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对性的强调上，波伏娃和弗洛伊德有很大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朱迪斯·巴特勒的分析，她指出波伏娃回避了以下批评视角，即试图通过与性的关系来解释萨德的政治态度及其美学选择，就好像这一关系提供了打开他全部动机的一把钥匙。这一批评卷进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进化论图解中。对波伏娃来说，既然同时也是解释对象之一，那性并不会提供解释的关键。显然，正是基于谋划的概念，才可以解释萨德的生命充满活力的原因。在这个条件下，波伏娃由此确认了性作为自由的表达：“我们可能习惯于将性思考为一种能量，一种紧急情况，身体上无意识的东西，超出了意识的控制，自然的涌现，或者由需要和欲望所驻扎的一个前意识的身体地带。……宣称性属于自由的领域，并不是反回来说，我们要与之保持距离。我们能从工具论上来决定性的本质。自由不会与一种意识选择和工具秩序相混同。”巴特勒的这一评语，非常及时地强调了波伏娃立场的原创性，即对进化论和唯意志论保持了双重警惕。实际上，进化论认为，性活动通过人世来实现超越，是人类灵魂中受神经支配的自然囚徒，是违抗灵魂法则的独立领域。面对性的攻击，尽管唯意志论树立起了道德价值的堡垒，却并不能解释这些价值是如何啃噬这一陌生的力量，并将它扣留在自身的冲动之中的。自然的存在主义概念，允许波伏娃不必拘泥于以下二选一的难题：性不仅仅是植入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这一植入的领域和风格还都不能预先设定。也正是因此，波伏娃能够理解萨德是怎样将性变成伦理的，而经典术语则情愿将性和伦理组织为两种彼此区分的话语秩序。波伏娃没有无所顾忌地将性建立在它的生物学身份中，以描述这些社会建构是如何注入其中，并赋予其意义的；她显示了性是怎样才只被注入了意义的现实。正是通过这种运动，才存在一个“世界”。因为存在者都是性化的身体，性总是关联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但是，如果身体和性存在具体的表达，那从此开始，我们能够发现它们的意义；在存在者身上，存在一种更加原始的‘对存在的追寻’（re-cherche de l’être），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是必须将性当做一种不可缩略的自然已知事实。”
通过在性差异的谋划中来揭露一般的二元性，波伏娃也预料到了当今女权主义批评在自然性别（sexe）与社会性别（genre）之间进行区分的困难，这种区分过于简单粗暴，令人疑虑重重。通过采纳一种实体化的形式，社会性别的概念已经终结了。在1989年3月“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会议上，克里斯蒂娜·德尔斐（Christine Del-phy）提示了这一困难的起源：“我支持这一观点，即在大部分人包括女权主义者的工作中，大家从社会性别那里找到了一种不加审查的预先假定：那就是性别是社会性别的前项，如果这一假定是有史可循的，那它就不再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它的存在对思考社会性别构成了一个刹车装置，也就是说，不加前提地来审视所有的假设；在一种互惠的因果联系上，概念化的模糊，可以联系到政治领域内两个情感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方是解脱统治的欲望，另一方是失去了看似基本的阶级分层所带来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