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环卫部忠节门载：“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右厢卫，妻患危惙竞不请假出看，先是士彟在井钺将军之日，有两儿患重以至于没，亦不赴问但伤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敕曰，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与比。”同门记载的有薛仁贵、李安静、李多祚等。
5、总录部，姻好门载：“‘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为卿更择住偶，隋日有纳言曰遂宁公杨达，英才冠绝、奕约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6、在牧守部选任门载：“唐武士彟武德末判六尚书事，扬州有人告赵郡王孝恭有变，追入京属吏，高祖令士彟驰驿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同门记载的有萧禹、高士廉、杨恭仁、书嗣立等。
7、牧守部能政门载：“唐武士彟武德末为扬州都督府长史，开辟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路。”同门记载的有高智周、狄仁杰、姚元之、李泌等。
8、牧守部强明门载：“武士彟武德末为扬州都督府长史，移丹阳郡于都，不日而就，时论以为明干。”同门记载的有姚寿、张亮、李晦。
如上《册府元龟》与《攀龙台碑》的记载可互为印证，表明两处史料都属可信，武士彟在武德年间官运恒通，是一个胜任而忠心的环卫官员，又是一个能政而强明的地方官员。
五、武士彟在贞观年间
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用人规律，在唐朝又有重朝官而轻外职的现象，武士彟从武德七年末出任扬州都府长史后就一直连任外职，武德九年唐太宗主持国政调任武士彟为豫州都督。贞观元年年底利州都督李孝常谋反伏诛后任武士彟为利州督。贞观五年年底又任荆州大都督。武士彟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在几年的外任期间从无怨言并且每任外官都做得很好，受到皇帝与百姓的好评。《攀龙台碑》载：“利州都督义安郡王孝常称乱剑南，扇动夷落，孝常诛死，余党分窜，劫掠未息朝廷患之。太宗博访群僚，咸以为非帝不可。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帝招辑叛亡，抚循老弱，赈其匮乏，开其降首，百城囊弓而不用，群盗束手而来归，宏以善贷之恩，赦其既然之罪，未移弦望郡境又安。制书褒扬。五年改授荆、峡、沣、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帝仁化久覃，威名先着，褰帷而十部咸肃，闭阁而万殊皆理。宽力役之事，急农桑之业，狴圄空而京坻实，奸回息而礼义兴……于是乎百物呈瑞三灵降休，游殷朝之白狼，止丰尹之丹爵，含牙之兽遁迹于殊邻，同颖之禾垂苗于近甸。”
《册府元龟》卷681牧守部感瑞门也载：“唐武士彟贞观中为荆州都督，初届任时有白狼嘉禾出于境内。至是太宗手敕曰，公比洁冬水，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同门所记的有马燧，韩俞等。
《攀龙台碑》文较详细地记载了武士彟在利州与荆州的政绩，正史中虽无记载，但流传于利州的民间传说也表明武士彟在利州是口碑很好的。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五年十二月己亥，朝集使武士彟等表请封禅”的记载，就证明了他在利州是政通人和社会繁荣的。在荆州四年受到太宗手敕表彰更示其政绩辉煌。
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死后武士彟也随即死去。《攀龙台碑》载：“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敬想忠义之风，缅惟臣主之份，求诸古昔未之闻也。时年五十九，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殓以时服；灞陵之不藏金宝，纪市之无变廛市，太宗闻帝崩状，嗟悼久之曰：‘可谓忠孝之士’，乃命史官书之，追赠礼部尚书，配食太上皇庙，赠物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监护丧事，缘丧所须并令官给，遣郎中一人驰驿吊祭，谥曰忠孝公礼也。”如上关于武士彟死亡与归葬的记载，《攀龙台碑》文属填补历史空白的补史之作。贞观年间虽是连任外职，武士彟仍然尽心竭力，政绩辉煌。直到贞观九年李渊病故，武氏也痨死于任上。
六、武士彟的身后荣辱
武士彟一生忠于李唐王朝，李唐王朝也未亏待于他。在有唐一代他是个较重要的历史人物。生时封免死功臣，死后配高祖庙厅。关于死后配食高祖庙堂的记载，除攀龙台碑有载外，唐会要卷十八“配享功臣”中也有记载。文曰，“高祖庙六人，赠司空淮安王神通、赠司空河间元王孝恭、尚书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并贞观十四年敕。”赠师徒周定公武士彟，显庆四年三月七日敕文明元年停。赠太子太师魏国公裴寂。赠礼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敕。
