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家》里的季匋民早年致力于教育，后因厌倦虚伪的、无聊的世俗应酬而赋闲在家，每天关门作画，画墨荷，画莲蓬，陶醉于艺术的欢乐中。《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他种竹，养花，放风筝，养鱼，斗蟋蟀，在画室里挂一块上书“四时佳兴”的小匾。吃不饱的时候，拿出三块祖传的田黄石章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他既没有因生计艰难而萎靡不振，也没有因人生坎坷而嗟长吁短，表现出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超脱。《徙》中的谈甓渔，累考不进，便无意仕途，转而在各地就馆。晚年惮于舟车，回乡闭门著书。“他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愿意到处闲逛，到茶馆里喝茶，到酒馆里喝酒，到烟馆里抽烟。”“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言谈举止，全无约束，表现出一种无挂无碍的生活意趣。《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也勤奋也闲散。炕蛋期间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使出了浑身解数；炕蛋之后，他提了茶壶，在街上逛来逛去，喝酒，闲聊，一喝四两，一聊半天，自在随意。《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义疏财，一面临河垂钓，生活如“一庭春雨，满絮秋风”般的闲适自在，淡泊得几近超脱。《打鱼的》里的打鱼人每日在风浪中张帆捕鱼，内心平平淡淡、波澜不兴，平静得近乎空灵。这些人物自我的节制及与外在的均衡中呈现出心态的平和和性情的美好。
这种生命个体存在的最佳状态，这种生命自身的和谐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的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只看到生命的美丽在劳动中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欢乐在劳动中跳荡。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没有哀怨，没有奢求，一海碗糙米，一盘臭豆腐，几只腌辣椒，吃得整个世界生香。她们勤劳以自奉，清贫节俭而自守。《受戒》中的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全无所谓的清规戒律。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自宗教信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并不比别的职业低贱。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审美态度。和尚们的生活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此中的人向生活敞开生命，让生命活力得到完全释放。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
总之，汪曾祺笔下的生命个体，在各自的位置上平静地生活着，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热爱生活却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的感叹，潇洒通达却又谦抑节制。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通脱释然，不落俗套。一种宽和、旷达的生命意识，使生命自身充满了诗意的恬淡，世俗的生活中又充满了人世的欢乐，人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又实在的和谐美。
第三，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进一步表现在作品内在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和语言的自然等整体风格上。
汪曾祺总是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间的情义，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和谐作为他对人生的最高意义的认识，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也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艺术表现上的和谐，主要是通过作品内蕴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及语言的自然得以体现。
作家个体的美学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还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作为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深蕴的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猥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美学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汪曾祺小说有一种简洁而又质朴生动的美，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民情，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景物，他笔下的天空是澄净的，阳光是柔和的，湖水是宁静的，花草是妩媚的。写人物，更少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也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说：“在文风上，我是有意识的写得平淡。”故而在汪曾琪的小说中他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去了浮躁，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情景，就是这种极致。这是至味冲淡而又平凡质朴的人生境界，又是一种小说艺术的语言营造的真淳之美。
所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表现在他纯熟的语言操作技巧上。他说：“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于话与话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近似随笔，自由散漫，像缓缓流淌的清溪一般，宁静平和中显出缜密悠长，随意自然的叙述中自有法度。有苏轼所说的那种“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洒脱无羁，但又文理自然，话与话之间一气贯通，和谐优美。小说的语言简洁、质朴，清雅隽永，有诗化的倾向，有无尽的蕴味，适应了其抒情性的艺术气质。
虽然汪曾祺已离我们远去，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已定格为历史，但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想起仁爱的、抒情的汪曾祺。的确，沉寂了多年的汪曾祺，从新时期80年代以来，其小说创作重新显示出其个性化、抒情性的艺术风格。他按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纯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他笔下的世界因此而充满了生命活力，率性而没有束缚，沉静和乐而没有喧嚣纷争，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和谐，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趣，耐人咀嚼，让人回味。
2002年3月修改定稿于宁大北校区301室
见2003年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