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尔很不专心，对危险总是粗心大意，所以常遇不测。
威廉去伦敦差不多快一年，保罗已离校，一直呆在家里，莫雷尔太太在楼上，她的儿子在厨房里画画——他很擅长玩弄画笔——这时有人敲门。他不情愿地放下画笔去开门。与此同时，他母亲在楼上打开窗子低下头看。
矿上一个身穿脏兮兮工服的小伙子站在门口。
“这是******·莫雷尔家吗？”他说着。
“是的，”莫雷尔太太说，“怎么了？”
她已猜到了几分。
“你家先生受伤了。”他说。
“啊，天哪！”她大叫起来，“他做事马虎不受伤才是怪事呢，孩子。他这回是发生什么啦？”
“我不知道了，好像是腿。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哎呀！”她大声叫道，“天啦，他这人真是！想让人省心都不行，本来就是这样！他的拇指刚好一点儿，现在又——你见到过他吗？”
“我在井下看见了他。我看见他们把他放在矿车里送到井上，他昏睡着。弗拉泽医生在矿灯室里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大吼大叫嘴里还说着什么，说快把他送回家去——他不去医院。”
小家伙吞吞吐吐地总算说完了。
“他愿意回家，好气死我。谢谢你，孩子。哎，天啦，真气人——气人呀，气人呀！”
她下楼，保罗还在画画。
“送去了医院，伤得挺重，”她继续说着，“他这个人太不用心了！别人都没事。他呀，整天给我找事。哎，天啦，日子才有起色。别画画了，现在不是画画的时候。几点钟有火车？我得赶去凯斯顿。卧室就不收拾了。”
“我能收拾。”保罗说。
“不用你干。我看，我可以赶七点钟的车回来。哎，老天爷，他还有完没完呀！廷德山那条花岗石路一说它是石头路更适当——会把他颠簸得够呛。路那么差，受伤的矿工都得坐救护车经过，他们怎么就不把路修一修，我真郁闷。他们本来就该开一家医院嘛。”
她说话的功夫，已经准备好了。她急忙脱下衬衣外的背心，蹲在烧水锅前，把水缓缓倒进水罐里。
“你这个该死的烧水锅！”她大叫道，暴躁得直摇锅柄。她是个小个子女人，而那两只胳膊却洁白而带有弹性。
保罗收拾完毕。
“要到四点二十分才有车，”他说，“时间很充足了。”
“哦，不，没有时间了！”她嚷道，用毛巾擦脸时斜眼瞧他一眼。
“有，有时间。还是先喝杯茶。要我跟你一起去凯斯顿吗？”
“跟我去？不用了呢？呃，给他带点什么去呢？哎，天啦！干净衬衫——还好挺白的，最好晾晾晒晒。袜子——他不会要——毛巾，带着吧，手绢，还有别的吗？”
“梳子、小刀、叉子、勺等一些东西。”保罗说，他父亲以前住过院。
“还不知道他脚的情况，”莫雷尔太太一边梳着茂密的长发一边说，如今头发已出现了几根银丝，“他洗澡是只能洗上身的，下身不洗也没关系。我看在医院里，像他这样多着呢。”
保罗已经摆好桌子。他给母亲切了一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
“喝吧。”他说着把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真烦人！”她生气地大叫道。
“算了，一定得吃点儿，瞧，都做好了嘛。”他坚持说。
她安静坐下啜口茶，吃口面包。她在沉思。
片刻后她出发，步行去凯斯顿车站。要带的东西都放在她那个大得吓人的线袋里了。保罗看着她走在树阴下的路上——小小的旁影，步履匆匆——心里牵挂着她再次陷入沉思。她紧张地匆匆赶路，感觉得到儿子的内心是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得到他承受着无比巨大的担子，甚至激励着她。她赶到医院时，她想：“把伤情真实情况告诉孩子，会使孩子心情不好。我还是小心为好。”她一路疲累地回到家时感到他是那么想分担她的重担。
“很坏吗？”她一进屋保罗就问。
“够坏的了。”她回答说。
“什么？”
她叹口气，坐下，解开帽带子。儿子看着她的小脸，看着她柔软而细小的双手解开帽结。
“唔，”她回答说，“不算太危险，护士说砸得挺重。你想，石头把脚砸破了——就这儿——骨折。有几根碎骨都露在外面——”
“噢，好可怕！”孩子们尖叫着。
“还有，”她接着说，“他当时就说要死了——他要是不这么说，就不像他的风格了。‘我完了，老婆！’他看着我说。‘别胡言乱语，’我对他说。‘不管砸得多重，你也不会因为缺一条腿就死的。’‘我只能坐在木箱子里离开这儿啦，’他支支吾吾地说。‘好啦，’我说，‘等你好些了，如果你要坐在木箱里，去花园，我想他们是会帮你的。’护士说。这护士人非常好，就是挺严肃的。”
莫雷尔太太摘下帽子。孩子们默默地等着。
