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为还是有一点情报来源的。
倒不是因为我曾经作了一年上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那时候，卢比扬卡大楼里想把自己命运系在我这颗升起之星上的年轻干部并不少，但是我有意的回避了其中的大部分——我还记得我事来做什么的，请亚戈达离开，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在契卡干过的外来户来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至于个人的联系……我本来以为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不那么引入注目的建立起来的……
不过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也曾经服务过很多上级、帮助过很多同僚、提拔过很多下属，总体说来，至少从我的角度，别尔科夫应该是属于那种做得多、而要的少的类型——所以我才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但是，在这一周里，整整一周里，我似乎陷入了雾中。
那些不知道的人，当然不知道。
那些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人，他们这次真的不知道。
那些不可能不知道的人……有的是我无法去直接试探的，而那些极少数我可以设法尝试一下的……索契、雅尔塔、瓦尔代，五月似乎突然变成一部分苏维埃干部的出差和休假季节了。
为了做到这一切，有这种能量的人、而且会动用这种能量的人……
如果我现在还是内务人民委员，我倒可能要担心更多，但是现在，这个阵仗用来针对一个外交人民委员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一些——毕竟，现在，即使是最坏（从某些角度来看是最好）情况下，我能做出什么过分的非常措施？
什么也没有。
又一个星期四。
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什么也没有察觉那样，而大家也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什么也没有被我察觉那样。
昨天，人民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我已经把英法对苏联提出的苏联缔结互助协议的正式回复给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他依然什么也没有表示，客气地对我的工作表示了感谢，仅此而已。
“这么说来，英法都同意派出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
当然，每一名与会者也都已经收到了简报——虽然也有着组织局、国家防务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一系列分别只有部分委员参与的机构，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往往不是情况本身，而是这些对应机构提出的方案，但是至少每一个人依然可以获得全部的、各个领域的情报——即使并不完整，例如莫斯科的一把手安德烈耶夫，他目前并非任何一个机构的成员，不过，仅仅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会议纪录。这，是集体领导的最后底线——在另一个时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正是通过其他政治局委员该得到何种情报的分配权，完成了独裁地位的最后确立：虽然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东方某位登峰造极的同志那“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的党内决议或者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的荣耀——他的地位，虽然也由他资历与威望的支持，但大部分是来自、并且依赖于一个事实：他独自站在蛛网中心。
“别尔科夫同志，按照你的分析，来访者很可能并没有本国政府授予的签署军事协定的全权。那么，他们来做什么？”在另一个时空，应该是伏罗希洛夫作为国防人民委员代表苏联参加谈判，虽然在这个世界他不大可能获得这种机会了，但是他依然在这张桌子边拥有表决权。
“恐怕他们会回答，他们是来谈判，为签署军事协定的事项做准备。”我这样回答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希望他对我当年做的事情不要太过在意。毕竟他应该知道，当年我也是奉命行事。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现在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红军最高统帅了，但是他还是苏联最得人心的领导：因为他的无产阶级出身，因为他的丰富经历，还因为他那张天使般的脸，事实上，如果苏联是一个直接民主选举国家元首的国家，恐怕他是这张桌边的人中有最大胜出机会的一员。或者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即使有着筑垒地域的丑闻和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的一致意志，也只能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职位挪动到现在这个地方为止——实际上，很讽刺的是，丑闻从某种角度反而提高了伏罗希洛夫的威望：很有不少人认为，伏罗希洛夫只是当年错信了几个大话王，这虽然也说明他能力有限，不过同时也说明他宽厚而善良——甚至，对于一部分了解20、30年代初红军高级指挥员之间矛盾的人来说，伏罗希洛夫倒霉就倒霉在，其实他看出了这几个大话王，只不过太晚了、或者动作太温和了，所以还没来得及摆脱他们，就已经被一起拖到了坑底——他们会说起1925~1928年的多起冲突，以及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的一度贬黜，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宠信让图哈切夫斯基在1931年咸鱼翻身，也许一切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该与他们谈什么。”