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木匠做了艺专教授
白石61岁那年，宝珠又生了良已，号子泷，小名迟迟。良琨这几年跟父亲学画，功底很不错了，也能靠卖画所得自立谋生了。儿媳妇张紫环能画梅花，还很有几分笔力。
民国十五年（1926），白石64岁，他回湘去探望年事已高的父母，不料家乡战事未停，只得返京。后接长子良元来信，得知母亲患重病，白石一面筹款汇去，一面准备南下，可湘鄂一带战火纷纷，白石插翅难飞，心急如焚，想到慈爱的母亲重病盼儿归，自己却不能回去，真是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熬到四月十九日，才接到良元的信，说白石的母亲于三月二十三日已经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弥留之际还再三地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啊！”白石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不断地责备自己，既然为人子，不能守终，还无法奔丧，只能在北京的居所设母亲灵位，在京成服。想者母亲对自己的疼爱有加和护犊之情，心痛难忍。
那年的七夕，长子良元又来信说，白石的父亲也染重病，非常危险。白石急欲回湘探父，可湘鄂边境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白石一筹莫展，愁苦难当。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说白石父亲已于七月五日逝世。白石当时脑袋就一阵发懵，耳朵嗡嗡直响，几乎晕了过去。同样因为战乱不能回湘守制，也在北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一年之内，连遭父母相继谢世的变故，白石简直就是痛不欲生了。
他请樊樊山为他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作像赞一篇，算是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尽了一点孝道。但想起小时侯母亲为了白石身体健康而彻底戒油荤，父亲含辛茹苦抚育自己及弟弟妹妹，心头很是惨痛难当。
1926年的冬天，白石在北京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处住房，总算居有定所了。民国十六年，白石六十五岁。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由著名画家林风眠任校长，他亲自到白石府上，请他去艺专教授国画。白石因为自己是乡巴佬出身，又从未进过洋学堂而不敢应允，无奈林风眠执意要他去，而且态度十分诚挚，还发动齐如山、樊樊山等白石的好友一起来做工作。樊樊山还说：“木匠、乡巴佬有什么关系，张仲*不也是个铁匠、乡巴佬吗？人家就当过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还不照样当得蛮好的。”
白石已经六十五岁，上课堂给学生上课还是第一次。他的教学很有特色，他认为临摹是画中国画的基本功，就向林风眠倡议开临摹课，并且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临摹与创造的看法，得到了林风眠的肯定。但他一生又是反对呆板临摹的，认为那样会灭尽了生气，陈陈相因，会把本来十分有生气的中国绘画推上绝路。他在一幅山水图上题诗：
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
卅年删尽雷同法，赢得同*骂此翁。
在白石从事绘画的漫长岁月中，他临摹了多少历代名家的作品，而且功夫之深，几可乱真。在临摹的过程中，他理解了前人之法和绘画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绘画，对后来形成己法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他在艺专任教的第一堂课，精心挑选了自己一幅很满意的作品，要学生临摹，很耐心地教学生怎样临摹，怎样领会原作的灵魂。比如教学生临摹“蟹画卷”时，他不但要学生仔细观察蟹的形态和动态，还细细将画上的题识一一解释给学生：“余寄萍堂后，石侧有井，井上余地，平铺秋苔，苍绿错杂，尝有肥蟹横行其上。余细视之，蟹行其足一举一践，其足虽多，不乱规矩，世之画此者不能知。”
