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滨：多角度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在80年代先锋小说中比较普遍。文学是一种设置，为了与读者拉近关系，所以作者倾向现实主义描写的叙述中参照了一些后现代的东西，是一种尝试。叙述者企图将读者带进小说，中国的读者有种拒绝心理，对一个文本，读者应淡化这种拒绝。陈继明的叙述细节有时让人触目惊心，如谭志押送小天鹅回县城，途中性残暴的那一段描写，人性残忍的东西就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陈继明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构，借鉴的是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叙事方法，有时候出现文本叙述和内在思考不一致的情况。
倪万军：如果这个小说用传统的叙述方式会怎么样？
林一木：叙述方式是一个失败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说，一种叙述方式的借鉴尝试，是优点、是突破，但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是一种疏远。
吴松鹤：说到文本的叙事结构，在结尾的处理上，显示了作者诗意的徘徊。杜仲最后落水，但是最终没有死，又回到蝴蝶谷。杜仲没有绝望，叙述者也并不绝望，但是这种诗意徘徊的背后是作者无法超越的审美趣味。这种诗意徘徊显示了宗教理想情怀，理性的救赎往往会破坏诗意的完整。
天堂的意义就在于对人的终极归宿的关怀。人性越是处于迷乱和狂欢，对自身价值的拷问和思索越是显得缺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难能可贵的，陈继明试图在小说中思考什么，或要追求什么。
倪万军：那么，蝴蝶谷是一种希望？
吴松鹤：文学深层把握的往往是非理性的东西。人性最可怕的就是非理性的东西，杜仲和小天鹅是非理性的，伏朝阳的舌头，刘贞贞的死，吴鹤声的死，都是非理性的结果。蝴蝶是一个象征，形象不太清晰却富有诗意。蝴蝶谷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更像一个精神家园。杜仲在蝴蝶谷的十年经历，属于他原欲的生命力爆发了，却又陷入另一种癫狂和迷乱。麻风病院是狂欢世界中的一方清净之地，在外界充满暴力和非理性的时代，麻风病院就是一个天堂。陈继明似乎是在麻风院中寻找什么，不是在审美，而是在审丑中寻找价值。与以往“文革”反思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从“黑暗使人堕落毁灭，光明使人得到拯救”的角度加以表达，更加注重描写和关怀的是时代与个体发生冲突，对个体造成伤害，而被伤害的个体怎样寻求自己的出路和超脱。这也许是作品追问的部分意义。
李生滨：小天鹅是一个美的象征，然而想象和憧憬的美却被玷污被抛弃被残害。这可能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与审视。杜仲是作品叙述的核心。他在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却无法承受许多外在压力，最后竟然出现了尿失禁的生理疾病。杜仲好像成了一个在人性丑恶的泥沼中挣扎的人，作者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太多的承担、体验和自觉的反省。因为人对人的恐惧和无法战胜自我，对美好的向往只能成为一种英雄般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又往往是没有结果和不堪一击的。其实荒唐的应该是现实生活，何况是十年“文革”的背景，那是理性迷失人性疯狂的荒诞岁月。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而形成了社会，然而社会却为了自身的秩序和盲目热情而毁坏一切，掩盖了人的精神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把美好的事物毁坏给我们看，把人性撕裂给我们看，这样就出现各种人与社会悖反荒谬的情景。所以，《一人一个天堂》在逃避现实和社会。
杨青萍：我认为《一人一个天堂》有一种否定的涵义：对于杜仲而言，蝴蝶谷就是他的天堂，可他身在蝴蝶谷，心却不在。他处在一种逃离现实和回归现实的矛盾中。蝴蝶谷每月一次的飞机和小四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杜仲隐身于蝴蝶谷的梦想，使他不得不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堂。杜仲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寻找他灵魂的天堂，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可他最终也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天堂。
张攀峰：外峻内温，这是陈继明的风格。《一人一个天堂》融入了作者许多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冷静客观的。但为了使作品能够具有生命的活力，作者的叙述语言很鲜活，很有跳跃性，正如书中的那句歌词“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一样，具有浪漫的气质，提供着无限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始终在营构着一个充满博爱色彩的温馨世界。天堂，是一个纯粹属灵的境地，这个词语本身来自宗教。而且作者对死亡也有着宗教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杜仲、小天鹅，包括伏朝阳，都想到了死，并且很渴望。悲悯、不安、恐慌、绝望，也有宁静，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一起融入了这个复杂的文本中。
