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脚，难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坚，做事往往“知难而退”、“半途而废”。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不是沉浮静躁的区别。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废气虚，精神容易涣散，多半途而废。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如处子，而神浮气躁的，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问题，遇事慌张，稍有风吹草动，就气浮神惊起来。
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人，须从其他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一般来说，“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肤色并无直接联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奋亢厉刚毅之色。
曾国藩认为：“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详娴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娇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跪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也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个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庞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穆威严。此即为观容。
“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此为观言。言为心声，缓急之状在于言。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顺祥和，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性才情。眼睛可透露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途径。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俱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之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之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认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依似、间杂。
兼德，德行纯粹，器识宏深，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劲，骨植，声清，色悸，仪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伟圣人帝王之像。这种人德行才能两相辉，德行的光芒普照天下。
兼才，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实属罕见。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崇高，位次于圣人领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隆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而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而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胤谈不上义。由此看来，兼才之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标准。
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此种人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但可以独当一面，作为专家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依似，有一征相似，实际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骗性，甚至有可能假做“为官以不能为能”的态势。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判断失误，错把依似之人当做了人才。
间杂，心无定性、随风倒的人。这类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胸无定见，动如风中之草，没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进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风，小人随风而倒，无恒守之气。这里只讨论三类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论依似、间杂两类。
五种人才的分类是：兼德：中庸之质，圣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备，栋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乱德之类；间杂：反复无常，无恒小人。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曾国藩在其所著中结合古今现象进行了分析，这里借以阐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当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三国时的魏延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己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至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强，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加。此类人可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其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胁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慷慨激昂的义薄云天。
三是固执之人，“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正，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禧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即位，吴可读知慈禧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宏阔之人，“意爱周洽，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摩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容易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休动之人，“休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其忌妒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忌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忌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宣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值得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拘者）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
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而如果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失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涨而做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衡的节奏。这种人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但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其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众人的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清介廉洁，激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限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故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谲之人，“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
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看风使舵、察言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往，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其多谋善变而可能气节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学会区分不同的人才
通用电气公司的前总裁韦尔奇说：“现代科学管理要求主管必须善于区分具有不同才能和素质的人。世界上只有混乱的管理，绝没有无用的人才。”在管理和使用员工方面，就是要有韦尔奇一样的“手腕”。
1、不要理会别人身上的“标签”
韦尔奇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听朋友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位“带人名将”，于是便前去拜访。
此人以擅长培育人才著称，所以在他的部门中全是一些被贴上“劣等生”标签的人，但是这些人经过他再调教之后，大多数都能焕发出工作的热情。
当时我并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创新的意见，不过我记得有一句话非常值得参考：
“我绝不理会那种被别人贴上标签的人。”
以被贴上“经常迟到”标签的人为例，他会认为一定是有什么理由让此人觉得迟到也无所谓，而针对这个理由修正下属的行为，就是他身为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他人认定此人就是改不掉的迟到大王，而什么任务都不交给他的话，会让他愈来愈自暴自弃。
“我让那些常迟到的人负责记录晨间经理会议的内容。这是个相当重要的会议，能参加这个会议，无论如何，都能给那些爱迟到的人很大的鼓舞。”
他将绝不能迟到的重要工作交给经常迟到的人，借此矫正他们日常生活上的坏毛病。这人未必会因此而不迟到，但至少迟到的次数减少了一半，而且变得比以前更愿意接纳他人的建议。
对于那种抱怨公司政策与经理指示的“公司内部评论家”型的人，则会赋予他们一定的权限，并分配一位助理给他，然后丢下一个案子让他独立处理。这种伶牙俐齿的评论家型人若是遭到冷落，只会更加滋生反抗之心，此时倒不如赋予他们重任，大约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会因此重新振作起来。而剩下的那些依然一事无成的，或是仍旧不守常规的人，或许他们适合担任监督者的搭档。
听了这位经理这一席话之后，令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基本上身为管理者都应抱持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虽然有些经理自恃能很快看出部属的能力极限，但事实上，他们错看的可能性也不低。
2、尽力发掘“可恶的家伙”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