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六七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专门负责治河，对玩忽职守的官吏一律严惩，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因为没有及时上报河情被处死。宋太祖赵匡胤还下诏收集“疏导广策”，征发士兵协同民工治河。太宗以后，调集全国军队治河已成惯例。真宗时又规定，治河官吏每两个月巡察一次大堤，在夏秋发洪水期间虽任期已满，亦须待水落以后可去职他任。且严令禁止私渡黄河，“民素悬舟济行人者，籍其数毁之。”神崇设立“疏浚黄河司”，配备几百只船，清理河床淤泥，由宰相王安石主管治河事务。哲宗置“治河司”为专门治理黄河的机构。这种殷切的目光，神奇般地注视着黄河，携带着忡忡忧虑探询着滔滔黄水，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终点。
中国历史上，除去少数几次政敌入侵、天下大乱外，其余绝大多数唇枪舌剑，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集团因利害关系常犯嘀咕，纷纷在皇帝眼前阐述危害，规划方案。北宋围绕治河引发了政坛上关于“北派”与“东流”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辩手是政坛上的保守派和革新派。因为从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到靖康二年北宋灾亡的八十年间，黄河河道不时变迁，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围绕着如何修堤治河，“北派”与“东流”的上层领导集团内部各持高见，争论激烈。
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例如王安石、范仲淹、张问、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蔡京等，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到底争论什么？又为何争得天昏地暗？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筋疲力尽，寝室难安？皇帝听烦了，耳朵里再也容不下杂音；连篇累牍的奏章看烦了，眼睛有点痛。好了，不要争了！使出看家本领，罢相贬官。李仲昌等被流放；王安石在旧党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从宰相的位子上跌了下来。本来东流河道因年久泥沙淤积，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处流窜，是自然之势。无论主张东流还是北流的官员，都无一例外地站在黄河大堤上向北张望，认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抵御契丹铁骑的进犯。
轰轰烈烈河争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不能彻底根治水患。
转眼到了明代，历朝历代千年来在治黄事业上有了进展，治黄由治水发展到水沙兼治，出现了令人高兴激动的治河名人。最著名的自然是潘季驯。他三十岁中进士，仕途顺运，直至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不仅治河有方，而且政绩卓著，官声蛮好。他四次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运河。
潘季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水道紊乱，主流迁徙不定。朝廷把保证京杭运河畅通作为治河方针，采取北堵南流、分流杀势的治黄方略，河患日趋严重。宰相张居正十分信任潘季驯，任命他治理黄河水患。潘季驯提出治河六策，主张固定河道、以沙治河、以水攻河的治理方案，核心强调治河，基本工程措施是筑堤固槽，以堤治河，遥堤拦洪，缕堤攻沙，减水坝分泄特大洪水，改变了历代在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
值得赞许的是，在他六十九岁高龄时，用他那泥汗淋漓的双手，夜以继日毫不保留地将一生治河经验，著成《河防一览》。潘季驯的这种总结，不是一种洋洋自得的任意炫耀，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总结，自我忧虑，目的是想给子孙后代一个圆满交代和诚恳参考。
潘季驯离别我们太久，只能怅然地看点史料，只能激动地读他留给我们的一大笔遗产。这笔遗产，给中国近现代治黄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六
一代治河名人潘季驯是有幸的，他的治黄经验被清代康熙王朝所推崇，以至发展到了极致。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之一，他不满八岁即位，小小年纪遇到了三个横冲直撞的愣汉子，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做汉奸引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一个是浑身泥沙、令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黄河。十四岁康熙亲政后，做了一番努力，制定了一个捍卫自我尊严的夺权方案，在宫中与几十个满族血统的贵族少年演习武艺，结成心腹。十六岁用计三下五除二除了鳌拜集团，不满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削平“三藩”。之后，用兵收复台湾、自卫反击沙俄入侵、抗击准噶尔叛乱，进行了一番里里外外的全方位整治，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
康熙皇帝面前的第三个愣汉子，实在难以对付。当时黄河的情景是：
