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从西部文学的发展和崛起，我们是应该肯定“陕西东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成就；从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和文学繁荣的总背景上，我们要从现象认识本质，得与失之间我们不可盲目乐观。
“陕军东征”命名的虚假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骗局，这一虚假命名折射了当代文化的虚假本性。具体地说，它是标志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真实信号，它宣布了中国大众文化或称文化工业的正式兴起，即文化的商业化经营的开始：书籍被堂而皇之地印上防伪标志，书讯变成了欲望化的广告词而到处播散，商品法则已逐步渗向精神文化的腹地。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艺术作品甚至理论都成了商品，因而，对它们的命名和宣传，也自然成了一种便于推销的“包装”形式。“陕军东征”虽然不是一个预设的整体商业策略，但其后起的媒体轰动及其各种“炒卖”却分明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同像旻乐这样一些评论者极端否定的态度，但他们的思考应该对我们起到警醒作用。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他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西方看待人和宇宙除了神话和科学之外，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人们认识人和宇宙“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西部文学抛开外在主客观的一切因素，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上来说，她应该包含人类共同的苦难主题和美好的品质，这也是西部文学在更大范围得到认同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陕西东征”的成绩和热闹，我们应该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希望着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文学的发展，西部作家和陕西作家应该共同见证历史在今天的变化和丰富，用自己的笔从更普遍的意义揭示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境遇和他们的心灵。
2003年1～3月写于上海一隅斋
2006年宁夏文学阅读
札记三篇（另附旧稿一篇）
因为2001年宁夏大学举办的“当代大学生看宁夏文学”活动，我开始关注宁夏文学的发展和动态。特别是“沈从文与京派文学”专业选修课的开设中，在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细读讨论与比较批评中直接涉及“西海固乡土文学”的审美精神。另一方面由于郎伟教授的抬爱、邀请我参与其申请的“宁夏青年作家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以两年来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阅读宁夏青年作家的作品和他们最新的创作，而且详细讨论过部分作家的特色作品。作为批评阅读的回顾，我就手头的三部作品集和两部长篇小说的阅读讨论整理成不同视角切入的读书札记，包含了个人的一些简单的批评认识和思考。算是2006年宁夏文学之一瞥。
乡土文学的朴实文本：《村庄的语言》
《村庄的语言》，这是仍然坚守在西海固的乡土作家火会亮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2006年元月得到这本书。因为作品带给我们乡土生活的那份亲切和哀伤，我和喜欢西海固文学的同学一起细读和书面讨论了这些小说。这种细致的反复讨论，余梅霞结合文本进行的“乡土情结”的主体性发掘也好，王佐红文学史回顾的聚焦审视也好，以及其它文章的多元观照，主要是在宁夏西海固文学的批评视野和现代乡土文学思潮的流变两个路径上展开。其实，不论是美国20世纪福克纳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学”，还是鲁迅、周作人影响下五四新文学最初的“乡土文学”，都说明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追求。尤其是回顾百年来曲折而复杂的中国乡土小说史，我们觉得，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高晓声、贾平凹等作家，分别观照和审视了各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人性幽微，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可以说，乡土文学一直是广义的现代文学审美追求的主流方向。作为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国，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起承于深厚的乡土文明。进入当代以来，中国乡土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乡土精神的裂变艰难而痛楚，乡土生活和乡土文化被冷落和被挤压；特别是地域色彩强烈的内地封闭落后地区，人性的伤害和精神的承受更重。这就是我们将火会亮《村庄的语言》作为一个质朴的乡土文学的文本来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乡村生活并不全是田园牧歌式的吟唱，这里有因清贫而卑微的生活，依旧有对人性的挤压。在火会亮的小说《村庄的语言》中，火会亮超越世俗的情感和敬畏，揭开父辈们的内心世界，洞察着他们的心理波澜，感念父辈们的同时讲述着他们生命与心灵的挣扎。
现实主义的乡村小说在反映农村生活的同时，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化潮流中的盲目、困惑、痛苦和蜕变。这样的乡土作家遍及中国每一个地区和省份。而宁夏西海固同样出现并形成一个独特的乡土作家群体。西海固的这些作家几乎都是新成长起来的最富乡土情怀的本土知识分子，他们以亲切、挚烈的目光时刻关注着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以独特的内涵与批判目光揭示了西海固人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面对文明与愚昧，善良与邪恶，先进与落后，特别是传统与现代之间道德沉沦与欲望横行时，无法摆脱的内心焦虑和冲突。石舒清说：“文学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关注，而创作范围立足于其生活范围。”西海固作家，他们的创作范围离不开孕育他们成长的这片土地，他们的艺术审美也总离不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体验。西海固独有的历史文化积淀，风土人情以及与时代大潮的剧烈碰撞中发生的价值变化，都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文化资源和心灵体验。火会亮感恋故土的同时，也在审视自我。多年的工作经历，火会亮深识“文化人”，在批判他人的同时，也需要反省自己。火会亮珍藏着故乡留下的记忆和情感，用悲郁而伤感的文字吟唱着村庄和村庄里的故事。身为农民的儿子，火会亮爱着这片土地。时代改变了，城市的许多东西影响着乡村生活。他打量着变革中的家乡，怀着悲郁的心情关怀生活中不幸的人和事，特别是他们心灵的尊严。
