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东征与世纪末文学哗变
中国西部（尤其是大西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幅员辽阔的大地。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各民族间掠夺与征战不断，养成了剽悍、勇敢、顽强、豪放以及行侠仗义的性格特征，形成不同于东南沿海也区别于东北的白山黑水的黄土地文化，内陆的封闭和草原与农耕文明交织构成了西部特有的历史、民俗、伦理、道德、宗教等人文景观和文化积累。历史苍凉的星云时时在离我们远去，西部的贫穷几乎被人们遗忘。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眼光在欧洲在美国，中国的眼光在东南在沿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很难吹到荒凉的西北角，历史和文化的惰性比生活的艰难更顽固，不能说抱残守缺固，历史造成了长久的执拗和自足保守。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在陕北高高飘起，搅动了这一方土地的沉寂和苦难，也发现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血性和坚韧。西部的这块土地上无数的悲剧和不少民族的英雄史诗曾在这里轰轰烈烈上演过，虽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生命野性，但这块土地的胸膛仍然是热的。
在共和国5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西部文学越来越显出她的光彩和魅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文学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军队批评家周政保1985年在《醒悟了的大西北文学》中写道：“大西北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严肃、如此热忱、如此充满信心地探求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东征事件和历史背景
讨论新时期当代文学，我们不能不谈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要观照西部文学，把握当代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的存在和奇特，我们也无法绕过“陕军东征”的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之所以用“文学事件”指称，首先是它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与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发展大背景无法分离，同时又表明了中国文学内里巨大的嬗变。更深远的，与中国历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也密切相关。再者，这次文学事件引发的争议又超出文学本身尤其是文本所能指的意义和规制范围。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当代传媒和极端功利的市场驱动推助了这场虚妄的“陕军东征”的成形和命名。当然更主要的是当代文学面对大众化审美要求的悖反和妥协。
简言之，这场“文学事件”有正反两面的意义，而且不是好与坏的简单的一分为二。不知其他地方的风俗习惯，在西北农村常用的镜子是最简便的那种，正面是家里的女性用来照面梳头和修饰打扮的，但反面常常是一张画片，大多是鲜艳且不失明丽的风景（鲜花映照湖光水色的彩色摄影）或清新美好的女性照片。用完放在比较显眼的堂屋或柜子上，反转的画面刚好是家居的点缀。家里用的镜子是不能正面放置的，这往往是遭人们忌讳的。这样人们看到的镜子是堂屋柜子上用作摆设的一幅很有情趣的“艺术品”。这只是一种比喻，只可部分意会，不能尽然。镜子的正面不论是家里人还是外人都可以照一照，不仅可以照出各自的生理面貌和表情，还可以照出眼神情态、鬓角的白发和额头的皱纹，其意义作用是很充实的。反面置之，是习俗和摆设，其画面的装饰意义和色彩点缀不经意间也多了生活的情调和暗示的意蕴。这种镜子没有了古代铜镜的典雅，也不完全像城市卫生间洗手间的大镜子大方明亮，但现代文明的新奇随着这样的“西洋镜”已遍及中国的村镇乡野。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中国人会理解这面镜子。这镜子的价值、意义和功用及其审美和装饰的文化心理都是简洁而丰饶的。这也是发生在1993年前后“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的一种比照。
陕西作家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中起伏是很大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繁荣的最初20年，整个西部包括陕西相对是滞后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革命文艺壮大才给陕西文学带来了兴盛的机会。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陕西文学有了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保卫延安》为代表的第一次辉煌。从“文革”十年一直到1985年以前陕西文学在全国又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只有一些零星作品获全国奖。除了路遥的《人生》在1983年引起了评论界和全国性的（部分借助改编的电影）热烈关注外，没有什么更大的影响。伤痕与反思，改革与军旅，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次浪潮汹涌里少有陕西作家响亮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文学开始崛起。1985年前后，贾平凹无意赶上了“寻根文学”的热潮，其写商州的系列作品赢得了赞誉和众多读者，名声鹊起。1986年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浮躁》又同时出版，后来又分别获奖。他们的努力给陕西文坛带来了活力和荣誉。这不但预示了世纪末陕西和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浪潮的出现，而且鼓舞了陕西作家的创作。出现了1993年一批长篇作品在北京同时推出出版的收获和盛况——“陕军东征”。
当然，在“陕军东征”的喜悦里也满含着沉重和悲壮。这不仅是作家们创作的劳动付出，还有应对时代大潮的心灵蜕变的痛苦。还有路遥（1949年出生）和邹志安（1947年出生）分别在1992年11月和1993年1月先后去世，给“文革”后刚刚成长起来的陕西中青年作家群莫大的打击和伤痛。特别是“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英年早逝在全国引起了关注和悲愤。路遥先后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文坛和全国读者的心里赢得了尊重。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从读者的广泛和温暖世道人心来说，新时期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长篇能比得上这部作品的影响深远。邹志安生前也是个多产作家，以《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80年代中国文学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观念转变和改革开放的东风里，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景观，但一波波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浪潮过后，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和重读的优秀作品。倒是港台武侠、琼瑶三毛以及汪国真快餐诗、后来的“痞子文学”大行其道。热闹之后，中国的文学甚是寂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不单单是市场化的商品冲击，连文人下海捞钱都成了时尚，大众的眼光被影视屏幕和各种明星所吸引，文学只剩了地摊上的各种传奇和媚俗的粗制滥造。
