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本着生活的日常捕捉，却着力于乡土田园的细致描写和浪漫抒情的意境营造，同时包藏了隐忧悲凉的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这样一种审美与叙事的回归传统，却又融合了最现代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京派批评家都以超脱的审美态度看待人生，竭力标榜文艺的独立自足价值。李健吾的批评充分展示了以沈从文发端的京派作家所特有的贴近作品、理解作者、重视主题感悟和整体印象的批评范式。京派批评多崇尚智慧，不论是沈从文作家作品漫谈式批评，还是京派“鬼才”李长之“鲁迅批判”浩繁中深刻的见地，都呈现了文学独立自足的共同意识，也充分说明了京派作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上，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同样表现出独立和个性。他们大都舍得顶住抗力去打磨自己艺术敏感，把智性和官能感受融通，抉精采微，建构自己的文艺立场或体系。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朱光潜，作为三四十年代集西方文论批评于一身的第一美学家，在京派主题意识与文学形式整合的批评中有相当精湛的理论发挥。他作为京派的理论旗帜凝聚了京派的意志，表达了中国新文学在它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应该走向怎样的道路。这样自信而努力慎重的态度代表了京派作家执著于文学的抱负和重视主体审美的认真和超然。在弱势的立场上，张扬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情感的重要性。某种回归传统的形态里深蕴了现代性和人文主义特质。
总之，京派作家群给现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从悖反主流话语（政治化社会化）文学文本意义上，强化了现代文学的纯真的文学性；二是小说与散文文体上有了丰富和有益的探索；三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做人态度和同情心深化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蕴藏和传统文化的田园情怀，使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种质朴的现代精神；四是产生了一大批富有个性特色的优秀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字优美与富于诗意的白话文学珍品；五是“京派”文人在明显存在不足和局限的人性张扬里，却展示了纯真的生命姿态和情感操守，这里研究“京派”感触最深的。创作和做人在文学活动中化作生命最真纯的质朴：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
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巨大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上帝死了以后，人们在物欲的积压中呼唤——诗意地栖居大地！但现代文明并不能完全消解现实生活里人性的隐忧悲苦，加上生命本身无法逃遁的窘困。“京派”作家的作品也许会让我们读出一些回归原始纯朴的家园味。21世纪的生活里我们也许会更努力地寻找栖居大地的诗意和芳草地。或许我们会珍惜20世纪苦难的中国文化里，有了像“京派”这样一些“懦弱”的作家们的民间立场的写作。
2001年秋天写于宁大北校区301室
“京派”作家的审美精神
本文旨在通过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来看“京派”文学的审美精神。沈从文独自闯荡北京，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杨振声等人的赏识，有幸结识了一批自由主义文人作家，在狄更斯、周作人、废名等人文学趣味的影响下，带着他独特的湘西经验走进“京派”文人圈子，拓展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人文思想，又以自己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京派的审美精神，在废名乡土田园的牧歌之后描绘和创造了一个湘西社会和边地小城合乎人性自然而又不无悲凉忧伤的文学世界，同时又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到来的怀疑和忧虑。京派文学在“追求人性的自由、生命的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作品特色。但也含蓄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哀，在轻灵隽永的文字中透出自己对时代的痛和对人类的爱，30年代他们独立于主流文学之外，在相对超然的文学活动中，关照个体的生命，也关照社会，关照人类的卑微生存，同时还寄托着重建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深远追求。
一
五四新文学小说的创作，首先是具有拓荒之功的“问题小说”，虽然比较浅显和幼稚。其次是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开始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揭示的小说创作，和稍后郁达夫颓废浪漫的自叙传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作品，分别体现了现实批判和自我抒情的不同艺术风格和追求，奠定了“五四”白话新小说创作最初的柱石和基础。如此发端的“五四”小说的创作，发展流变为“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小说思潮和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抒情的小说流脉。而在鲁迅、郁达夫之外显示小说创作努力的还有“五四"高潮之后出现的“乡土小说”创作。周作人等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在鲁迅富有乡土特色的创作影响下，尤其是《呐喊》的结集出版，使“五四”很流行的“为人生”的社会“问题小说”向“乡土小说”发展。这是直接的外在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许多外地文学青年来到北京，回望乡土的伤感情怀是乡土小说出现的内在动力。其实“乡土小说”，是以文学研究会年青成员为主的一个新的作家群的出现，也是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小说流派的昙花一现。当时的情景和文学氛围，1922年到北京的沈从文多少有所感受，所以在他后来的《论冯文炳》开篇谈到，“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这样的开始是为了批评非常接近周作人文学趣味的冯文炳的小说创作。所以上个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形成部分气候的文学现场，冯文炳君因为静中写动的“神奇”“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卓然独立，自然有别于鲁迅与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小说作家。正因如此，许钦文、王鲁彦，包括鲁迅的部分作品，也就难以得到沈从文完全的肯定了——艺术上不是很节制内敛的，文字上不是非常优美含蓄的，多了嘲弄的描写，“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了。“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清淡诗意具有田园风味的作品——引者注），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肯定周作人必然肯定废名（见《沫沫集续编》里另一篇批评文字《由冰心到废名》），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沈从文的文学立场和审美趣味所在。
