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会议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总结了近4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1953年上半年在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并对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此之前，毛泽东认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1952年12月31日公布的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务院各部委的党组工作，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5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把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分隶五个方面。其中把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5月19日，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两次书面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竟然把这一切看成是刘少奇、周恩来已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他实际上已组成了一个"经济内阁"。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在会内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攻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鼓吹他自己，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发言中明批薄一波，暗中影射刘少奇。在会外，高岗和饶漱石攻击财政部工作是路线错误，与刘、周有关，诬蔑刘有"圈圈"，周有"摊摊"。中央对高、饶野心虽未全部洞察，但感到他们活动不正常。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都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明确指出前段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但高岗、饶漱石对这些告诫却置若罔闻，使得本来是中财委召开的一次研究经济工作的例会，掺杂上了政治斗争的因素，使会期从原计划的半个月延长到两个月，变成了全党性的一次会议。
但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党中央纠正了在高岗影响下会议中发生的一部分人的不正确意见。周恩来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说，近4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一致努力，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头3年，缺点和错误也是有的，但属个别性质。近半年多，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他还指出，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是：（1）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3）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4）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结论还提出了党今后在税收、财政、商业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会议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第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概括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
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
9月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系统地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首先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那么方针是什么呢？就是《共同纲领》第31条的方针："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但是现在应该明确起来，毛泽东说："’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至于对资本主义改造进程的问题，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谈到对资本家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说："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毛泽东认为"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毛泽东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
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是指对粮食、棉花（纱、布）、油料等重要生活消费资料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政策。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又陆续扩大到油料、棉布和棉花，从而实行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它是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称为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从封建势力的枷锁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全国农业经济恢复较快，连续几年获得丰收，使粮食生产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粮食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以小量出口。同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由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逐年增大，人民生活逐年提高，食用量增多，特别是由于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粮食投机商人的捣乱，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粮惜售，等待高价。结果，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粮食销售却远远超出计划，造成供销不平衡，市场紧张。如：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两者相差40亿斤。1953年小麦受灾，要减产70亿斤，夏粮收购遇到更大困难，7月、8月、9月3个月收进98亿斤，销售124亿斤，超过26亿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粮食的收进也是不断增加的，不过是远远赶不上销售的增加而已。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一是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城镇人口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使销售量迅速增加。二是土改后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为440斤，增加70斤）。
粮食形势的紧张，使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更趋尖锐。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自由上市。粮贩子四处活动，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粮食市场的波动，会引发一系列物价波动，这必然要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短缺，对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很难进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对外名称未用"紧急"二字），陈云在会上介绍了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后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他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因为日本人侵华期间曾搞过"征购"和"配给"，这两个名词都很吓人，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合起来，新的粮食政策就叫"统购统销"。
10月16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从12月初开始，除少数偏僻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各地必须同时实行统购统销。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和政务院命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如下：关于计划收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粮种和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统购价格的规定，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统购价格必须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的心理。
关于计划供应。按照政务院命令的规定，计划供应的范围包括县以上城市，农村集镇，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灾民。计划供应的人口接近2亿人，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供应品种由少到多，供应办法由简到繁，由宽到严。经过中央批准，北京、天津、保定（当时的河北省会）、济南四市早在11月1日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12月1日，北京，天津两市又开始对大米和粗粮实行计划供应。其他大城市紧接着也实行计划供应。上海因油比米紧张，先实行食油和面粉计划供应，后实行大米计划供应。
关于市场管理。政务院的命令规定：一切从事粮食经营、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的商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但可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销粮食。所有私营粮食加工厂及经营性的土碾、土磨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代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加工标准从事加工。一切非粮食机构和私商，禁止跨行业经营粮食。农民运粮进城出售，由国营粮店或合作社收购。
关于统一管理。《决议》规定：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与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
《决议》阐述了以上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足以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也将无法实现。
《决议》强调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但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可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人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议》还指出：现在全国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虽落后于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但是只要调度得法和措施得当，还是够吃够用，且能略有积余的。现在在代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对油料实行统购统销。由于1952年，全国共生产食用植物油196万吨（各种油料作物折成油），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35年）220万吨的76％。而1953年的全国总人口和城镇人口都比解放前增加很多，再加上还要挤出部分食油出口换基建物资（当时1吨食油换4吨钢材），因此，食油供应很紧张。中央认为食油不足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期存在的根本性的困难，便趁部署粮食统购统销的时机，1953年11月15日，作出了《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由国家对油料和食用油实行计划收购，并在城市、工矿实行食油计划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