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很多次中央全会，以后也还会（应该会吧）参加更多次，但是不会有一次比今天更让我紧张。
莫洛托夫的攻击正在进行。
很明显他的工业管理方式改革在政治局遇到了强力阻击，所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十八大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他选择了另一种曲折开火的方式。
他的火力直接指向卡纲诺维奇的负责领域，联共（布）的组织工作。
听上去有点不合逻辑，其实不然。虽然理论上联共（布）政治局是一个实践党内民主，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不过通常来说，除非有绝对的必要，政治局委员们并不喜欢弄到刺刀见红，最后形成五票对四票然后以微弱多数强行通过的局面，只要不是事态紧急万分，非立刻做出决定不可，那么如果遇到连续2、3人表达了反对态度，那么在表决前通常就会有人出来打圆场建议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吸收反对意见修正方案然后再进行讨论。而动议者一般也会接受这种和稀泥的调停。
然后，如果动议者认为主要的反对意见与自己的意图实在太过南辕北辙无法用打补丁的方式实现折衷，那么他们往往就会进行一系列台下的操作，个别的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尝试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特别是其中立场并不十分坚定的成员。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中央全会造势，当然造势往往不是直接鼓吹他们打算推行的计划——这样未免显得有宗派主义和把矛盾公开化的倾向——除非是一赌生死的大决战否则不会选择这样做，通常来说是让自己在中央委员会支持者们出面，寻找一些与之前讨论内容关系不大的领域对反对者本身进行几下敲打，以便到最后进行一些交换——同时也可以在会议上显示一下自己背后的力量，以便说服一些还没有表态的骑墙派选择倾向自己的立场。
斯大林死后卡冈诺维奇交出了在首都和监察委员会的兼职，交换到了莫洛托夫对他把日丹诺夫和叶若夫从书记处撵走的支持，成为在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同时由他给书记处两名新任的书记划定了工作范围：来自乌克兰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蒂舍夫兼任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而生于1882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主管共产国际有关事务，除此之外，联共（布）中央各部都直接列入他本人的监管之下。
因此，整个党建组织工作都算是他的主管范围，莫洛托夫这次也就选择了这里作为攻击点——我还清楚地记得，莫洛托夫曾打算让自己的人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鲍尔达耶夫当上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党的领导机关部部长，但是显然是因为卡冈诺维奇的反对而没有成功。
刚才连续二三名发言的都是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显然是受到了暗示，并决心把自己未来的升迁寄托在莫洛托夫记住他们的效劳上。
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要在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有关上次党代会以来党建工作的报告（传统上是由总书记斯大林来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但是现在没有总书记，所以就决定按照1922年第十一代表大会[当时还叫俄共(布)呢]以前的模式，由莫洛托夫以政治局会议主持者的身份作中央委员会总体工作的报告，而由卡冈诺维奇来做有关党建的报告），所以要在这次大会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介绍报告草案。于是，他们开始挑刺。
不过他们当然也得罪不起卡冈诺维奇，所以他们大都蜻蜓点水。基本上都是挑了最近三年他们自己工作范围内接触到的一些党建工作的疏失，不过言辞之间“难免”稍微带到一些对中央现行方针的质疑——当然，都非常注意的把握着分寸。
不过当然不会到此为止，这几名候补中央委员不过是开幕的锣鼓，真正的攻击要由更有力的人来发动。
通常而言，不会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自己来组织开火，不过至少是一位资深的中央委员，当然，也可能是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比如像波斯蒂舍夫。
波斯蒂舍夫开始发言：“刚才的几位同志都提到了，我们现行的、依据被申请入党者的社会地位而采取不同吸收程序的做法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联共（布）目前的党章规定，申请入党者按照他的职业和出身被分成四类，分别是五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五年以下工龄的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出身的红军战土和直接参加车间或工段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集体农庄庄员、手工业劳动组合的成员和小学教员；其他职员。每一类入党的程序都不同，其中第一类入党最简单，只要有五年党龄的党员三人介绍就可以，并只需要一年预备期，而后三类除了必须经历两年预备期之外，对需要的入党介绍人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依次提高。当年这么设定，是为了保证党员中有尽可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也就是产业工人。不过实际执行中，这种区别对待，往往会造成很多笑话。
