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了。
我现在是莫洛托夫在人民委员会的四名副手之一了。
1935年以前苏联曾经在人民委员会设立过第一副主席职务，由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担任。当时，莫洛托夫的四名副手分别是古比雪夫、兼任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兼任财政人民委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楚巴尔、兼任交通人民委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不过自从古比雪夫去世后，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了。[注1]
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楚巴尔离开人民委员会改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担任供应人民委员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新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接替了去世的古比雪夫担任主席）瓦列里·伊凡诺维奇·梅日劳乌克成了新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随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梅日劳乌克还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成为了斯大林死后迄今为止政治局里唯一的一张新面孔。
从这几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情况来看，看上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距离政治局的距离似乎比内务人民委员还来得近些？
纯粹看上去而已。
苏联政治，被一些西方克里姆林宫学学者称作“官名簿政治”，它的意思是，当出现空缺的时候，各级权力机关从官名簿上下一级职位中符合一定资格的人中挑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填补空缺。那么，担任什么样职务的人可以列入获得官名簿顶峰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的席位候选名单？
对于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学者通过对1919年到1991年的政治局历史（有一度他用过别的名字，但是实质是不变的[注2]）的总结，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以及40年代改名后部长会议副主席）理所当然的也侧身其中，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这里指的仅仅是分管重要工作的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反，内务人民委员（以及作为它后继者的克格勃主席）倒是在这个清单上排在很优先的位置。
而我是一个没有分管工作（且不说重要与否）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我不能指望政治局会认为既然人民委员会里其他副主席都是政治局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觉得我一个中央委员孤零零的矗在那里也许有碍观瞻，所以出于怜悯之心给我安排一次提升。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时代有三名副主席，其中加米涅夫和李可夫都是政治局委员，而另一个副主席秋鲁帕连中央委员会都没能进——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先例。
现在，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垂直领导和管理，奥尔忠尼启则原来领导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已经在几次机构改组后被拆分成了好几个独立的工业人民委员部，而他本人在不久前接替了被光荣选为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伏罗希洛夫担任国防人民委员。而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现在继续负责与苏联国防有关的各种事宜，既包括红军的建设，也包括军事工业的发展。
米高扬除了供应人民委员部之外，还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管理着轻工业人民委员部与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换句话说，他的权力范围涵盖了苏联消费品的生产与分配。
概括起来讲，现在苏联政府内部的情况是——
在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的全局指挥与协调之下，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梅日劳乌克编制长期规划对资源进行总体配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为武装力量服务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领导为居民服务的消费工业综合体。
人民委员会其他三名副主席都有明确的分工，然而我没有。我没有任何兼职，也没有明确的分管范围。
如果与西方政治制度作比较的话，我的职务其实不是内阁副总理，而是近似于不管部部长。
不，可能还不如不管部部长。
在西方内阁不管部长的职责是参与决策，处理内阁会议决定的带有总体性质的重要事务，有时也作为政府首脑的特使，担负一些特殊的使命。
但是虽然在法律上苏联人民委员会性质与西方内阁近似，并实际上人民委员会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苏联进行西方内阁级别决策讨论的机构是党的政治局。所以要处理由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带有总体性质的重要事务或者特殊使命，也是挑选政治局委员，至少是候补委员来进行。
你首先必须参与决策讨论，然后才可能被选中担任特使，这很合理，如果特使自己都不知道决策讨论了什么，那他不就沦落为一个普通邮递员了么。
对于这一点，曾经是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生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1949年初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米高扬当时的职务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但是他访问延安并不是来与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讨论未来两国经贸合作问题的，他是以政治局特使的身份来进行与中国**沟通的，虽然他在苏联的职务与国际共运毫无关系。
可是这样一来这对我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循环。
只有在现在这个职位上做出突出的成绩，我才有机会获得政治局的席位；但是，只有获得了政治局的席位，我才有可能在现在职位上做出成绩。
这是死循环。
结论：这似乎是一个没法从里面向外推开的冰箱。
注1：当时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外出休假期间，就由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主持人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过他似乎不能胜任。
斯大林1933年给莫洛托夫写了两份信：
“应当承认，我（还有伏罗希洛夫）很不乐意，因为你一走就是一个半月，而不是我们制定休假计划时商定的两周……这也不难理解，不能长时间地把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甩给古比雪夫（他可能会酗酒）和卡冈诺维奇……”（9月1日）
“……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缘故，你休假提前归来。但是如果我不叫你回来的话，显然，中央的工作就会长时间地由卡冈诺维奇一个人（古比雪夫有可能酗酒）承担。这样一来，卡冈诺维奇就要在地方与中央的工作之间奔波，这样他难免会轻率行事……”（9月12日）
在这两份信中，斯大林提到当古比雪夫酗酒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的中央工作将全部压在卡冈诺维奇身上，从这一点看，似乎只有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人才有资格代替莫洛托夫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因为当时奥尔忠尼启则也是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当时人民委员会领导**三名政治局正式委员：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然而斯大林在信中没有提到他相反只说党和政府的工作会集中在并非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身上。
注2：1919年初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与同样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组织局和由一名责任书记（1919年至1921年由责任书记领导书记处工作，总书记是1922年4月斯大林来到书记处后才设立的）、一名组织局委员、5名技术书记组成的书记处是平级机构（按照当时拟定的分工，书记处的职能较为模糊，一般认为政治局解决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组织局解决组织问题，而“不太重要的问题”由书记处决定，但规定书记处决议若未遭组织局委员反对，则自动成为组织局决议；未遭政治局委员反对，则自动成为政治局决议）。但是1919年3月25日，列宁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政治局成为当时仍然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决策机构。在1919年至1952年、1966年至1991年间，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称政治局，1952年至1966年称中央主席团，其中1952年至1953年间因主席团规模较大（25名正式委员、10名候补委员），由9人组成的主席团执行委员会行使着政治局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