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奔驰在宽阔的中心道上——只有急救车辆和高级干部车辆才被允许的专用线。我不住焦急地看着手表，同时不断催促我的司机斯捷潘·德班诺耶维奇·德班诺克斯基。虽然我自己知道这大概是多此一举，不过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的座车是20、30年代苏联高级干部的标准用车：英国工人阶级手工打造的劳斯莱斯。历史证明，苏联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并不像他们仇恨资产阶级那样仇恨资产阶级的物质财富或者生活方式。1921年，还在内战硝烟尚未完全平息的时候，访问英国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就一口气购买了70辆劳斯莱斯分配给各位政要作为公务用车，包括三辆专门为列宁同志准备的SilverGhost，其中一辆还根据使用者的要求在布基洛夫斯基厂进行了改装。其前轮被装上滑板，后轮被橡胶履带取代，从而获得了良好的雪上行驶能力。它们替换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最初使用的1918年型“波罗的海”（由罗索(RUSSO)汽车厂根据1913年制造的“波罗的海”牌软篷轿车改进）。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SilverGhost车型，那可能是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车队里有两辆分别在1913、1914年生产的同型车……
我并不是很喜欢劳斯莱斯，不过那并非出于朴素的无产阶级情感，实际上，我从来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等主义者，即使在那远去的研究生时代，浪漫主义，不论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还是小资的浪漫主义一贯都是与我绝缘的（为了泡女孩子，有时候不得不装得很布尔乔亚——那是另一回事情）。对于负有重大责任者是否应该享有特权，我的态度相当开通，领导历史潮流并不等于苦行僧。
只是随着对现任职务的逐步适应，我越来越觉得敞篷或者软蓬汽车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也许我正在被卢比扬卡的气氛同化，坐在汽车里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担心会有人从一辆逆向行驶的的汽车上向我射击或者投掷手榴弹——其实这是杞人忧天，因为行动处和主管破坏活动的“雅沙小组”[注1]作过多次测试，这样做命中的机率差不多相当于我办公室的天花板突然坍塌（考虑到古今中外一切政府机关都有着不断往办公室里添东西的坏习惯，地板承重难免持续增加的，这倒确实不可不防），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没有把雪后路面清扫干净导致翻车。
不过看来在这方面有“病态猜疑心”的苏联高级干部不止我一人，为此，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已经在以美国派克32－90为原型设计新的高级轿车，厂长已经做出保证，将在36年内就可以完成实制，37年年初投入量产。到时候新车8缸发动机可以保证流线型车身（很遗憾的，苏联的工艺水平还达不到必要的水准，车身是从派克公司进口的）达到120公里时速，比10年代的劳斯莱斯85公里/小时的速度可以快出近百分之五十。
那时候即使按照今天的出发时间，我应该也就不至于迟到了。
今天是1936年5月1日，劳动节。
按照惯例，每年的这一天，阅兵式之后，穿军装的大员们与穿便服的大员们都会集中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别墅里，在那里……呃，聚餐。
我本来应该在观礼结束后就直接从红场去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但是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作为新任的内务人民委员，我应该去看望下参加阅兵式的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士兵。他们也都是我的属下。
慰问的效果看上去似乎不错，不过看来我低估了和几百人握手所需要的时间。（我同样也低估了需要消耗的体力，我的右手到现在还无法自如的伸缩）。
结果就是，看来我今天注定要做失礼的迟到者了。我只能期望尽量少些人注意到我的缺席。
这个期望迅速破灭了，我在悄悄进入的时候，遇到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鲍尔达耶夫，红军新任总政治部主任。
他大声地喊到“看，我发现了一名特务。”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了门口。前任北高加索区委会书记，现在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者看上去还不打算轻松放过我：“默林·斯罗诺维奇，你这次又想偷走谁？”
“如果今天听到他说‘伏罗希洛夫同志，请把‘十月革命’号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弗里诺夫斯基需要他执行巡逻任务[注2]’，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我吃不准老上司米高扬是想借机用笑话帮我解围还是想让我更难堪，只好也回赠一个玩笑：“不，我想我更想要‘马拉’号，这个起外国名字的家伙早就引起我们注意了。”
我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公开的挖墙脚意外地没有引起过多的传言，可能在多数人看来，我刚刚在十七大上完成越过候补阶段直接成为正式中央委员的跳跃，马上准备第二跳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们大约把别尔津的调动看成是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的授意。
我很高兴别人这么想，我当然想更进一步（有哪个中央委员不想呢？），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虽然他是我的老上司，但他的党龄也就比我长一年）可以进入政治局，那么内务人民委员获得一个席位似乎也没啥稀奇的。不过既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么扮演一个上达天听的执行者总比扮演野心家要好。
即使有时候需要为此扮小丑也没关系——在最近几个月里，我摆出了一个努力修复卢比扬卡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关系的姿态，甚至公开地秘密指示莫斯科迪纳莫队在全苏联赛对上中央陆军队的时候“不要太过认真”。[注3]今天这样充当笑话靶那就更是小事了。
反正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别人就会回到他们自己的话题上。我自己也同“抓住”我的舍鲍尔达耶夫聊了起来。他和我一样是莫洛托夫的仆从，20年代莫洛托夫在书记处当责任书记的时候他是中央最重要的一个部——组织部的副部长。之后一直在地方工作，斯大林去世后他在在第一时间被调回莫斯科。莫斯科盛传，莫洛托夫本来打算让他回到书记处当组织部长（根据十七大党章，叫做“党的领导机关部”），但是遭到了卡冈诺维奇的阻击。所以最后莫洛托夫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让他接替重病的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我们没有谈多久，因为一阵喧闹打断了我们。
我向喧闹处望去，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情景——
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象斗鸡一样在那里对峙着，两人都带着满脸的酒气。
莫斯科军区司令布琼尼站在伏罗希洛夫的身后，嘟囔着，但是周边每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拉锯条的臭贵族。”[注4]
我还没弄清楚他们为啥这样剑拔弩张，不过这显然是伏罗希洛夫这边的一个严重策略错误，我注意到在一边毫无表情地注视着这场对峙的莫洛托夫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在被沙皇政府流放期间，莫洛托夫同志就是靠着拉小提琴补助自己生活的。当时他在沃洛格达的饭店里为顾客演奏，每晚上挣一个卢布。
“停止个人间的争吵吧。”卡冈诺维奇插入的声音显得相当严厉，他向莫洛托夫侧过头，似乎用眼神征求了一下意见，“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好好研究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注1：雅沙小组是直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的特别小组，因其领导者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而得名，于1926年成立，该小组的任务是在境外执行包括绑架、暗杀等在内的“湿活”，并准备在战时组织敌后破坏。30年代初，该小组由约80名非常专业的情报人员组成，其中20名在莫斯科，分别负责协调境外活动，其余约60人在国外活动。到37年该组织扩充到200人以上。
注2：“十月革命”号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战列舰，原沙俄“甘古特”号，标准排水量为23600吨，满载近26000吨，装备有为4座三联装305毫米主炮，是红海军最大的作战舰只，下面提到的“马拉”号是它的姐妹舰，原沙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弗里诺夫斯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边防军司令，他手下也拥有执行海岸警卫任务的一小支轻型海上力量。
注3：迪纳莫是全苏体育运动协会的简称，根据捷尔任斯基（没错，就是那个契卡的捷尔任斯基）提议在1923年成立。
注4：由于童年时代接受的贵族教育，图哈切夫斯基也相当擅长小提琴演奏，此外他还很喜欢自己制作小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