伏罗希洛夫将头转向莫洛托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显然早有准备：“既然英法坚持要在谈判后讨论签署军事协定的问题，我建议将反对欧洲侵略集团，也就是柏林－罗马轴心的防御计划，直接引入与苏联有关的原则性问题，即有关我国军队通过维尔纳走廊和加里西亚的问题，毕竟，如果苏联不能获得这些地区的通过权，与苏联签署军事互助协定将是一个十分滑稽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苏联与第三帝国没有共同边境。
“我支持这样进行谈判。”卡冈诺维奇表明了他的态度，“不过，我们该让谁来进行谈判？”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让别尔科夫同志去谈判室里奋斗么？同德国的贸易谈判，让外贸人民委员去，那么同英法的军事互助谈判，难道……
我看了一下国防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他似乎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不错，按照我对莫洛托夫同志的理解，现在的关键，似乎是维尔纳走廊和加里西亚，或者说，波兰。”桌边一阵表示赞同的淅淅索索，加里宁的话让我突然很不安。“虽然我没有恶意，但是别尔科夫同志对于波兰的情况，似乎并不是那么熟悉。”
我无话可说，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业已证明了的。
“……当然，这不完全是他的责任，他毕竟刚刚担任这个工作没有多久，而且他以前也没有正式从事过外交工作。”如果把范围局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人，那么我的外交经验并不算差。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我参与过多项外国专利权的引进，为了搬运卢瑟福赠送的那些卡皮查在卡文迪什实验室使用的设备[注]，我还访问过英国。但是，既然他们说你经验不足，那么你一定是经验不足。
问题是，是谁把一个经验不足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的呢？我看了一眼会议桌那端的莫洛托夫。他似乎准备开口了。
“那么，我觉得把这次的谈判工作委托给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么？好的，没有异议。决议通过。”
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贸易人民委员兼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主持与德国的接触，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负责与英法的谈判。好得很，可以说差不多一视同仁。
不过，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别尔科夫同志在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关于卡缅斯克的氧化铝－铝联合工厂……”
难道我又进入冰箱了？
苏联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绝大多数矿物资源，他都有丰富的蕴藏量，但是，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在元素周期表占据了第13号位置的铝。虽然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地质勘探，但是苏联一直没有找到高品位的铝矾土资源。当然，苏联也应用其他非矾土矿发展铝工业的尝试：1932年，苏联的实验室证明了从霞石中提炼氧化铝是可能的，这看上去具有很光明的前景，在苏联北部科拉半岛霞石与磷灰石伴生，而1931年起苏联已经在那里开采磷灰石以便生产磷肥，似乎不但可以让苏联解决矾土不足的困扰，还具有某种综合利用的前景：用磷灰石制造化肥，从本来作为废料丢弃的霞石中提炼氧化铝，而且开发出的霞石加工工艺需要用霞石和石灰石烧结，所以还可以在生产氧化铝的同时生产出水泥和碱——问题是，一般来说听来来很美好的工艺好像总是很难实用化，1934年开始建设的坎达拉克斯基工厂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工——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距离完工还是遥遥无期。
所以，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在较低品位铝矾土基础上发展他们的铝工业。1882年在俄国西北部发现的博克西托哥斯克在随后很长时间内，他是俄国－苏联唯一的一个矾土矿，所以虽然他储量有限而且品位很低（含铝百分之四十一到四十八，含矽百分之十到二十），1930年苏联国家计委还是决定在以他为原来来源建立起苏联最早的两个氧化铝－铝联合工厂，其中较小的一个在矿场附近的****霍夫，于1932年投产。该厂年产4万吨氧化铝和13500吨铝的能力，而另一个更大的、具有接近****霍夫厂三倍产能（每年36000吨铝）的工厂被列为第聂伯水电站（铝厂是超级耗电大户，第一个厂选择在****霍夫也是为了该地有水电站）的配套项目，于1933年与水电站几乎同时完工。扎波罗热厂早期也使用博克西托哥斯克矾土，1934年以后则采用1931年新发现的乌拉尔北部克拉斯那耶·沙普奇卡矿的品位稍高一些的矾土（含铝百分之五十五，含矽百分之四）。随后，为了分担两个氧化铝－铝联合工厂初步的加工任务，1938年又在博克西托哥斯克矿场附近建了一个氧化铝厂。这便是苏联30年代基本的铝生产单位。
