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诞生的直接契机是敦煌文书的再现，换言之，敦煌研究是从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开始的。
1902年，我国着名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几件藏经洞文物，遂于《语石》
和《缘督庐日记》中对有关情况作了记录，这是我国学者关于敦煌文书的最早记述。不过，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着述活动还是肇始于1909年。
伯希和盗劫敦煌文书后，1909年又来北京搜求古籍，于8月间给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等人看了一部分他随身携带的敦煌文书和文书照片，这些中国学者至此方知敦煌文书的存在，他们一面呼吁清廷收集藏经洞劫余文书，一面立即开始就所见文书进行研究。罗振玉首先撰成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六卷十期，这便是中国和世界上有关敦煌学研究的首篇文章。同年9月，王仁俊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六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专集，也是敦煌文书搜集、整理、刊布工作之始。此后类似的目录和资料不断涌现，其中李诩灼编《敦煌石室经卷中未人藏经论着述目录》开我国研究敦煌佛经和分专题系统编目工作之先河。存古学会《石室秘宝》则首次利用敦煌文书原件照片影印出版，终令读者得睹敦煌文书真迹，同时书中影印的四幅莫高窟壁画照片，又使该书成为中国刊布石窟艺术照片之始。
1909年以后的10余年中，我国研究敦煌的学者很少，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写本文献进行考证，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且多集中于四部书，尤其是经、子二部上。
这是因为当时学者们了解敦煌文书的途径十分有限，仅能看到伯希和劫走的部分敦煌文书和少量斯坦因劫走的敦煌文书的照片。
20年代以后，我国的敦煌研究进入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刘复(半农)于法国巴黎抄录了伯希和劫经中的大量社丢文书，于1925年出版了《敦煌掇琐》三册，分类辑录敦煌文书104件，使研究者们大开眼界。此后从1934年起，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寂等学者相继赴巴黎、伦敦转录和拍摄敦煌文书。这些大规模的欧陆访书活动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同时由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的问世，藏于北京的敦煌文书也得到了利用。敦煌研究的领域被大大拓宽了，有关唐史、归义军史、文字学、音韵学、俗文学，及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刊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敦煌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的是1930年《敦煌劫余录》
的出版。从1924年起，着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等开始就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8000余卷细加勘检，用数年时向编成了《敦煌劫余录》，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关于敦煌文书的大型目录书，也是世界上刊布的首部敦煌文献馆藏目录，至今仍是研读北图藏卷的指导书。不过，学者们于本书中首次提出的“敦煌学”这一概念在此时还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文书而言。
事实上关于敦煌艺术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已开始了。贺昌群1931年发表的《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一文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至40年代初期，我国的考古学家、画家纷纷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潢等人不仅踏查了大部分洞窟，抄录过碑文、题记，还对石窟开凿年代和洞窟壁画内容进行了考证，何正潢先生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莫高窟研究文献。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有组织有系统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大规模展开，不但使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速发展，也使整个敦煌学的研究方法有所转变，学者们纷纷走出书斋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记录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六十年代，英国伦敦收藏的敦煌文书已制成缩微胶卷，开始为我国学者所用。学者们遂将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并对专题研究进行集中讨论，使敦煌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专着专集，其中有许多论着时至今日仍是研究敦煌学的最基本的必备指导书和工具书，如向达等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66～1976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作成果主要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72年发表的《新发现的北魏刺绣》《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和1974年发表的《敦煌晋墓》
等几种。从总体上看，此时的敦煌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这时我国港台地区取得了相当成绩。
台湾从60年代开始就已重视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因而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队伍较早形成了老、中、青三级梯队。70年代中期台北敦煌学会成立，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敦煌学专业刊物——《敦煌学》。此时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深受国际敦煌学界关注。其中着名者，如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瀛涯敦煌的辑新编》《敦煌变文集新书》，饶宗颐《敦煌曲》《敦煌白画》，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邱镇京《敦煌变文述论》，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等，水平都较高。
1976年以后，大陆的敦煌学研究迅速复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纵观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敦煌学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敦煌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更加系统化，我国学者已可以看到英藏、法藏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的全套缩微胶卷，彼得格勒(今彼得格勒)藏品中的精华也已整理出版了两本目录，敦煌文书的大部都已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石窟艺术资料方面，《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资料书相继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大型艺术图录大量问世，学者们既可以亲访敦煌石窟，也可以借助这些资料图籍全面系统地了解敦煌艺术，极大地便利了研究工作。
学者们由此就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专着，并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刊载敦煌学文章的专刊。
在研究人员方面，敦煌学研究者的队伍迅速壮大，许多高校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和研讨班，培养了众多年轻学者。同时，随着敦煌学影响的扩大，其他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也纷纷加盟敦煌学研究阵营，不仅拓展了敦煌学分支领域，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而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符合庞杂繁复的敦煌学研究的特点。
新时期中，学者们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横向联合，除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群众学术团体，共同开展了许多大型合作项目，出版了大量高水平论着，终使敦煌学研究的重心重归故里，改变了外国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此期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发展也很快。在出版了大量很有影响的论文、专着的同时，还编印了《敦煌宝藏》《敦煌丛刊初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等大型资料书，方便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工作。
总之，目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国际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相信随着近年《英藏敦煌文献沉》《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
等全新的大型文献集在我国的陆续出版，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必将步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