李生滨：《一人一个天堂》作者可能有意设置了蝴蝶谷这样一个独特的“天堂”，但也好像破坏了整个叙述的和谐和流畅，作品既有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情景和细节处理，同时先锋叙述的借鉴带给作品陌生化和浪漫特色，人性复杂的描写背后，又有葱茏的诗意情怀。当然，人称转换或者说先锋叙述的艺术粗糙，以及作者突然跳到前台的不和谐，使作品还不够圆润、精致，这也是需要作家努力的。
从我们大家的讨论中可以肯定，陈继明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作家，多年的文学创作磨炼和读书思考，尤其是这个最新的长篇，从题材内容的淘洗和文本叙事技巧的实验，都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可以说，在揭示“文革”和人性复杂方面给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有自身价值的小说文本，且具有现实主义追求和先锋叙事的双重特色。文学的批评在于对作家的体贴作品的理解，完成自己的阅读探险，这也是对自己阅读能力和内在心性的琢磨。借用著名批评家李健吾（刘西渭）的见解体验来说，批评肯定一个文本的意义价值和不足，不是空洞的议论和评说，而是贴近文本和作家创作心理的心灵探险。
前后两次大家的批评讨论认真而热烈，我们从不同方面批评肯定了《一人一个天堂》的实践努力，也指出了不足和问题所在。当然，我们还期待陈继明先生和宁夏其他作家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有更精彩的展示和贡献。
2006年9月张攀峰王之文整理
文学，源自心灵的诗意与美好
——与郭文斌对谈《点灯时分》
说明：
李生滨：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郭文斌：当代青年作家，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
访谈时间：2006年9月28日
参加访谈的还有：张攀峰王之文刘静杨青萍田燕计虹苏炳鹏等
李生滨：今天，我们来就郭文斌先生的创作进行一次访谈。郭文斌先生，你的《大年》去年出版以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其实，你的散文集《空信封》也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大年》里的许多作品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被一些重要的刊物转载、争鸣。真正批评认识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包括你的创作，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入手，尤其是从西部文学这块儿入手来讨论。西部各省区的文学状况差别很大，从现代文学总的觉醒和发展来说，西部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多少有了起色。谈到西部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出现的奇异景观。一定意义上，西部文学是外来文化和特殊移民带动的文学繁荣。南京大学丁帆最新主持并完成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西部文学”的批评内涵和实际影响有了全面的提升，也对宁夏青年作家有了较全面的关注和集中考察。正因为如此，李兴阳博士他们对你出版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大年》，及时地进行了学院派的批评解读，同时北京《小说选刊》组织了《大年》这个集子的研讨会。这对你初步形成的创作风格，所谓空灵的小说叙事，特别是对苦难的诗意化审美特色，都有明确的批评肯定。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从西部作家的创作成就来看，应该是昌耀、张贤亮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而进一步显示了西部文学创作力量的是陈忠实、贾平凹、阿来他们。对西部文学有特殊贡献的是张承志，张承志主动介入西部，带有宗教皈依的性质。西部文学的壮大和影响，还有周涛、刘亮程等诗人、散文作家。张贤亮是当代西部文学，尤其是宁夏文学的一张名片。从整个宁夏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真正能贴近不同的地域特色，对当下生活体贴入微地理解和描写的还是本土作家，尤其是60、70年代出生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作为地方重点大学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高校教师，我认为有责任关注区内作家的成长及其创作。因为你散文集《点灯时分》的出版，影响不错，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就西部文学和你个人的创作，与你聊一聊。刚才的简单回顾，目的是想请你就当代文学或者西部文学谈谈个人的看法！
郭文斌：我想，西部文学，这样的说法太宽泛了些。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更具体地说，应该是西北！当代文学的西部和西北，不论地域特色还是文化的蕴含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从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才浮出水面，而且在当代文坛越来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小说领域来说，陈忠实《白鹿原》是儒家文化小说情节的再现，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文化的复活。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佛教文化艺术的一次胜利，他们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非常有意义的是，他们在矛盾文学奖中都是最受欢迎的，让人感兴趣的是儒家文化和梵文化有了小说的代言。中国有着较为普遍的道教文化的背景，我在想，道家文化在寻找它的代言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有气势的作品。