攀龙台碑载：“天皇大帝嗣膺乾历，光阐帝猷；思盛德而有怀，念元功而载伫，永徽元年改赠使持节都督并、汾、慈、岚四州诸军事，并州大都督，余并如故。圣上肇开阴曜，正位坤元，永徽六年又下制赠司空，余并如故。显庆元年又赠司徒，改封周国公，食邑四千户。咸亨元年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户，以文水三百户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官……文明元年皇帝临朝追崇为魏王，食邑一万户。永昌元年群臣以名号不称抗表固请，于是上尊号曰忠孝太皇。及钟石变声讴歌有奉，皇帝钦受终之茂躅，御惟新之景命，改正朔而营宗庙，定效邱而立社稷，聿尊故实，光启鸿名，乃奉册尊太皇为孝明高皇，帝陵曰昊陵，庙曰太祖……圣历二年，乃下制改昊陵署为攀龙台，并在陵前树起一通五丈高的巨碑，名曰《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史称《攀龙台碑》。至此对武士彟的追崇到达顶峰。”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日，废崇恩庙祀享（武氏先人庙亦武士彟庙）。
景龙元年二月，又复武氏庙陵。置令丞守户如昭陵。
景云元年七月乙亥，废崇恩庙昊陵、顺陵。
景云二年五月庚戌，复昊陵顺陵置官属。
至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废并称太原王墓。此后再无加封与贬损。
关于武士彟的历史作为，史料记载并不少。
（一）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唐高祖的重臣温大雅作。在太原起兵的重要人物中共记有十八人，其中武士彟排名第九，是仅次于裴寂、刘文静的二等重要人物。
（二）《唐会要》卷四十五，关于武士彟的记载有四处，分别记载了武德元年八月，永徽五年二月，总章元年三月与建中元年九月，各次褒赏功臣的状况，其中表明，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9月，录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享功臣名迹崇高者一百八十七人，仍有武士彟，并列在二等功臣之中。
（三）《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士彟的记载有多处。卷183与184分别记载了最早劝其举兵与太原起兵的具体安排。其中列名封官的十七人中，武士彟排列第六。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是管理军仗后勤的主管官员，在军事行动中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职务。
（四）《册府元龟》中关于武士彟的记载有十二条，较详细地记载了武士彟的一生经历，并且分别记录在志节门、攀附门、佐命门、褒功门、谦退门、选任门、忠节门、能政门、强明门、感瑞门、姻好门。这些记载位置表明几个问题：
1、武士彟是一位攀附李唐王朝的佐命将帅，与其为伍的是十五位开国元勋。
2、作为任职几年的环卫将帅，他是个胜任的将才，忠诚而有气节的官员，能与王及善、李多祚、薛仁贵、李安静相类。
3、出任外职之后，他是个胜任的牧守，能政而强明的地方官员，可与高士廉、韦嗣立、狄仁杰、姚元之等人同类。
4、在谦退美德上他可与白居易、颜真卿同列，所以他受到皇帝的特殊恩宠，为之亲自择偶主婚，组织家庭，在这方面是同僚难比的。
作为一个唐朝官员，在（册府元龟）中获得十多个门类的褒赏记载，实属少有。然从这些记事中又看不出虚褒与伪造的痕迹，表明这些记事是可信的。《册府元龟》既是出自实录，便是分门别类抄录成书，这样的资料其可靠性无庸置疑，所以我们无须对这些史料作人为的猜测或取舍。尊重史料的本来面目，就是尊重历史。
七、关于两唐书中武士彟传的讨论
新旧唐书的传记中，武士彟传较为简略，一些地方篡改痕迹明显。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受武则天的牵连。封建时代的史家与帝王不能允许妇女干政，更不能允许女人称帝改朝换代，所以在贬责武则天的同时也累及其父。
《旧唐书》武士彟传，在简单介绍武氏情况后即说：“时盗贼蜂起，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
如上记载，可谓武士彟在李唐太原举兵中的第一功。这就是劝举兵，进兵书，报符瑞。关于自进兵书，新旧唐书与册府元龟等都未说明是何种兵书。只有《攀龙台碑》载明是武士彟于大业七年后写成的，列举历代兵家争战实例，分析研究其谋略机权成败得失的三十卷用兵之书。所谓符瑞，两唐书也未指明，（册府元龟》卷二十一，帝王部微应门载明，是武士彟诘朝，尝于街内独行，闻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的闻声，与当夜梦见唐高祖乘马登天的梦境。当唐高祖听了汇报收下兵书时，报之以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的许诺，到次日武氏把梦见高祖乘马登天的梦境相告后，高祖大悦，于是出入卧内委以心腹。这条祥瑞在唐高祖太原起兵至武德六年所录的十一条祥瑞中被列在第一位，并且记载详细。可见当时对他十分重视。接着，武士彟传中用两个“义兵将起”写出两个自相矛盾的内容。
其一曰：“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分统之。王威、高君雅阴谓士彟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吾欲禁身推覆。’士彟曰：‘此并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劝威等鞠问募人之状，士彟谓德平曰：‘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遂止，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
其二曰：“初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