既然如此，1938年1月苏联同美国联合工程与铸造公司签订轧铝厂设备购买与技术援助协议的时候，那些66吋冷轧机和热轧机以及全部配套设施——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设备，甚至美国自己都还没有配备的设备，理所当然地被计划安置在最大的扎波罗热铝厂——本该如此，如果不是遭到了一位叫别尔科夫的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反对的话。
他强调了当时正在出现的远程轰炸力量可能具有的破坏作用——不，不是针对德国那支短腿空军，戈林那些低速的Do－17、He－111、甚至还在设计中的Ju－88都不可能给苏联后方太大的压力。更何况，虽然红军那个时候的作战想定中，将德波同盟列为最现实的假想敌，但是分析同时也指出，这两个可能因为共同的反苏而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彼此间也存在着深刻而不可消弭的敌意，所以，即使他们协同发动一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远征，也很难想象波兰人会同意德国武装力量在加里西亚地区的展开，总参谋部强调最现实的敌方行动方案将是德国在东普鲁士集结，经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他们大都有着浓厚的亲德反苏情绪）进攻列宁格勒或者在维尔纳－明斯克总方向上自北面进攻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乌克兰方向的主要敌人被判定主要来自波兰军队——一支空军力量十分薄弱的落伍军队。但是别尔科夫那时候指出了另一种可能，苏联也并非没有考虑过的另一种假想敌对情况：同英法以及他们在东欧的盟国的战争，或者说一场二十世纪版本的新克里米亚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须考虑以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为基地的英国远程轰炸机所具有的现实威胁——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皇家空军的布伦海姆式、威灵顿式、斯特林式轰炸机，虽然他们的速度或者高度未必优越过德国轰炸机，但是总的来说有着更强大的自卫火力，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更好的作战环境，它们可以选择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轰炸路线放在黑海之上，从而避开苏联很大一部分的高射炮和战斗机。当然，克里米亚还是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个防御来自海上威胁的缓冲，但是相比东西主轴线上的防御，毕竟还是薄弱了许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突出重点与面面俱到永远是一对矛盾。为此，别尔科夫建议将那些对苏联国防至关重要的设备放在绝对安全的乌拉尔，与还在建设中的第三个炼铝基地，就近使用克拉斯那耶·沙普奇卡矾土的卡缅斯克氧化铝－铝联合工厂放在一起。
他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加上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科西奥尔正好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所以合同最后就做了相应的调整。美国人也没有提出异议。
实际上，我当时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的要求实质上是同时安装制铝设备和轧铝设备。如果炼铝厂出现了耽搁，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将矾土从乌拉尔运往乌克兰制成铝锭，然后再将铝锭运回乌拉尔轧制成铝板的滑稽场面——好吧，其实苏联在经济方面办的蠢事并不少——至少不少这一件，不过，这种来回往返却是很能比一些其实对苏联损害更大的事情更加得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今天我终于放心的知道，卡缅斯克已经顺利生产出第一批铝锭了。
莫洛托夫在通报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别点了我的名，赞扬了我当时敏锐的直觉，特别是将国家防务态势与不同经济部门协调性结合的能力。
随后他提到了与联合工程与铸造公司的新合同，卡缅斯克并没有让苏联满足，莫洛托夫准备再购买一批新的、而且更加先进的设备，除了上次一样的66吋规格的设备之外，还特别向美国人定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112吋冷热轧机。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安装在哪里？
不可能继续放在乌拉尔，因为卡缅斯克的产能也只有3万吨，而这批新设备在两班操作、作业率70%，每年工作300天的条件下，就能达到45000吨额定薄铝板的额定产量。这个数字意味着必须充分利用****霍夫和扎波罗热的产能。
“国家计委建议将他们安置在莫斯科，同志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莫斯科没有炼铝厂，但是他是一个交通枢纽，来自扎波罗热和****霍夫的铝锭可以在那里汇总，而且莫斯科还有好几个飞机制造厂——薄铝板最重要的使用者。
我并不完全喜欢这个建议，在卫国战争时期，莫斯科大量的企业被迫疏散，而留下的那些，由于火车不得不优先运输来自乌拉尔的武器和部队，也往往不得不不定期遭受原料紧张之苦。
我打算建议是否可以研究下将工厂再往东移动一些，比如说，在高尔基或者萨马拉。当然，那里的交通条件比起莫斯科要稍微差些，但是也并非没有有利条件，至少这两个城市航空工业比起莫斯科的规模可能更大一些——这是现在可以提出来的理由，还有一个现在不能说但实际上很重要的理由：到了战时，从****霍夫和扎波罗热疏散出来的炼铝设备将可以在乌拉尔重新安装，那么相对于莫斯科，将铝锭运到高尔基或者萨马拉将可以节约一半的火车运力。