阿城的《棋王》虽是这方面的杰作，但是由于篇幅短小，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贾平凹的《废都》有人称为通俗文学的祭品，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不归之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参照的是国外文化，他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张贤亮、陈忠实他们的创作，从作品的深层和内容来看，体现了一种哲学的支撑，他们有着他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以及文化的承传积累。总体来说，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对人类经验的传达方式比老一辈细腻、个性化，但世界观、价值观方面有所缺失。诗歌方面，像昌耀、刘亮程、周涛、伊沙等，还有我们宁夏的西海固诗群，很有冲击力和影响。最早刘亮程是写诗的，他的一些诗就写得很好，有些诗句我还能背下来。散文方面，西部的作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像新疆的周涛、刘亮程，陕西的贾平凹等。和我们一起成长有些成绩和影响的青年作家就更多。
李生滨：那么，能不能就西部这几位散文作家，具体谈谈？
郭文斌：贾平凹的散文，让人想起现代小品文的发端，想起周作人。但他们在地域文化或者文化承传上有不同，贾平凹生长于陕南，后来生活和创作是在西安，受到关中文化的极大影响；周作人是浙江人，江南的文化氛围熏陶了他。周涛的散文气势豪放，对新疆景物的描写具有独特的抒情性和感染人的力量。我喜欢刘亮程，刘亮程的散文注重回到生命本真，从美学意义上，有评论家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具有寓言气质，他把生活经验和哲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令人想起庄子的哲学。中国的文人倾向于自然美，然而我们是从阅读十七年散文过来的，加上文革的断代，把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审美精神隔绝了，刘亮程做了一次修复，他的出现使读者在审美上的空缺有了弥补。周涛、刘亮程与贾平凹相比，他们更有诗人的气质。从美学方面，可以说刘亮程超过了贾平凹。他对生活的诠释是中国自然主义的智慧，是对庄子哲学的阐释，他的想象力是天人合一的。
李生滨：刘亮程的散文是温和自然的最淳朴的文字。处在边远的新疆，所以他的心灵或者读书，没有受到内地文化或说教条化思想的更深影响，恰恰保持了一种原态的生活感受而直接开始创作。说到贾平凹的散文，有周作人的美学风格，要不，他后来不会专门办一份《美文》杂志。但从贾平凹到周作人，中间是怎样过渡的呢？
郭文斌：这不是很清楚。
李生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受到孙犁的赏识和影响，但影响贾散文写作风格的，不仅仅是孙犁。我也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贾平凹的散文突发时期，刚好海外沈从文研究影响大陆，80年代大陆掀起了沈从文热，他肯定接触到了沈从文。这比较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散文（有些被批评者认为是小说）、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及小说《长河》的描写，就会一目了然。所以周作人、沈从文，再到孙犁，这样贾平凹散文的风格和性情就不难理解。其实在我们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你自己散文创作的某种追求和审美认同。特别是你比较欣赏的刘亮程，回归一种自然的心态或写作！
郭文斌：刘亮程的身份是个农机管理员，正如你说的，他没有受到学院派的污染，所以体现出一种最原始、也最人性的审美风貌。我个人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东西。李晓虹曾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略》称：“如果说，张承志笔下的西部草原是一个外来者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努力发现沉默着的人性，贾平凹的西部乡村是在对自然的写意中贯注一种情韵，刘亮程的乡村是一种哲学，那么，郭文斌则是在生命的出发地，寻找并且挽留住原本属于我们却又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
李生滨：我正要谈到，你《点灯时分》封底摘录的话。对于你的《大年》，南京的李兴阳博士他们可能读的比较细，他的批评对你作品的影响力有一定的提升。恰好那时侯我正在2003级开设“京派文学”的选修课，发现你的一些作品可以和乡土小说家废名诗意田园的小说描写比较。《大年》某种意义上唤醒了我的记忆，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因而产生了与学生细读讨论的批评文字《从废名到<大年>——文学的审美与批评》。所以我们这次对你散文再次结集出版也是非常关注。你散文创作的一个高潮应该在你的小说创作之前。
郭文斌：是这样的。散文写的早，有些是1991年，1992年写的。所以近来有人发现或批评阅读我的一些散文，问我的散文有没有受到刘亮程的影响，我真的不好说。这个从发表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出，我发表那些作品的时候，刘亮程的书还没有出版发行。记得有个故事，说某名山上有两个寺庙。两和尚打水相遇，一僧问：哪里去？一僧答：脚去哪我去哪。问僧无语，回来找师父，师父教他再问：无脚去哪里？第二天问僧问：哪里去？答僧答：风去哪我去哪。问僧又无语，又回来找师父，师父又教他再问：无风去哪里？问僧很是得意，第三天问僧又问：哪里去？答僧答：去市场买菜。本来去买菜，脚也好，风也好，只是做了一个文章而已。我也不知道是受谁的影响，其实一切都是变，没有定法的。文字是一种自己心灵的事情，写作只是一个行走者的记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