如上所载，其一谓武氏阴劝举兵，预知起兵，参与起兵，委以重任，从平京师封为功臣，而其二却说武氏不知起兵，及平京师，说梦取媚，反受哂落。既与前文相悖又与后文不合，不知出自何处。显然是史家专为武士彟画个丑态生硬地插入传记的，从武士彟投身李渊麾下，到阴劝举兵，献上兵书，表明李武关系已是十分亲密的，否则武氏断不敢劝李渊举兵反隋，因为李渊既是隋杨国戚又是镇守一方的重臣，轻易劝其造反不是自找死路吗？武士彟自进符瑞两条，是太原起兵的誉论准备。如陈胜起兵前的夜间狐鸣。劝阻王维高君雅与田德平是太原起兵中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为举兵排除障碍，缘何说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呢？按《册府元龟》将帅部佐命门的记载是“及高祖举义执王威君雅，士彟以功授正议大夫，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并赐物等。”
关于说梦情节，本是作为李唐起兵的一大祥瑞记录在案的，史家在此把时间后移，文字纂改作献媚丑态。这段文字显然不可凭信。因为历史的事实是参预了起义加封功臣，名列十六位免死功臣之中，并为一生忠于唐王朝的好官，并没有献媚取宠的恶习。
《新唐书》武士彟传，除沿袭了旧唐书的内容外是笔削更甚，砍掉了劝举兵，进兵书，献符瑞及唐高祖承诺内容，又把不预知改为不预谋，造成了一个先是不预谋，存二心，后又献媚讨好的丑态，其中文字也多有更改。而后另加进了杨氏等内容，形成武士彟传中几笔曲叙。从记载位置上又把他贬入外戚之中，对武氏形象进一步丑化。其实，武士彟并不是外戚，不应列入外戚之中，因为女儿进宫是在其死后两年多的事，就他本人而言，没有沾外戚之光，列入外戚属冤枉。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彟传后史臣按语，在评论了唐俭等人后写道：“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列功臣，无戮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忘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这就是五代史家大量笔削武士彟史料的指导思想，也是不少现代史家贬责武士彟的史学根据。其实许敬宗是不会虚美武士彟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活到武后之朝，他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因年老而辞官，到咸亨三年已经辞世了。故史家推测的基础并不存在。在太宗、高宗朝是否改过呢？也是不可能的。据有关史料查明，许敬宗生于隋开皇十一年，在武德初年补涟州别驾，与武士彟地位相差甚远。贞观中拜为着作郎兼修国史，武士彟却又连任外职远在南国，可以说他们是没有私人感情的。至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他与房玄龄等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此时，武士彟已经死去八年。他无须去吹捧一个既不熟悉又早已死去的人。若论及武则天，虽在宫中，但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小小才人，皇帝内眷。许敬宗与她未必相识，更不会违背史官职责替她父亲伪造历史。这两部书经褚遂良和太宗阅后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之。这样以此为蓝本。起码已有数十部流传于世，许敬宗能改得了吗，据《唐会要》卷63修国史部记载：“显庆元年七月三日修成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81卷。”其修史班子是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芬、李义府、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其中没有许敬宗。此时许敬宗受诏与许围师、李淳风、顾允等修撰贞观二十三年至显庆二年实录。显庆四年二月五日成20卷，添成100卷；唐高宗以敬宗所记多非实录，谓刘仁规等曰：“……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朝作《威风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唐会要》卷63又载：“显庆二年二月以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尝修国史，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所记内容与上文相符，表明他所纂改过的国史就是这一部分，因为此时太宗已死，否则他断然不敢把圣上诗赋张冠李戴，妄赠所亲。“至显庆四年三月诏刘仁规、李敬元、郝处俊、高智周等并修史，仁规等于是引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从此以后年近古稀的许敬宗再未参加修撰高祖太宗时的实录与国史。他何能为武士彟伪造历史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史家笔削掉的武士彟史料，并非虚妄，实在是由于政治原因多书其恶少书其善。今天《唐实录》与《国史》已无法见到，在宋代史籍《册府元龟》中仍保存了大批实录中的原始记载留给我们参考，才得以对某些历史资料提出质疑。两唐书对武士彟的笔削过甚及丑化记载，体现了封建时代家传天下的政治需要。今天封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武则天一个有悖于封建礼教而有功于当时社会的历史人物也相应地得到史学界的肯定，作为受其株连而遭贬千年的武士彟也理所当然地应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