白石当时作为名冠中西的大师，不耻下问，对于学生谢时尼的一幅《梅鸡图》，很是欣赏，对画中鸡的尾巴尤为推崇，当怯生生的学生听到白石说要借他的作品去临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大师临摹初入道的学生的作品的？后来，白石还把自己临摹的那张《梅鸡图》送给了谢时尼。白石的这种毫无门第芥蒂的做法，在画坛引为美谈。
艺专有一位教西洋绘画的法国人克利多，很崇拜白石，认为中国画苑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是齐白石，说他从法国到日本、南洋、印度、中国，整天同画打交道，认为画得最令人满意的就是白石，如果到他们法国去，别说当教授，就是做个院长也绰绰有余。还说，他们欧洲出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现代的毕加索，可中国有齐白石，是并驾齐驱的。
在艺专任教，白石戏称自己是“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就跟铁匠张仲*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可以说是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
那时以个人名义拜白石为师还不少，如他最得意的门人——监外人瑞光和尚，画的山水，学大涤子（清初四僧画家之一石涛）很得神髓。还有山西人赵羡渔，名铭箴，是个诗家，底子很深厚，另一个是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祖父方星樵，名秉忠，是个很著名的昆曲家。问溪家学渊源，也是个戏曲家兼音乐家，他的姑丈是京剧名伶杨隆寿之子长喜，梅兰芳的母亲是杨长喜的胞妹，问溪与梅兰芳是同辈的姻亲，可算是梨园世家。
2.民族精神、闭门拒客、“心病”
1930年，白石度过了他六十七岁的生日，他到北京定居已是第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是他含辛茹苦、艰难探索、进行“衰年变法”的十年，也是他绘画艺术大放异彩的十年。
从刚到北京时的举步惟艰、难觅知音，到陈师曾的极力推举，到日本展览后的名播中外，这期间，他尝尽了世态炎凉和附炎趋势的个中滋味，由倍受冷落到异常热情，白石始终是保持清醒的。那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人们挥汗如雨，白石到照相馆，不顾盛夏酷暑，穿上皮马褂，手里拿着白折扇，照了一张像。还在白折扇上题道：“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癫狂。”
白石穿皮袄扇扇子的“狂”态里，有识之士从中看到白石对于这个社会世态炎凉的绝妙讥讽与抨击：己“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己“凉”时要防人落井下石。白石亲身体验了其中的酸、辣、苦、涩，把这思绪与情感，愤激同概叹，凝聚在这一桢小照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到了新的关头。白石对东北局势很是关注，不顾政局动荡，坚持自己出去买报纸了解时事，而且去看学生游行示威和听演讲，年老体衰的白石一呆就是大半天，而且心潮起伏、愤概填鹰。
好友黎松安来看他，劝他回湘潭暂避战乱，白石只是摇摇头，胸有成竹地说：“生死寻常事。国家坏到这样的地步，我是顾不得更多了。七十之年，草间偷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东北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五天之内，日本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几乎占领了东三省。北京城里，虽有几万重兵把守，但人们对当局已经失去信心，除了平民百姓外，一些巨富官宦，早已悄悄迁走了。白石不准备走，朋友一再劝他，他还是执意要留下来，与这个他的第二故乡——北京生死与共。他说，国难当头，作为炎黄子孙，有何颜面在大敌当前时弃城而去呢？白石的不媚俗、不为权贵折腰、不屈服于淫威和恶势力的铮铮傲骨和民族精神，令人尤生敬意。
他有一首专门揭露南京政府卖国求荣、日暮途穷的嘴脸的诗：“东望炊烟疑战云，西南黯澹欲黄昏，愁人城上余衰草，独有虫声唧唧闻。”