频河郡县，田土尺湮。各地方协济河工，一束之草，赔银数钱，征调繁兴，侵挪万状，河夫工食不能时给，物力已竭，绩用未成。中原重地，人民苦累，半由于此。
康熙初年，由于河患多年失治，到处溃决，尤其是徐州、淮安、扬州三府地方，是大运河航行必经要道，必须在此穿过黄河；同时淮河也于此汇合黄河一道入海。正是这个交汇处，河身淤垫，堤岸崩溃，黄水入海之路阻塞，发生倒灌，冲入淮河，破坏运道。康熙心里非常清楚，这条大清王朝钱粮的供给线受损，每年几百万石南粮便无法输送北京，供给断绝，影响殊大。再者，黄河四处漫溢，淹没耕田，农民失业，像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会引起社会动荡。他开始研究治河技术。我们可以从一六九二年康熙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二月，被劾革职的靳辅再次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靳辅以年老多病推辞而讲的。他的上谕是：
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
一六七六年，黄河下游再度泛滥，运河河道被泥沙淤死，南北漕运受阻，尽管平叛吴三桂等“三藩之乱”的战争仍在进行，康熙也下定了治河决心。当年十月，康熙命令吏部尽快选出治河能臣，可不拘一格。康熙命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等到中国的统一局面日臻巩固，康熙便腾出手来大治黄河，不无高兴地说：“今天下无事，治河最要。”在后期的河工上，他以积极的态度从事修治，亲临指点，全面设计。
康熙有过南巡的记载，一生巡视了六次，每次公布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黄河。虽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笼络争取南方知识分子的目的，我以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可以说他每次南巡是去从事治河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在宫中不断研究如何治理黄河，尤其在治河后期，曾一度治理北京附近被称为“小黄河”的浑河，经常亲临指点工事，取得更多实践经验，使他渐渐成为一名治河能手。每次南巡，情景蔚为壮观，先由康熙抉决吉日，选定路线，下谕告知，然后在大臣和警卫的簇拥下浩浩荡荡驾舟而去。各府州县官吏接到通知后，昼夜忙碌，商量接待方案，沿途肉香飘荡，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康熙每到一地都要关切地问询治河，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国家意志。一六八九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曾不无忧患地下谕说：
黄、运两河运道民生攸系，朕日切心劳。比年工役，虽渐有绪，而应修应塞，议论纷纭。曩岁巡幸，曾允淮扬士民所请，疏浚下河。兹已兴工，尚稽底绩。……今特诹吉南巡，躬历河道。
这话讲得多妙，讲得沉甸甸，我们读得也沉甸甸。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解决下游水患首要目的是安定民生，他二十八年如一日，关切黄河水患，辛勤经营，令中国历史上任黄河泛滥、甚至以水代兵的皇帝汗颜。
黄河的忧患牵动着康熙的忧患。由于忧患，他有足够的精力南巡六次治理“尚难决定”的黄河水患，而且每次很有收获，受益颇多。由于忧患，他还博闻强记，“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结果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治黄名家，也是特别重视治理黄河水患的一位。这一点一直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几乎很少有哪个朝代的皇帝能与康熙比一比。他还在一六八四年开放海禁，竟向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学习研究西洋自然科学知识，亲自登上堤岸用水平仪测量水势的高低，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传法。在黄河堤岸上设的豪华行宫前，和河道总督们讨论治黄事宜，他不强词夺理，而是注重实践，实事求是，“知者言之，不知者不轻言”。在治黄发言权方面，康熙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钻研河工知识，并运用到实践。他反对见风使舵，纸上谈兵，几手每次都发出了准确的指令，指挥若定。一次有人弹劾靳辅用减水坝放水淹没民田，康熙说：“我不认为是这样。靳辅能用减水坝收水放水，这很平常，我认为一定能取得成功。”
一七〇五年，康熙第五次南巡。他亲眼所见的情景是：“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皆一一在望。三十八年，则仅见河岸。四十二年，则河去岸甚低，是河身日刷深矣……闻下河连年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
人们有时也许会想，像康熙这样让中国人骄傲的皇帝，手下有一批官吏替他施政。是的，历朝历代如此。我们说几位治河官员的行为：
先说靳辅。曾任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副总裁官，作得一手好文章，后任内阁学士、安徽巡抚，康熙称奖他“实心任事”。水患无情，任务紧迫。靳辅接到河道总督的任命书后，立即从安徽赶赴宿迁总河行署任职，他总觉得宿迁距治河现场太远，将总河行署干脆改设在黄、淮、运三河及洪泽湖的出口交汇之处清江浦。这里是最易出事的地点，到了洪汛期连行署衙门的安全也难保障。
靳辅不辞辛苦劳累，脚踏泥潭，亲自跑遍大河上下千里之地，了解情况，向当地农民求教。他白天与工匠、民夫一同泡在泥里、水里，夜晚住在工地或沿河随处，甚至与夫役匠人等挤在工棚里，在那摇曳飘忽的油灯下，靳辅与陈潢带着一天公务的疲惫，精心梳理着那些水淋淋的小牍片纸。
