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基辅。
我是来对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进行秘密检查的。
我是来追查一起刚刚发现的重大间谍案的。
我是来……应邀观看白俄罗斯大演习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已经回国了。
管他什么理由呢……有这样的情报，管他什么理由呢……
我盯着眼前这双困倦的眼睛。现在是凌晨2点，他大概是被我的随员直接从床上拽起来的。
“你就是第1筑垒地域的……营级指挥员阿历克赛·阿历克赛维奇·斯捷潘诺夫？”我以尽可能平静的态度问眼前的这名红军军官，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三局的一名特派员。“就是你写了这份报告？”
“是我写的，内务人民委员同志”
“你能够对这里面所提及的所有材料负责么？”我一般不喜欢这样问话，因为这样显得不信任，不过今天……凡是总有例外的。
斯捷潘诺夫挺直了腰板。“当然。”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问了我在整件事情中最令我困惑的地方，“如果情况这么糟，那你为什么不更早汇报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要求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一个标准的官僚主义者。当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科人员根据规定执行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保密、反间谍工作，用不着管所在部队的具体业务，不过，凡事总有个限度吧，象报告里提到的……
“你的指挥员知道你在写这个报告么？”
“当然没有。按照您的指示，我应该在秘密状况下完成并向军区反间谍处递加一份所在部队的战备和日常训练情况的简报。”
“那么你今天的休假呢？是例行的么？”我不希望出现那种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知道可是其实他们知道你知道的情况，而且专门找了借口把你支出来好偷偷摆平所有事情。虽然，从报告提到的情况看，这似乎不大可能——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也不可能。
“本周末是我的正常例行休假。”
“你如果请假在基辅多呆几天是否会引起注意？”按照工作规则，我应该让他尽快回到原单位。但是，我可能需要把他留下来多了解一些情况。
“我想应该没有关系，只要让我给司令员打一个电话，您知道，那种部队，他们的纪律……”他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比较松弛。”
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或者说还要好，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你就暂时留在……我会让他们给你在大陆饭店安排一个套间。”大陆饭店是国际旅行社下属的一家豪华饭店，苏联所有的国际旅行社都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保持着最紧密地合作关系。
我看着斯捷潘诺夫靠腿、敬礼然后转身离开房间。这几天这样的动作我已经重复看了几十遍了。
不过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感到亲切过。
“需要核实，仍然需要核实。”我提醒我自己。
我花了两天时间核实情况，如果有人进行统计的话，会发现在这48小时内乌克兰军区司令部内特科人员的家庭事故发生率急速攀升，他们遭遇了从小孩出麻疹直至老祖母心肌梗塞的种种不幸，至少有4个人宣称老婆打电话威胁要跟他离婚如果他今天不能在中午前赶回家的话。
通过这48小时内一次又一次个别谈话，我了解到虽然没有人能够对斯捷潘诺夫所反映的情况能够加以证实（这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有好几人表示，对斯捷潘诺夫所说的一些个别内容有所耳闻。
而且虽然我不能冒打草惊蛇的危险，但是我还是派随员察看了斯捷潘诺夫报告中所提及的一部分地点，结果也与报告所提到的完全一致。
这就够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
正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我应该尽快完成报告，然后直接把他交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我现在已经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完成它了，虽然没有办法完成我事先所设想的论证，但是如果一篇文章有足够震撼力的材料，那论证的过程好不好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小小问题了。
现在，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决心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话，这篇报告足够让国防人民委员部半数以上的高级将领丢乌纱帽，随后连带而来的就是对红军从上之下进行全面重组。
在异时空，我曾经详细研究过戈尔巴乔夫对鲁斯特事件的利用[注]，戈尔巴乔夫就是借这件事情，通过一系列的人事任免，加强了他对苏联武装力量的控制，消除了苏军对他“改革新思维”的潜在反对可能。这一次，除了我大致有把握可以保证了解情况的人将局限在一小部分，可以继续不让苏联公众知道这一点可以聊以自慰之外，从其他任何方面，这个发现恐怕比鲁斯特对苏联防空系统的羞辱来得更为具体，也更为严重。
这场风暴甚至不可能局限在武装力量内部，他势必将吹入政界。
……而且直达政界最高层。
政治局成员中可能有多达五个人会受到波及——也就是新领导集体的整整三分之一。
如果政治局出现一个空缺，那是机会。
如果政治局出现两个空缺，那是幸运。
不过如果政治局一次出现五个空缺，那是……巨大混乱。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会希望在他们掌握权力的第二年就出现这样巨大的混乱么？我盘算了一下政治局势，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混乱之后就有大量的机会与幸运可以分发，也许，他们可以借此建立起来一个更令他们称心满意、更能体现它们中心地位的政治局。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可能会认为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从而避免混乱的出现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毕竟，按照我对这两个人的了解，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从本质上，都是出色的机关管理人才，或者说，官僚。他们回避风险与混乱，乃是官僚的天性。
也许符合他们的天性、甚至利益，不过，假如这种情况出现，那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巨大灾难。
我手里抱着一颗炸弹。如果我不能把它迅速投出去炸死对手，那么……
它就会把我炸死！
或者更恰当的比喻是，我的手中除了一颗手榴弹一无所有，而在投掷距离处，几十人手持利刃。他们已经听到了我拔掉火绳的嘶嘶声。我可以把手榴弹投出去，但是如果没有命中的话……
这件事情，如果弄大，可以撸掉一大把乌纱帽，说不定还有几颗人头。可是如果化小，那么不过是一大批降职、处分和羞辱，足够让人记下这笔债，但却没有剥夺他们讨债的能力……
我将拥有一大批仇敌！
打蛇不死自遭害！
因为这件事情受害丢脸的五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半数高级将领都会将把我视作除之后快的眼中钉！
而另一方面，我想不出来这种场合下有谁会来援救我。在把我抛出去任人分尸就可以获得一大帮人由衷感激之情的局势下，我很难期望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会顾及对我的感情与关系。
而且他们这么做毫无后患，我再次发现他们派我来刺探军情的好处，果然是啥事情都可以推到我出于狂妄野心而自行其是上去。
我该如何做？把希望寄托在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开辟一片新天地的雄心壮志，然后站在他们身边分享光辉？
或者，我可以设法达成一笔新的交易？
哪怕背着主人……
注：1987年5月28日12时21分，联邦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经自己改装的赛斯纳-172轻型飞机，从赫尔辛基起飞，向东擅自进入苏联领空。随后，他以每小时约200公里的时速，在500米的高度上直奔苏联首都莫斯科而去。经过5个多小时约1000公里的飞行，在18时15分到达莫斯科上空，在克里姆林宫盘旋几圈后，18时45分他成功在莫斯科红场波克罗夫斯基教堂与斯帕斯基钟楼之间的斜坡上着陆。5月30日，苏联**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严厉批评了国防部的工作，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在领导国家空防工作中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和丧失警惕的观念”提议解除了防空军司令空军主帅科尔杜诺夫的职务，当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为科尔杜诺夫辩护，希望延缓作出处理决定时，戈尔巴乔夫进而要求同时解除索科洛夫职务，“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严重丧失警惕的表现。”次日，索科洛夫、科尔杜诺夫以及莫斯科防空区司令空军元帅康斯坦丁诺夫被解职，由亚佐夫接任国防部长。随后戈尔巴乔夫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加强了他对苏联武装力量的控制，消除了苏军对他“新思维改革”的潜在反对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