“我要补充一个我了解到的事例。”他当然不是在补充。
“前不久我去列宁格勒工作。那里有一位斯美坦宁同志，他是‘速行皮鞋’工厂的做鞋面的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相信这里有不少同志听说过他的事迹，说不定你们正穿着他制作的鞋（笑声）——党组织考虑将他发展入党，但是那时候斯美坦宁同志已经因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所以他不得不要求按照第二类人“直接参加车间或工段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而非产业工人的标准吸收成为候补党员。我知道他进行了抗议，我在这里插一句，这是十分正当地抗议，他说：‘难道我由工人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后反而变坏了？为什么需要比我以前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时候要找党龄更长数量更多的介绍人呢？’不过，规定就是规定，他必须遵照执行，当然，他终于还是找到了五位有着5年以上党龄的同志愿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不过，斯美坦宁同志的不幸还在继续……”波斯蒂谢夫有意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他制造的悬念得到最大效果，“我刚刚听说，由于斯美坦宁同志的功绩与能力，虽然他还没有结束他的两年预备期，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已经打算提拔他担任工厂厂长。所以现在我们不幸的斯坦美宁同志将不得不设法寻找五位入党十年以上——而不是五年以上——的同志来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他现在不得不作为“职员”以第四类人的身份来加入我们的组织。”哄堂大笑中，波斯蒂谢夫用“看来，我们的党认为，必需设下重重的阻碍来‘防卫’党不受斯美坦宁这一流人的侵害。虽然他唯一的罪过就是就是向上发展了”结束了他的发言。
在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的火力全开之后，接下来……
为了舒缓节奏，接下来就是一名中央委员发言。
就是我发言。
“……”由于紧张，我甚至没在意说了什么开场白，不过反正都差不多，这种话说得次数太多了，不可能出错的。关键是只要接下来，“我曾经担任过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在那个职务上，我也听到过一些事例，产业工人或者产业工人的子女，在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受到更高一层次教育之后，在接收他们入党时却不得不降落到第二类，有时候甚至第四类。”全场波动。这是我喜欢的效果。
“不过，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其实我也不是在补充，“那就是，我们知道，找介绍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按照第四类入党的同志。有时他们不得不费尽精力去寻找足够数量的介绍人。”继续全场波动。
“然而当我们逼迫入党的同志必须找到五位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同志担任他入党介绍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对介绍人与被介绍人的熟悉程度做出要求。”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顾列宁同志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做出的指示，列宁同志当时提议‘只有那些亲自看到被介绍人的工作、同被介绍人在某个党组织内共同工作至少有一年的人，才有作介绍人的资格’。当然，按照现在的规定，如果这么要求，那么在根据社会的阶级构成对入党者的成分设定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那些被列为第四类的申请入党者可能会很难找到合适的介绍人——甚至第二、第三类入党者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或许这就是当时列宁同志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的原因。但是在现在，在已经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础、在苏联社会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认真关注列宁同志在给莫洛托夫同志的便笺上提到的这个加强了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责任的提议。”
我说完了，我已经点了名了——当然不是点了列宁的名。
基本上，如果我的政治生涯不是就此结束，就是更上一层楼，这取决于下一个说话的人。我注意到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那天和在别墅区和我打招呼的人正在微笑，接下来是他发言么？作为政治局委员来定调子？
不是他。
我听到了一个充满了年长者尊严的声音：“我们知道，人们为着决定技师、组长等等用于哪一类而想破了头脑，他们在各种不同职业居于这一类或那一类的问题上创造了整批象‘税率一览表’的东西。但是不管如何妙想天开，不管硬想出了怎样的“一览表”，有一点却是很明显的：标准陈旧了，过去为这种事业而创造的标准，现在不能为这种事业而服务了……”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的联盟么？
不过这暂时不是我需要关心的，我现在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
未来，已经在对我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