但是我真的应该开口么？
无论高尔基或者萨马拉相对于莫斯科有着何种地缘上或者交通上的优势，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看来是不可弥补的缺点，那就是……
在这张会议桌边，高尔基或者萨马拉州委第一书记没有表决权——但是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有。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革命前曾经是一名孟什维克，1921年还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但是在随后的几次党内斗争中他成功地抱住了斯大林的大腿，所以1926年斯大林大度地忘记了他的过去（至少显得如此）而让他与自己的盟友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米高扬这些仆从一起进入政治局。斯大林去世之后，当卡冈诺维奇为了专心在书记处的工作而放弃他一系列重要或者不重要兼职的时候，于是交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变成首都党组织的领导者。
把一个重大项目从他的地盘拿走，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当然会很不高兴，不过，这本来也不是太大的事情，即使他是政治局委员，他也不是一定会因此给我下绊子，或者即使他按照这个项目的大小，依据他不高兴的程度“恰如其分”地给我一些小麻烦（这间会议室里的大多数人都还是很有涵养的，即使他们出身无产阶级，20年领导工作经验也已经培养出了他们良好的分寸感——有时候“可以”斩尽杀绝，有时候“应该”斩尽杀绝，而有些时候既不可以，也不应该做的这么彻底），也还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这位州委第一书记正好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私人好友，而恰恰与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那个犹太人关系冷淡的话……
这时候去向他挑衅会不会给人某些不好的联想呢？
“没有不同的意见么？”莫洛托夫似乎就准备这样确定下来。
我还是开口了。
从1930年开始，在这个会议室里真正有权决策的就不超过十个人，在现在——1939年——这个小集团中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他的两名副手、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苏联以及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三个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的党委第一书记，还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而对于会议桌边其他的六个人——国家计委主席梅日劳乌克、兼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另一名书记处书记埃赫、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什维尔尼克、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以及我这个外交人民委员来说，体现自己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在这里发言——尤其是在你可能已经在被排除在某些方案的制定过程之外的时候。
当然，言多必失，不恰当的发言也许会引来更多的反感并导致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不过，既然我已经在这里获得了座位，那么除非我确实捅出了很大的漏子，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甚至他们两人一起！）要把我彻底撵出这个会议室也并非那么容易，现在和我一样是一位候补委员的日丹诺夫的命运就是很好的借鉴——虽然先后夺去了他在斯大林时代获得的在书记处和列宁格勒的职位，而且虽然卡冈诺维奇长期以来一直对他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把日丹诺夫提拔到书记处以平衡卡冈诺维奇权力，卡冈诺维奇当然没有理由喜欢这个突然的竞争者，他在私下嘲笑日丹诺夫这个“（只会）拉手风琴的人”，说他被提拔只是因为他善于陪着斯大林酗酒，以及为放声高歌的斯大林伴奏，说明了“在这里不需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只要能说会道，善于讲讲笑话，唱唱民间小调，就能在这个世上过日子了。”但是日丹诺夫仍然继续保留着他在斯大林去世前夕获得的政治局候补席位，并且得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个安慰奖——据我所知，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得很愉快——他对文艺的热忱和他的地位仍然足够吸引一大批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谄媚地簇拥着他。