结合历代治河的利弊得失，靳辅向康熙上奏了著名的治河方略《经理河工八疏》，并且在一天之内上奏皇帝，所谓“八疏同日上之”。《八疏》将黄、淮、运三河当作一盘棋，综合治理，彻底改变过去只顾运道、不顾河道的片面做法，提出五项治理工程、三项保证措施。这些工程与措施包罗了全面疏理河道、协调三河水系关系、保障运河水位，连治河大小官员的选派、钱粮来源、如何免除贪污浪费等都安排妥当。
方案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一六七八年正月，康熙批准了靳辅修改的方案，拨给二百五十万两库银，限定三年完成计划。此后，靳辅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临时办公棚里，带领民众进行了一场场撼天动地的黄河保卫战。
靳辅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常常整个晚上睡不着，胃时时疼痛。三年后，黄河未归故道，受到“革职，戴罪督修”的处分。
一六八四年，康熙皇帝南巡视河，对靳辅赞赏不已，赐以手书的《阅河堤诗》。又命靳辅将治河经验编纂成书，以便后人借鉴，还亲自定名为《治河书》。康熙回北京时，按照惯例应当送驾，康熙对他说：“送我是小事，河道关系重大，料理河工要紧，你不必送我了。”靳辅坚持再送一程，康熙对他说“你随我走了多日，我的心事你也知道了，你的心事我也知道了。”
后来，康熙根据实地考察和反复钻研，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略，和靳辅争辩了起来。皇帝谕令，一言九鼎，本该定音。但靳辅不服，他引经据典，讲述了千百年来中河与下河的水势情形、治理得失，坚持反驳康熙的下河治理方案。
一六八八年由于开中河、屯田等棘手问题，靳辅被罢职。四年后，康熙再次起用靳辅治理黄河，靳辅病倒在督运灾粮的黄河船中。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忍着病痛写出了几万字的治河未尽方略，上奏康熙。一六九二年十二月，年近六十岁的靳辅死在任所。
其次是陈潢。这是一个曾跟随靳辅十七年、卓越的治河幕后英雄，对靳辅的帮助最大。他是浙江钱塘人，是靳辅的幕友。他在工程开始之前，沿河考察水情，了解河患原委，得出治水先治河的认识。他汲取明朝治黄专家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河”理论，发明了“开引堵决法”、“放淤固堤法”，并创建减水法，开渠调节流量，避免河水冲决堤岸。这些建议全部被靳辅采纳，靳辅至死念念不忘，感激不尽，以至于陈潢先他离开人世时，还怀念他唯一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南巡时，靳辅向康熙呈送陈潢姓名，并为陈潢说了好多好话。一六八七年，靳辅向康熙上疏，力荐陈潢，并让陈潢继承他的职位。康熙赐陈潢佥事道衔。后因屯田一事，陈潢被革去佥事道衔一职，康熙点名问罪，“陈潢本一介小人。通国尽知屯田之说，江南人莫不嗟怨。”陈潢被逮捕押往北京，五年后冤监狱死。
再说于成龙。这个人做官廉洁，颇得好评，但胸襟狭隘，争强好胜，与靳辅在治河方略上合不来，康熙将他们二人召到北京，在故宫里展开讨论，后来他竟然玩起阴谋诡计陷害靳辅。一六九二年出任河道总督后，一改对靳辅的攻讦，全依靳辅的治河方案办理。
举出这几个人的事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具备高级专业技术之类的拔尖人才，尤其是皇帝信任的人才，周围肯定有一批追随者。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人才，越是正直能干的人才，越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才，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谁都想利用他，谁都不想重用他。中国社会机制就这么奇妙无穷、博大精深，它一方面成就人才，另一方面压制他们，动不动流放、贬谪、遭杀害。平心而论，陈潢在清代治理黄河史上，首推第一，然而良好的动机成了上纲上线的罪证。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屯田之议起于靳辅、陈潢，他们想把七州县涸出土地，招民垦种，用以补偿河工巨额开支。可是在那个时代，豪强操纵，官私勾结，狼狈为奸，这种倡议，势必引起他们的反对。康熙不惜人才，想息事宁人。陈潢招致残酷打击，忧愤而死。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是陈潢的挚友张留野说的那句话：“是时忌功者流，见治河告成，苦无从媒孽短长，适因屯田之事，奸民散布流言，欲阻挠屯政，以利其私，而忌者乘之，得以诬陷矣。”他太出色、太拔尖，能把千年忧患变成万年福地，能把天下之忧集于一身，引起于成龙、崔维雅的忌妒，立意与他们对立争功。
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靳辅、陈潢那样性格憨直、态度倔强而又技术娴熟的治黄名家呢？但性格憨直、态度倔强、技术娴熟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防卫，真正厉害的是奸佞小人，他们感觉不到忧患是什么？只看到这些人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上，刘鹗算得上一位奇才。论文学，一本不厚的《老残游记》名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论学术，一本《铁云藏龟》开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先河；论政绩，光绪十四年治理黄河郑州段的决口，让他闻名全国并步入政坛。
当时，黄河在郑州决口，下游大水成灾。更换了几次治河人员，也无法使缺口合拢。清政府调来了广东巡抚吴大徵。向来以懂水利自命的刘鹗，听到了这个消息，关闭了上海的印刷厂，北上投奔吴大徵，参加治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