“当然，他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她继续说，“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伤得很凶，流了很多血；当然是伤得很重。伤筋动骨一百天，没那么容易好。人发烧，有坏疽——如果恶化了，很快就会没命。不过，他这人的血液干净，生肌能力相当，要说恶化，我看不会。当然，那伤口——”
她情绪很不稳定，心中焦虑，脸色都发白了。三个孩子感觉到爸爸的情况很重，屋里静悄悄的，安静下来。
“但是他总会好转的。”过了一会，保罗说。
“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母亲说。
大家走动走动，都不敢出声。
“他那样子真是快不行了，”她说，“可护士说受伤了疼痛起来是那样。”
安妮帮着母亲拿着一些衣物。
“我走的时候，他两眼紧紧地看着我呢！我说：‘我得走了，******，因为火车——还有三个孩子们。’他看着我，挺舍不得样子。”
保罗又拿起画笔，继续画画。亚瑟出去取煤。安妮坐着，心情忐忑不安。莫雷尔太太坐在她丈夫在她生第一胎时给她做的那张小摇椅上，静静的想着事情。她忧伤，为她受伤的男人难过。如今，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关爱之心已被完全唤醒；她愿意贡献出一切去帮助他、救助他；只要可能，愿意自己承受其所有痛苦；而在她内心深处，她对他和他的痛心，却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在他激起她的强烈感情的此时，她也是想爱他但是不能，这才是使她最痛苦的事。她郁闷地想了许久。
“对了，还有，”她连忙说，“我走去凯斯顿的半路上，发现我是穿着干活的鞋出来的——你们瞧。”这是保罗的一双旧鞋，棕黄色，鞋尖都磨透了，“我不好意思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又加了一句。
早上，安妮和亚瑟上学后，莫雷尔太太又和保罗谈了起来。
“我在医院里看见巴克了。他看上去不太好，可怜的小家伙！我喜欢巴克先生——我真的喜欢他，他很讲义气。”
保罗不说话了，继续干活。
“是的，”莫雷尔太太接着说，“对像你爸这样的人来说，医院就像监狱一样。他不能理解那些规章制度。要是他自己能对付，他不会让任何人碰他。他大腿肌肉被砸伤那会儿，一天需要换四次药，只有我和他妈，他还让谁给他换过药？他不让。所以呀，在医院里那些护士就够他受的。我真不想撂下他呢。说真的，我要走的时候，有点过意不去似的。”
她就这样对儿子说着，仿佛在对儿子说教着，儿子则用心地听，以此给自己减压。她终于把一切都告诉了儿子。
莫雷尔的情况很不好。开始处于危险状态。后来有点好转。再后来，全家人知道他快全好了，都松了口气，又可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了。
莫雷尔住院期间，家中境况还行。矿上每星期给十四先令，除此之外疾病的补助、伤残基金也有，另外工友们每星期给莫雷尔太太支援一点——五先令或七先令——所以她手头还挺富裕。当莫雷尔在医院里逐步恢复，家里的人都挺幸福的。每到星期六和星期三，莫雷尔太太去诺丁汉看望丈夫。她总带回一些小玩样，莫雷尔太太从诺丁汉回来总有说不完的话。三个孩子围着她坐着，有时静听，有时插嘴，有时争论，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停止。掏炉灰重任通常由保罗干。
“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了。”他常这样对他母亲说。孩子们明白了，一家人和和睦睦才是最幸福的事。令他们几乎有些感到痛心的是——尽管谁也不承认事实会这样无情——他们的父亲就要回来了。
保罗如今已十四岁，想找工作。这孩子身材矮小，深棕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他的脸已不像年幼时那样胖胖的的，长得有些像威廉一脸部轮廓十分清楚，几乎近似庄重——而且表情非常丰富。往往看上去他好像在看着什么，精气勃发，满脸笑容；他的笑容像他母亲的笑容，来得甜美而且非常可爱；他那幼小的心灵一旦遇到不舒服的事情，他的脸便变得阴暗下来很难看。他是那种别人看重他或瞧不起他他就会像个呆子一样的男孩；然而，他一旦得到关怀就又变得十分可爱了。
不论何事，他第一次与之接触，总觉得不太顺利。七岁时上学，对他来说是一件不顺常的事。但后来他又很喜欢上学。如今他觉得他得为人处世，却知道自己因害怕而停止，十分苦恼。对他这年龄的孩子而言，他学画画很聪明的了，而且懂一点法语、德语和算术，这都是希顿先生教的。不过他学的都没有任何价值。干苦力，他身体不行，他母亲说。他不喜欢做细活，更喜欢到处看看，去乡下玩玩。