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此令人出乎意料，与现实社会存在着密切关系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也是令人吃惊。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五四启蒙和文学社会化的批评，但是也就忽略了文学最为本体性的东西，我们回到今天的文学场景和文学批评立场，京派文学和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有些特别。巴赫金认为，批评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时代的社会要求和一般思想要求与文学之间的中介。可以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怀与美学的、诗学的探讨是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维度。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几乎就是在这两极之间反复震荡摇摆，并力图寻求一种协调与平衡。在中国，由于人文传统与历史境遇的相互作用，几乎每一个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追求的人，都不得不卷入文学批评的这两大维度之间取决徘徊。因此，当我们回顾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情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争议都因此而变得复杂和情绪化。京派文人和左翼文学之间，就是如此产生一种既互相误解、互相冲突，又相互对话、相互启迪的意味深长的悖反格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人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上的，最上面的是先觉者、启蒙者，往下一点有正在启蒙过程当中的人，在往下一点是愚昧的人，再怎么启蒙也没用的人。”而“京派”文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迩来，从“新月”社倾向资产阶级艺术的文化批评迩来，在新的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的压抑和冲击之下，更为冷静地深入探讨艺术和文化，关照社会现实。在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边缘化过程中，他们有了更加宽容和平和的心态，从各自的立场上求同存异，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欣赏的文人交往圈子，形成30年代文学发展的另一个路径。借鉴西方，回归传统，在开放的文化思想和自由的个人追求之间探寻艺术的纯真和精致。在左翼文学主潮和通俗文学与现代派文学之外，形成独特而松散的文化力量和文学创作。这当中最有代表性和奇特身份的是沈从文先生。
二
读于坚的诗，不是很喜欢，因为他把所有的真话和废话都说了出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但记住了一句：有谁还会自始至终把一件事情好好地做完？这时候就想起沈从文的耐烦和认真，这个“乡下人”，看故乡的山水和人事是如此，旧军队做文书是如此，从标点符号开始学习写作是如此，后来在历史博物馆搞中国物质史的研究是如此。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有苗族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武官家庭，祖父系清王朝提督沈宏富。自幼聪颖顽皮，依恋大自然山水和小镇上的各种行当，因此甘心忍受小学老师和父母的责罚而经常逃学。1918年加入地方军队，任上士司书，驻防辰洲（沅陵）及沅水流域诸县，其间曾一度离军任屠宰税征收员。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黔川边界，了解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与民风民俗，这成为日后文字创作的主要生活源泉。1922年，他到北京寻找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在北京大学当过不注册的旁听生，报考燕京大学因缺乏中学学业基础而未能录取。求学受挫、生活穷困，于是他发愤学习写作，从此走向文学创作之路。1924年12月，《晨报》副刊上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四五年的练笔写作先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民众文艺》、《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赏识，在文坛开始露出头角。1928年他赴上海，与胡也频、丁玲一起编辑《红与黑》、《人间》杂志，并筹办红黑出版社。1929年起，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京，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此间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文坛上的“京派”“海派”和文坛“差不多”现象的论争。不久，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边城》和《湘行散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编《大公报》、《益世报》副刊。建国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文物研究，成绩卓著，出版《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等著作，又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沈从文的创作以小说为主，散文为辅，一生结集六十多种，是创作数量甚为宏富的现代作家之一。1926年至1928年，是其创作的起步阶段，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30、40年代是其创作趋向成熟的创作高峰，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一个天才的通信》、《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凤子》、《八俊图》以及散文集《从文自传》、《昆明冬景》、《湘西》等，约50种。其主要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代表着他创作思想与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一个高小未曾毕业、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地方土著部队中辗转求生的人，因为偶然地从近代文艺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感应时代的气息，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别样的人生，竟然独自上北京闯荡，历经许多坎坷和挫折，终于在某一天成长为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京派的作家往往会创造奇迹，萧乾的成才和一生经历以及取得的成就也是一个奇迹。林徽因的才情，废名的孤洁，是另一种奇迹。从近代西方的发展来看，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冒险和向往别处，打破封建割据开拓世界市场的“现代”社会本身似乎就是个充满了传奇性的世界，它给置身这一全新处境中的每个人提供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然而，就沈从文个人经历和边地文化的深层影响，在真正遭遇现代启蒙思想和社会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时候，不仅带给自己的人生选择、文化选择极为严重的疑惑，给他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世界设置了诸多无法回避的紧张、焦虑、冲突和磨难，而且也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复杂的情感和思想蕴含。在传统与现代，功利与人性，古朴与文明，保守与进取，一个“乡下人”在矛盾纠葛和极度的自尊矜持中开始用自己的笔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因此他的作品确实算得上是边缘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现代境遇下所经历的内在生活变迁的一面镜子，当然，这也是一面带着沈从文的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学化的镜子。
从当兵到文人，这是传奇的一生。鲁迅弃医从文，为拯救国民的精神疾苦；沈从文弃武从文，为的是“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一个为生活所倾心的人，用勤恳和稚嫩的笔开始度量自己的梦，借“湘西”的人和事，写出他对时代，对人类的体察和理解。把一切置于自然的美、置于对所有生命热爱的观照中，表现每一个湘西人的纯朴与善良，生存与宿命。其作品语言质朴而简洁，内容丰富，意境平淡深远。沈从文的作品，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匠心独具，用相当节省的文字绘出了一幅幅湘西风景画。散文化抒情小说《边城》中“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或许‘明天’回来。”一个简洁的结尾，用“或许”承载自己的希望，却又把《边城》如歌的行板化成一段纡徐哀婉的悠久回声，赋予《边城》绵远深挚的悲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