乡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发祥之地，也是孕育民族文化的原始摇篮。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乡土情结属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类情感主要表现在返本归源的眷恋故土、念故恋群的人伦情味、童年记忆的思想怀旧，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而成的故园之思等方面。诚如火会亮所言：“由于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缘故，注定了我的情之所系和笔之所指依然在于乡村。”“城市进入不了我的情绪。在深夜，在窗外或嘶哑或缠绵的卡拉OK渐渐平息下去之后，我开始坐在桌前，面对柔和的灯光与洁白的稿纸，目光和思绪同时穿过遥远的虚空，平静而温暖地落在乡村的打麦场上。这就是我的乡土”。他的生命深处郁结着浓重的乡土情结。“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然而，一个民族或地域文化核心的基本东西以原态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节日庆典的各种仪式礼节之中。虽然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东西，在以西方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在淡化，但民族文化、特别是独特的地域文化那些根本的东西仍然在顽强地延续着。这种文化原生态的存在和价值意义，以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进入每一个乡土作家的创作。在城市文学勃然兴起的90年代，西海固作家普遍的表现出一种对乡土执著得近于固执的深情。以写乡土小说的手法作为对喧嚣城市的一种抗衡。故乡的记忆成了最重要的一种精神安慰。
另外，千百年来，一代代农民的心里深处都因怕官而敬畏着当官和有权的人。于是，王贵申（《民间表演》）觉得为领导表演才能真正扬眉吐气，接着，杨根缠家里就上演了《挂匾》的闹剧。火会亮揭开了权威的面纱，《下乡》用镜头实录了肠肥脑满的领导们大吃大喝的恶劣行径。火会亮同情父辈们的受欺压的同时，批评了基层领导腐败的生活。为农民地位的卑贱而感愤哀伤。火会亮的作品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作家将自身对西海固人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深切同情融入了作品的题材中，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他对西海固人民给予了最真挚的关注。并对在经济大潮的不断冲撞下当下农民精神状态与价值取向进行了探索。同时作家以独特的手法展现了西海固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在与现代城市文明碰撞冲突中传统文化的消逝与缺失。在作家的笔下，展现的是一种当下农民在传统与时代文明的进程中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突现了一种深重的失落感。然而在更深的层面，火会亮更多的是对当下农民心灵道路的忧思与探索，蕴含的是一种渴望与期待。不是在失落中沉沦，而是在失落中守望。
正如有人批评贾平凹《秦腔》所说：“《秦腔》的感伤是正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小说评论》2006年2期）可以说，火会亮在传统文化和乡土价值认同的审美基础上，以现实的生活体验和自我反省作为文学创作的追求和思考。故乡意味着不可更改的出生之地，意味着根，故乡是安宁与温馨的象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海固作家，城市只是他们短暂的驿站，他们仍将在精神上不断地重返故乡。守望乡土、反省它的过去、关注它的现在、思考它的未来。
小说追求的叙事意义：《一人一个天堂》
不论是从小说的叙事模式，还是“故事”的丰富意味来看，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的创作是值得肯定的。文本的创作既有自己的艺术探索，也暗含着中国作家一种群体性的现代意识。自现代文学发生以来，许多作家在自我的创作中汲取西方文学的艺术技巧和烛照人性的近代人文精神，并反观自己已有的思考和创作，与世界文化和思潮接轨，努力拓展自己的精神领地和个性特色，创造出自己新的文学作品。陈继明也不例外，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在宁夏文学，甚至是在中国当下文学的创作历程中也是值得探讨的。这部长篇由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小说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一个偏僻山沟的麻风病院里的悲情故事为主线，通过对人性复杂和内心幽微的奇特揭示，深层探究人性的善与恶，呈现出人性病态和社会无理性的严酷画面，精神的虚妄和灵魂的蛊惑，在多少有些先锋的叙事追求里奇异交织并有所表现。《一人一个天堂》从结构上来看，有两个大结构：较为明显的结构是以“文革”时期一个偏僻的麻风院为背景，以杜仲和小天鹅的悲情故事为主线；另一个结构是暗藏的人物心理潜流，形成一个隐性结构。有两个时间，一个是追溯时间，是对“文革”十年所发生的事件和杜仲的家史的反复回顾；一个是杜仲和小天鹅特别的内心史。双重结构、两个时间，缠绕在一起，它们的结合使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纯粹的个体，或者对纯粹的群体的单项表现，是让读者看到个体的痛苦，集体无意识带来的悲剧和狂欢。个体的人性缺失泛化成集体的愚妄狂欢之后，会有人寻找闸门，这将意味着大多数的人们将被集体无意识颠覆，这个闸门恰恰就会成为隐蔽的悲剧帷幕，轻轻一拉，“文革”就这样产生了。有人深刻地反思说：“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不论是作者冷静的文风，还是他精心结撰的叙述模式，共同形成了作者努力寻求的对意义的表达方式，作者在这种“拿来”主义的努力中学习并借鉴他人，有自己的创造和突破，是艺术激情沉淀后的一次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