北平艺专改为艺术学院，院长也换为青年画家徐悲鸿。徐先生十分敬重白石，“三顾茅庐”，聘请白石担任中国画教授。除了艺术学院，他还受学生之邀，担任了京华美专的教学任务。白石决定将目前的花鸟临摹改为山水，让学生以自己多彩的笔，去描绘自己的故土，去画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面临外敌的蹂躏，处处是触目惊心的祖国河山，这如何不勾起白石及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件前，白石对待来华的日本人士的来访和探望，求他作画，都一一以礼相待，热情为之作画。但在“九·一八”事件后，白石以其最质朴的行为保持着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自尊和民族骨气，对于日本人的邀请，一概不理睬。
齐如山跑来告诉白石，说日本东京最近举办了白石的画展，日本报纸上也大肆宣扬，这叫白石大为震颤。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名叫佐藤的日本关东军谍报员一手操办的。他到中国的时候拜访过白石，还同白石合过影，后来到日本就利用这张照片大做文章，说与齐白石关系如何如何好，还将市肆上的伪作带到日本，当做真迹展览，用心真可谓险恶。
这件事发生后，白石想起了一个防范措施，要宝珠赶紧叫门人安锁，自此，齐家的大门终日紧闭，来客后，由门人问清楚情况后，去告诉白石，如果是熟人，白石从门缝里看清来人后，才开门请人家进来。不想见的，他站在那里不吭声，由门人说声“主人不在家”，不给开门。
闭门拒客，白石自有其难言的隐衷，可以说这是他在险恶的形势下，能够捍卫自己权益和安全的唯一措施。虽然每天来叩门的人不少，他常常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跑去门缝里看看，然后才决定接不接见，空耗了不少时间，不过这多少也给他带来了一点安宁与宽慰。
因连年时局不不稳，白石对于门户特别加以小心，他在跨车胡同的住宅，东面临街，白石住在里面北屋，他特意在廊子前面设置了铁制的栅栏，晚上拉开，加上了锁，觉得慎密多了。有天夜里，他听到犬吠之声，嘈杂烦闷，就起床去驱逐，不料脚骨误触铁栅栏的斜撑，竟摔倒了。卧床歇息好久才痊愈。
日伪统治北平时期，齐白石闭门不出，还亲笔写了“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的纸条贴于大门上。其实，他虽然确实有点心脏病，但并不严重，只是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是以此表达对外族入侵者的痛恨和对那些丧尽民族气节的人的鄙夷。他关在屋里照常作画刻印，只要荣宝斋需要，派个小伙计去，一次就给十几幅画。
但当时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生活的确难以为继，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后来又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他还申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十八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外又申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白石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拒绝日本人、汉奸来找他的麻烦。
荣宝斋门楣上“荣宝斋”的匾是齐白石写的；大厅中央的巨匾“发扬民族文化”是齐白石题的；二楼东头圆门里挂的则是齐白石的原作，这是如今北京城里齐白石作品真实性可靠程度最高的地方，收藏有齐白石作品数百件。
3.难辨真伪
齐白石早年跟胡沁园学的是工笔画，从西安归来后，因工笔画不能畅机，改画大写意。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他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他曾有句话：“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他认为他的画即使不为世人喜欢，他也不愿强合人意。他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说：“逢人耻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他经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陈师曾、瑞光和尚、徐悲鸿非常赞同白石的这种观点。
白石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巢臼。他曾在日记中记到：“余画山水二十多年，不喜平庸。前清以青藤、大涤子外，虽有好事者论王姓为画圣，余以为匠家作。然余画山水绝无人称许，中年仅自画借山图数十纸而已，老年绝笔。”
