘全能者的存在’，‘兼爱无私者的彷徨。’”这是郭沫若对维特的分析，也是一种自我的真实流露。以《山中杂记》为代表的作品是作者诗人情感自由浪漫的散文表达。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是一种“明月松间照，清风自有怀”的审美精神的表现，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宁静的心态和风格，反映出40年代郭沫若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把握和认识。在“脱巾独步”的人生境界和平易质朴里，又有夏日山涧清清淙淙、时闻鸟语的清幽和生动。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散文不仅能反映作者的学识、情趣、思想，更能表现人性更清澈的一面。像《飞雪崖》记游，文字平易流畅，简洁清新，把一路走过的时序、线索、景物皆交代得清清楚楚。同行者二三十人，写来三言两语，亲切自然，景在眼前，情在无言中：“前面果然展开出一片极平静的水面，清洁可鉴，略泛涟漪，淡淡秋阳，爱抚其上。水中有一尺见方孔穴二十有八个，整齐排列，间隔尺余，直达对岸，盖旧时堰砌的废址。农人三五，点缀岸头，毫无惊扰地手把锄犁，从事耘植。”语言明净如水，简洁而生动，把秋高气爽的周日出游写得安闲而又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