某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不仅带着人们生活的社会及其时代的标记，同时也是大众内在审美要求和心理的期待。作为一个改变或预示中国当代文学流变和审美趋向的“文学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陕军东征”正是人们的期待和心理的满足。那也是自我根基（生活真善美）的部分沦丧和精神价值的消解，是人性的分裂和本能欲望的泛化。镜子是真实的，丑与美只是他们本身。我记得果戈理《钦差大臣》的扉页上有一句话：脸丑莫怪镜子。“陕军东征”的镜子两面都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80年代末以来的众声喧哗里中国文学向90年代多元分裂和内在蜕变。
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丛书，每十年间选取一个特别的年份来勾勒中国刚刚过去的近百年文学发展轨迹，其中张志忠执笔的《1993：众语喧哗》一书中对“陕军东征”当时状况有较为真实生动的描述。不妨引述如下：
是的，从80年代后半期以来，纪实文学和电视剧先后成为时代的新宠儿，长篇小说在文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丧失；进入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艰难和尴尬之中的严肃文学的困境；作家奔向商海和转向商业性写作；密切关注文学命运的人们，不能不忧心忡忡，为严肃文学的出路紧张地思考，苦苦地寻觅，如今，忽然在“大雅久不作”——虽然，从80年代长篇小产的压卷之作《古船》以来，不过五六年时间，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却已经恍然隔世，时代的急骤变化，使人们的心理时间，要远远快于自然时间。这一点，请回想一下鲁迅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的失落和彷徨，就可以理解——之后，被横空出世般的《白鹿原》所震撼，所振奋，从中感受到他们所切盼的，富有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文学创造成的自觉的好作品，难免会大喜过望，难免会情不自禁，即使是说出一些溢美之言，也是出自内心，出自对当代文学的热爱和全身心投入。
正当《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覆盖全国的电视网络，《潇洒走一回》和经过商业化重新包装的“红太阳”颂歌风行于世，《王朔文集》在争议声中推出并且行情看好，文学艺术的商品化趋势甚嚣尘上的时候，陕西的中青年作家群众却进行了一次成功出击，以一批有沉重分量的长篇小说，集体亮相。
可以看出对严肃文学的焦虑和对陕西作家长篇小说的肯定是相一致的。这也无怪乎写散文的记者韩小蕙在她的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惊喜中称之为“陕军东征”。我们可以从另一位评论者李炳银的文字印证当时许多人的惊喜：
如今，商品大潮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不少向来感到文学神圣，时下又因社会生活的浮躁与典型严肃文学的尴尬，眼看着有的作家作品自觉或不自学地靠拢商品，走向轻俏世俗的时候，一些作家封文学的疑惑与自己的作为同时产生了。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白鹿原》和《废都》出现了，轰动了。这无疑会给人们一种震动，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和促进。若是再念及此前不久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和即将出版的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再及早些时候出版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以及获得好评的李天芳、晓蕾的《月亮的环形山》、王宝成的《红尘》与杨争光、邹志安、王观腾、程海、赵熙等作家的作品。另外还有莫仲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那么，在商品化潮流日盛的今天，作为一种执著严肃的文学创作，并不断产生优秀作品的文学现象，生活于陕西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及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真应该认真地研究和总结。自然，这里的作家和作品是有着许多的不同与差别的，但是，相近或共性的东西依然不少。而研究和总结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认真理解陕西的文学和作家作品十分有益。
文字是朴实而热情的，但也说明大家不满于流行文化和太粗俗的文学作品。除了如上述各种业内评论外，当时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和各种争议。对陈忠实的《白鹿原》肯定较多，争议最大的是《废都》和泛滥的性描写。陈忠实的《白鹿原》，陕西文联作协宣传部1993年3月在西安开了研讨会，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对《白鹿原》异口同声给予了极高评价。当然批评的意见也不少。
那么“陕军东征”的作品除《白鹿原》外，其他作品作家怎样呢？我们可以作简单的回顾点评。
回顾与点评
首先是与《白鹿原》的最终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不同，《废都》引发了更为热烈的争论。正面持肯定态度的人很少。争论的热点是“性”描写，把握不定的是“废都意识”，好奇的是作家创作路子的改变和作品的自传成分的虚与实（中国读者更多时候愿意认同文学作品是作家自叙传的暗示和理所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平凹是很有人缘的作家，作品发行的人气越来越旺，但《废都》却让许多喜欢他的人们感到疑惑。“贾平凹，默默地奔波于陕南山野，默默地在那块原土地上耕耘，商州是他心灵的家园，是他文学生活的根据地。人们在理解他时往往自然而然地把他和商州联系在一起，如同理解孙犁便想到白洋淀，理解马尔克斯便想象南美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一样。贾平凹是一个有‘家’可归的人。”“贾平凹是一位虔诚的作家。应该说，没有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虔诚，也就永远写不出真正的好东西，然而，随着这种虔诚而来的却是他在情感方面的脆弱和对古代文化、外来文化某些糟粕的迷恋欣赏且不可自拔。自小而大的生活经历、家庭的变迁婚姻生活的反复以及天性的善良敏感，造成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感性迷失。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他在某些城市题材小说中的失败，比如他在《废都》中对性行为的描写。”这是在简洁直白的层面上对贾平凹的阅读和《废都》性描写的批评，但代表了好大一部分喜欢贾平凹作品的人们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心里想法和他们的惋叹。媒体的热炒和一些酷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使《废都》热得不可思议，很短的时期出现了好多种有关贾平凹和他的《废都》的书和评论集。更不要说《废都》的发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评论《废都》的得失成败是当代文学批评中争论最大的现象。从中外古今的文化场域里寻绎贾平凹创作《废都》的丰富意义和艺术匠心，最细微和贴近作家作品去理解的是雷达，他的长文《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最后的归结中，在批评了作者沉溺于自我，阻滞了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的同时，给予了贾平凹的创作很充分的肯定。而另一位批评者李洁非恰也从“溺于自我”为结穴点，完全否定了贾平凹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