五十岁后，他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两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比如给吴北江画的《莲池讲学图》，给杨云史画的《江山万里楼图》，给赵幼梅画的《明灯夜雨楼图》，给宗子威画的《辽东吟馆谈诗图》，给李释堪画的《握兰*填词图》等，这几幅山水画，都是别出心裁的经心之作。
白石刻印，最早走的是丁龙泓、黄小松一路，继得《二金蝶堂印谱》，乃专攻赵*叔的笔意。后见天发神*碑，刀法一变，又见三公山碑，篆法也为之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他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是下笔不重描，刻印，是一刀下去，决不回刀。他的刻法，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回一刀，纵横来回各一刀，要有四个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然能看得明白。
白石刻印时，随着字的笔势，顺刻下去，并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才去下刀，而且比较有劲，等于写字有笔力。常见他人刻石，来回盘旋，费了很多时间，就算学得这一家那一家的，但只学到了形似，把神韵都弄没了，貌合神离，仅能欺骗外行而已。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蚀削，何尝是刻印。他最反对刻印时拖泥带水了。
白石的诗，朴质而清新，洋溢着生命的光彩。他一生酷爱诗，五言七律，唐诗宋词，无不精通。“只字得来也辛苦，断非权贵所能知”，“平生诗思钝如铁，断句残联亦辛苦。”他曾经刊印过《借山吟馆诗草》一卷，将他手写的原稿用石板影印的，里面收集了从光绪壬寅到民国甲寅十二年间的诗作，数量不多。后来，张次溪请他编印的《白石诗草》是壬寅以前和甲寅以后的，先是樊樊山选定，后来王仲言又重选了，收入的诗不在少数，仿宋铅字印制、八卷本。
在白石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衰年变法”之后，白石的画风大变，独创了墨叶红花一派，而且，被称之为“五绝”的他的草虫鱼虾之作，名震海内外。
都说成名累，白石如今名震寰宇，也不可避免地尝到了成名后被人托名伪作的连累。几年里，伪造他的假画，不断出现在市面上，有些假画，手段极为巧妙，几乎到了乱真的地步。而且，有些伪作是随着他声誉的提高而出现的。为了一个艺术家的声誉，为了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已近古稀的白石不得不拿出时间与精力，同伪画作斗争。
有一次，梅兰芳前来探望他，告诉他，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看到了一幅他的《春耕图》，画得很有神韵，并且大大称赞了一番。白石很是奇怪，他50岁左右时画了一幅《春耕图》，但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画过了。他移步到画案前，取出行箧，打开盖子，慢慢地翻着，从底下取出了一幅画稿，慢慢地展现在桌上：“你看看，这是我的《春耕图》，像你见到的吗？”
梅兰芳仔细看了一下，说：“不像，不像，那耕牛的头朝右，可不是朝左，这后腿露在外面，怎么，你最近真的没画？会不会是别人的冒牌货。”第二天，梅兰芳送来了那幅《春耕图》，齐白石一眼看出，果然是一幅伪作，气愤地从躺椅上跳了起来，走到了画案前，指着画说：“你看这树干的线条是一气呵成的吗？还有这图章。”齐白石取出《三百石印斋》递给梅兰芳：“你翻翻，印章像不像。”
梅兰芳也十分气愤。他虽然听说过历史上曾有过伪作传世，但伪造当今仍在世的画家的作品，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可采取些措施，白石师。”梅兰芳关切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防不胜防。实在是无耻之徒。”齐白石按捺不住自己激愤的心情，“你那位朋友同你要好吗。”
“一直不错。他教书，为人正直忠厚，对老师的画很崇拜，不然，怎么花重金买呢？可惜被人骗了。”
“不能使好人受到无端的损失。你说，我是将这画买下，还是另给他画一幅。”齐白石关切地问。
“能画一幅，当然最好。真品嘛，无价之宝。”梅兰芳眼睛一亮，高兴地说。
“来，我送他一幅《春耕图》。”齐白石边说边理纸研墨，在梅兰芳的帮助下，凝思片刻，悬肘提笔画了起来。
