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敌伪军的“扫荡”和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根据地面积缩小，八路军和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近40万人，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当时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到这些“政治上的困难”和“物质方面的困难”的严重性，但也“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党中央先后重申和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毛泽东在整风学习中要求改造我们不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他为延安中央党校亲笔题词：“实事求是”，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和演讲，大讲特讲“实事求是”，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并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同心协力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延安时期，毛泽东求真、务实办事的例子很多。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是毛泽东的大实话，也是他实事求是办事态度和作风的具体表现。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会上李鼎铭等11名非党人士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认为在当前困难条件下，要取得军政、经济“相依相助，平衡发展”的效果，只有实行精兵简政，“量入为出，制订预算”。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决议交边区政府从速办理。
对于李鼎铭的“精兵简政”提案，会外反应不一。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提案，毛泽东一句一字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旁批注：这个办法恰是改造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提出将“精兵简政”提案提交边区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讨论。会上，李鼎铭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讲话。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会后，毛泽东又亲自找李鼎铭谈话，了解他的详细见解。
同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这个政策先后在陕甘宁和其他解放区积极施行。
为了使李先生的建议更快更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改进党、政、军、民的工作，毛泽东于1942年9月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物质困难，解决抗日的大局和抗日根据地局部的矛盾，解决战争的残酷情况和战争的庞大机构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根据地日益缩小和机构仍然庞大的“鱼大水小”的矛盾，冲破习惯和现状的束缚，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他形象地说，只有将“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轻轻松松上阵，像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小老虎对付“技穷”的驴子那样，去打败日本妖精和日本驴子。
事实上，精兵简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通过精兵简政，使我抗日根据地的战争机构适合于战争情况的需要，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巩固了根据地；它还使党政机关、军队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消除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精兵简政的政策，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这种态度，亦即“有的放矢”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列主义的“矢”，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我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其精髓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高度浓缩，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作风、方法、精神的高度概括，它是永不过迟、永不褪色的。
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教导，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滥调文章，对于报端那些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愚人和蠢事，就不会见怪不怪了，于是便会更加体会“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沉甸甸的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