“你想干什么呢？”他母亲问道。
“随便。”
“怎么这样啊？”莫雷尔太太说。
但这确实是他能给出的唯一回答。照这样看来，他的心愿就是在家附近，稳稳当当地一星期挣三十或三十五先令，等父亲死后，有个小房子跟母亲住在一起，作作画，高兴时就出去，从此安心地过日子。现阶段情况看，这就是他的计划。他内心之中却永不放弃，以己度人、论人而不留情面。他想，他或许也能成为画家，真正的画家。然而他对此漠不关心。
“那么，”他母亲说，“你就得看报上的招聘信息了。”
他看着她。在他看来这是很丢脸的事，也使他感到不舒服。但是他没说什么。他早晨起来，使他满心困惑的只有一种想法：
“我得看招聘信息找工作。”
到十点钟时他出门。他走在小镇街上，感到他遇见的人都在私下说：“他这是要去阅览室翻报纸找工作，门都没有。看样子只要靠他妈过日子了。”他悄悄走上合作社布店后面的台阶，偷偷地朝阅览室里看去。在那里的通常只有一两个人，都是一些老家伙，就是“靠补足过日子”的矿工。他走了进去，人家抬头看看，他便有全身不舒服之感，赶紧在桌边坐下，假装看看新闻。他知道人家会想：“十三四岁的孩子来阅览室来看报干什么呀？”他心里不是滋味。
他烦恼不已，看看窗外。他已成为一名囚犯了。对面花园的红色旧墙头金光闪闪的向日葵，面带笑容地盯着手里拿着东西赶回家做饭的女人们。远处的群山上就是安尼斯利森林，静悄悄一片，令人向往。他心里一沉——他即将身不由己、受到束缚。
酿酒商的货车从凯斯顿驶来，车上装着酒，每边放四桶，好似裂开的豆荚里的豆子。赶车人高高坐在车的位置上，摇摆着，显得大模大样，在保罗眼里都不出色。
保罗希望自己是个废物。“我倒希望，”他暗自自言自语地说，“我像他那样肥胖，像太阳下的一只狗。我倒希望我是一头猪，是酿酒的赶车人。”
阅览室里最后没人了，他急忙抄下一条招聘信息，然后再抄下一条，然后溜了出去。他母亲把他抄下的东西反复的看着。
“行，”她说，“去试试吧。”
威廉以前用商业用语写过一封求职信，保罗照抄一封，但作了细微的改动。这孩子的字写得很难看，做任何事都很出色的威廉不由为之心急如焚。
当哥哥的如今总爱现摆。他发现他在伦敦能结交的朋友，其地位比他以前的朋友们的地位要高得多。威廉不论在何处都交个好友，所以，他就成了一些人家里的客人，他开始自认为是个了不起的人了。成为上流人士竟然如此容易，他感到好不高兴。
他春风得意，他母亲也很高兴。他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住所十分冷淡。但是，这年轻人的家书中总有一股热情似火，使他忘乎所以，全身无力。他母亲为他担心。她能感觉到他迷茫了。他跳舞，上戏院，划船，跟朋友们出游；她知道，他在兴尽之后独自坐在宁静的卧室里努力学习拉丁文，因为他想在事务所里大展伸手，要尽其所能在法律界大展伸手。如今他不用寄钱给母亲。他挣的那点钱都用于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向他要钱，除非是在紧急时而且十先令便可解她当务之急的时候。她还会梦到威廉，梦到他做什么，他总是她的孩子。因为他，她是何等高兴何等欢快，她自己是从不承认的。
他还兴奋地说着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姑娘，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年轻，也是位小姐，追求她的男人都很多。
“我不知道你喜欢吗？孩子，”他母亲在信中说，“要是别人都在追她的话。你在一大帮人之中是很安全的，也不会有事。但要当心，当你发现只有你一人时，而且忘乎所以时，你不妨想想是什么感觉。”
威廉不喜欢这些话，继续他的追求。他带那姑娘到河上划过船。“如果你见到她，妈妈，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感觉了。高高个头，举止优雅，肤色呈橄榄色，洁白无比，一头乌黑的秀发，一双灰色的眼睛。我告诉你吧，你的儿子和她一起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时，是不会抬头的。”
莫雷尔太太心中的问题不在于儿子是否不曾和一个跟他相似的女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闲聊，倒在于儿子和一位穿着大方的丽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不过她还是不敢相信地祝贺了他几句。
不久，诺丁汉，斯潘尼尔街二十一号，外科医疗器械厂的托马斯·乔丹相约了保罗。莫雷尔太太兴奋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