20多分钟后，一幅《春耕图》画好了，他盖了自己的印章，交给梅兰芳：“不裱了。请你同你的朋友说清原委，请他谅解吧！这一幅，我收下了。看来，我的画只有从我屋子里拿出去才不会是假的。”说着，他笑了起来，笑声里含着苦涩。
一天，李苦禅来了，他对白石说：“昨天我在店里，看到一幅《蔬香图》，很有笔墨，不过题款的字不大像您写的，老师是否去看看。”
齐白石一听，关切地问：“那笔墨怎么样？”
“笔墨不凡，确有老师的风骨。尤其是那棵白菜，实在像极了。我拿不定主意，标价又高，想来问问你。”
早饭后，齐白石带上钱款，在李苦禅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古玩店，从新油漆的门面和横额看，这是一个新开张的专营古玩字画的商店。因为位于十字路口，前来观看、购买的人倒也不少。老板姓张，30来岁，白净的脸，浅灰色的长衫。他笑吟吟地随着李苦禅来到齐白石的面前。
张老板大概看出来客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招待得十分周到。他送上上等的杭州龙井茶，看了齐白石一眼说：“这《蔬香图》可是齐白石的真迹，是他在一次盛大宴饮后，很得意的一幅杰作。”
“那好。”齐白石淡淡一笑，“那幅画呢。”
张老板忙开了柜，取出了一幅已经裱好了的画卷，展现在齐白石面前，得意地说：“你老看，这才是名家的得意之作呢！”
齐白石同李苦禅来到近前，仔细地看着这《蔬香图》，心里不免暗暗称奇，这伪作者的笔力不凡，技艺、笔墨十分到家，可见这人仿效、临摹他的画，不是一日之功了。他很佩服这伪作者能达到这样乱真的地步。但是，在他的眼里，真假一看就分明，这幅画到底“形”太似而“神”不到。
看了好大一阵，齐白石回到座位上，看着张老板，慢慢地问：“张先生，这画标价多少。”
“那你给这个。”张老板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伸开，做了个八字状。
“8000元能不能少一点，3000元如何。”
“3000元你老开玩笑了，这我可不卖。”说罢他走到桌边，慢慢地卷起了画。
“你这画只值3000元。”齐白石坚定地说。
“为什么。”张老板不满地转过身，反问了一句。“因为是假的。”齐白石严峻的脸上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情。
“这位就是齐白石先生。”李苦禅脱口而出。张老板一听，惊呆了，口里说不出什么，两眼直直地看着齐白石。
齐白石点点头，笑了起来，说：“我就是齐白石。这是我的门人李苦禅。市肆上假造我的画不少。昨天苦禅告诉我，你这里有一幅我的《蔬香图》，今天我来了。请先生原谅。”
“这样吧，你这画多少钱买来的。”齐白石问。
“2500元。”
“我给你3500元，买了这张假画如何。”齐白石站起来，看了张老板一眼，若有所思地说：“留得真迹在人间，这是我的责任。要对祖国、对民族负责。希望张先生能协助我。今后见到这类画，你尽管找我好了。我统统收购。至于你的店，我可以为你再作一些画，补偿你，如何。”
张老板为齐白石这情深意切的话语所深深感动了。他第一次见到这位老画家，没想到他的胸襟是这样的开阔。
不久，接踵而至的，是许多人渐渐知道了商店里有白石的假画，一传十，十传百，在偌大的北京的城里，在喜爱白石绘画艺术的千百万读者中，辨别白石绘画真伪问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了。
许多买画的人惟恐买到的是假画，便千方百计打听白石的住址，拿着花巨款买来的画，请白石鉴定。如果得到白石的认可后，还是不放心，一定要请白石在原画上题写：“此余旧作，XX年重见记之”等等一类的话，才满意地走了。
古稀之年的白石，却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跟炮制伪作的市侩作斗争。但每当看到买画者惶惶而来，满意而归时，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在别人买的一幅四开大册页的工笔草虫上题道：“予之画从借山馆铁栅门所去者无伪作，世人无眼界，认作伪作，何也？”又在另一本花卉草虫册上题道：“白石之画从来被无赖子所伪，因使天下人不敢收藏。”由中体现了画家沉重、愤概的心情。
但伪作的猖獗并未因此平息，白石不得已，请人铸了一颗“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并且专门花钱登报声明，以后凡是他的画件，都有“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印章，以杜假冒。但没过多久，假冒者也仿制了同样的铜印，使假画更加放肆地流传于世。白石又亲手刻了一方“吾画遍行天下蒙人之伪作尤多”的图章，盖在每张作品上，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愤概倾诉出来。