考虑到我的职位、资历、尤其是我的年龄，他们应该很清楚，既然他们已经把我作为人选提交给中央委员会表决并通过，要把我再打压下去而不引起非议（这不是他们乐意见到的）那也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估计即使我真正由于某个我不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被冰封，多数也不过是把我安排到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者某个加盟共和国的同类机构去保管橡皮图章——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明年会按照党章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的领导集体，按照惯例，监察委员会主席是不安排连任的，我已经听到风声，加里宁正在积极为他的助手什维尔尼克活动这个职位，如果成功，那么就会空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个名高而无权的职位，此外，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和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是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相比之下，1922年签署联盟条约的另两个成员未免显得有点可怜，安排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去明斯克或者第比利斯以体现苏维埃国家的平等团结也是很顺利成章的事情。
不过，这样看来，即使离开外交人民委员部，可能的损失似乎也不算很大，既然这样，我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在这个会议室里抓住机会显示一下我的存在呢？或者甚至可以由改变对我的印象（莫洛托夫不是刚刚赞扬了我“敏锐的直觉，特别是将国家防务态势与不同经济部门协调性结合的能力”么）开始改变对我的安排呢？
“同志们，也许有些冒昧，不过我仍然想提出一点。以我对美国政策的了解出发。”加里宁同志，我对于波兰的情况似乎并不是那么熟悉，不过你对对我的北美知识有没有异议呢？“大型项目、特别是大型设备引进是否会受到当前欧洲形势下的干扰。”
“别尔科夫同志，你对这项合同有疑问么？”
“不。”当然不，莫洛托夫之前的话已经把他的态度表现的很明确了，我又不是傻瓜。“我完全理解这一项目的重要性。”随后我对这个项目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意义作了一分半钟的即席发挥——我想这个时间应该正好。“我们需要它，我要说的是，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是否应该宁可稍微多花一些钱，而设法让美国人提早把设备运到苏联——我的意思是，甚至在我们做好土建和厂房的准备之前运到，即使我们必须因此为设备保管额外支付一笔钱。”
我看到桌边有不止一个人因为我的发言倾身向钱。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提议影响或者并不大，但是毕竟涉及钱的分配——一切有关钱的事情，到最终说不定就会涉及与他们有关、或者受到他们宠爱的某个项目……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莫洛托夫在下判断，“不，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轧铝机的问题。国防委员会完全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人民委员会下属常设国防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为苏联国防事业而对所有与国防有关的民用部门进行协调的机构，由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自己兼任主席，不过其日常工作理所当然的由前重工业人民委员、现任国防人民委员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负责。
“我们目前绝大多数的设备引进都来来自美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是如此，“在未来的几周内，谢尔戈显然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联系上，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要同德国人打交道……”莫洛托夫的语气轻松，但我注意到国家计委主席梅日劳乌克又在之前的基础上向前倾了几度，“同美国人打交道的事情，我提议就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牵头吧。”梅日劳乌克又正座了。
在国防委员会插一只脚？这算是一次提升么？是临时起意还是之前就在蓄意铺垫普？为什么事先没有向我通气呢？
也许莫洛托夫知道了有人（也许是加里宁？也许是奥尔忠尼启则？或者甚至是米高扬？）要对外交政策发难所以做了冷冻我的准备，也许他突然抓住机会进行反击？也许他突然看到虽然起点是外交却是一个机会可以顺势挖一下总揽军务与军工的奥尔忠尼启则的墙角，至于之前的封锁……也许是针对我的，也许是针对发难者的，也许是针对奥尔忠尼启则的……
总之，一切都是也许，我只能在那里猜测。
毕竟——
正如我们知道的，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也有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知道。
注：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查，为攻读研究生1921年赴英国学习，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因为在强磁场和低温物理方面的研究当选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个外籍研究员。1934年他回国探亲后被通知他不能在象以往那样自由出入境，而必须留在苏联工作。由于当时苏联并没有支持卡皮查进行研究的实验设备。卢瑟福决定将他在英国专门为卡皮查建的从事高场和低温研究的蒙德实验室的全部设备赠送给苏联，以便卡皮查能够继续他的研究（苏联后来支付了三万英镑算作运费）。
说明：文末数语，谨致敬于北亚墨利加大米利坚国兵部尚书拉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