一天，老人“晨兴一挥”，画好了几幅虾。荣宝斋经理到他家时，他正往画上盖章。盖完图章，又捧着画到一个柜子前，从腰里拿出钥匙，打开柜子，揭开一个瓷盒，把里面的朱砂粉撒在刚打上印泥的图章上，来回抖动让朱砂粉粘在有印泥的地方，再将多余的粉倒回。顿时图章上的朱砂粉凸出纸面成为“立体图章”。他这么做时，不回避荣宝斋经理。他锁好柜子，对经理说：“他们尽仿造我的画，要鉴别真伪，从图章上就看出来了。我曾用过钢印，可是钢印也能造假。这种办法，外人都不知道，也不让别人看到。”
这笔墨官司打了多年，造假者技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有的甚至连白石本人也很难辨别出真伪。比如一些四条屏和册页，造假者真假搀杂，不易分辨。有的是假画真款，画是假的，奸商找裱画师安上真题款，而且在同一张画中，有真有假，真真假假，合为一体，不是行家很难分辨；有的甚至于在一幅画上中，只有部分不是白石的，比如在一幅原作上添加上细笔虫草，以此取得高利。真是五法八门，无奇不有。
4.暮年游蜀
民国二十五年（1936），白石74岁。当时四川有位叫王赞绪的军长，经常托他在北京的老乡来请白石刻印，一来二往，就熟悉了，通了几回信，还成了千里神交。那年春初，他寄来快信，盛邀白石去巴蜀胜地畅游一番。白石与宝珠一合计，宝珠简直恨不得马上动身，极为赞同。
原来宝珠娘家是四川的，自从跟了白石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好多次想回乡探望，无奈白石习惯了有宝珠陪伴左右，一直未能成行。
因为春君在湘潭老家照料老小，白石在北京的一应事务，事无巨细都落到宝珠的肩上。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要帮白石磨墨、理纸、做颜料，晚上还要把白石画了一天的画案、笔砚洗整干净，日子长了，她闲时也开始学着作画，画些花草、鸡、鱼等，渐渐也画出一些门道，还很有几分神韵，白石见了也很喜欢，有一次还在宝珠画的小鸡上添了两只，并戏题不知今后谁能分出哪一只是齐画的，哪一只是胡画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宝珠自此就搁笔不再画了。
还有一次，宝珠在扇面上画了一个黄葫芦，自觉很不满意，父亲就在扇面的背面题道：“反面之画，乃宝珠学作，太丑，几欲扯作纸条，予为书此数字，宝必喜，想可挽留也。乙亥，六月中天将雨，老夫白石翁。”
宝珠是个很贤惠的人，脾气很好，从来不与白石争执。白石生气时，她总是忍让，一心一意伺候白石。白石对宝珠心存感激，将画成的八张墨画，集成一册，送给宝珠，其中有一幅画，画的是玻璃杯里插着两枝兰草，白石在这张画上题道：“宝珠为余磨墨理纸已九年，画此册以谢之，聊答殷勤之万一也。”
后来宝珠难产去世，白石非常难过，看到宝珠画的一张有佛手和老鼠的画，特意在上面题了：“此幅乃予继室宝珠所画，惜志不坚，未成而弃，且不永年，殊可感也。老夫八十六岁题记，白石。”
白石专门为宝珠刻了一枚印章，印文是“齐白石妇”，印章旁刻有边跋：“宝珠胡以茂女，重庆丰都人，湖北胡鄂弓之母之义女也，年方十八归余，事余周密甚感之，因刊石以记其贤，癸酉即民国二十二年冬十月居燕京白石齐璜。”
1940年春君去世后，白石请了胡佩衡、陈半丁、王雪涛、刘冰庵、王庆雯，还有齐良迟、齐良止、齐良已等亲友共二十九人，在北京庆林春饭庄订了三间一套的包房，正式宣布胡宝珠又副室立为继室。
在《齐氏五修族谱》谱内，在关于宝珠一栏的上边空白处，白石是这样写的：“胡氏宝珠侍余不倦，余甚感之，于民国卅年五月四日，在京华凭戚友二十九人，立陈、胡所生之子各三人之分产业字，并诸客劝余将宝珠立为继室，二十九人皆书名盖印，见分关字便知，白石批记。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白石批。”宝珠生子良迟、良已，生女良怜、良欢、良止。
白石带着宝珠、良止、良年去了四川。走的时候，白石将他画室的三间北房封了起来，先在薄薄的黄裱纸上写好封条的年月，然后，盖上自己的印章。白石一家到四川后，先到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给她母亲扫了墓，总算了却了宝珠的一桩心愿。白石还有诗记载道：“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
后来相继到了重庆、内江、成都。当时，金松岑、陈石遗、黄宾虹都在成都。白石同他们神交已久，见面后更觉投缘。蜀中山水，青城、峨嵋秀丽盖天下，比桂林山水别有一番风味。俗话说“老不入川”，白石已是七十多岁，预料此番入川，终老未必再会来。他留别门生的诗，有一句是：“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劝再来游”。
5.痛失爱侣
民国二十九年（1940），白石之子良元从湘潭老家寄来快信，告知白石与他生死与共、相嚅以沫的妻子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终年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齐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自白石定居北京，春君宁愿在老家守着薄产，照料一家老小，还亲自为白石选了副室，送到北京成婚，体现出她的大度与贤惠。还多次不顾路途遥远，来北京探望白石，照顾宝珠所生幼子。白石五十岁以前的家，多亏有她支撑。白石晚年写有回忆诗《葡萄架下说往事》：
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
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
可以反映齐白石与陈春君生活的艰辛和他们之间的情感。陈春君与齐白石相处六十多年，虽是贫贱夫妻，感情却是深厚无比。而今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从白石作的挽联中可以看出其悲切的心情：
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
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
白石还作了一篇祭文，叙说了其妻春君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
良元在信上还说，春君在垂危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白石老人生气。与白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白石在北京一住二十年，天下闻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然亲友故旧，在世的已无多人，贤妻又先他而去，因战乱有家而不能归，想起来难免黯然神伤。他膝下男孩六人，女儿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是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他多寿多男。
民国三十二年（1943），白石八十三岁。自从卢沟桥事变至今，已过了六个年头，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日子。虽没有大祸临身，但小小的骚扰，三天两头总是难免。最难应付的，就是假借买画的名义，常来捣乱，白石不得已，从癸未年起，白石在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朋友介绍，一概谢绝不画。家乡方面的老朋友，知道他停止卖画，关心他的生活，来信问他近况。白石用一句诗来回答他们：“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做饿饕。”白石宁愿挨饿受冻，决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
正当白石愁苦难当的关头，其生活、事业上的好帮手胡宝珠病故，终年才四十二岁。宝珠自十八岁由春君送到北京与白石成亲，二十多年来，对白石的起居、寒暖饥饱，刻刻关怀。白石作画时，给他理纸磨墨，见白石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他的笔法的巧拙，世面上冒白石名的假画，宝珠也能一眼辨出。白石偶有小恙，宝珠则衣不解带地昼夜在他身边悉心伺候。春君在世时，对宝珠很是看重，她也处处不忘礼节，妻妾之间，从未发生过节。白石本想风烛残年，仗她护持，身后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不叫白石伤怀啊！白石对宝珠的那种感激之情，从他写的《尉姬人》一诗中可以体现出来：
笑嬉患难总相同，万里孤舟一老翁。
病后清矍怯风露，夜深窗隙纸亲封。
6.抗战胜利，愁尽甘来
民国三十四年（1945），白石八十五岁。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站在他的老家借山馆的晒谷坪边，看见对面小路上有抬殡的过来，好象是要到借山馆的后面去。殡后随着一口没有上盖的空棺，急急地走到殡前面，直向他家走去。白石在梦中想，这也许就是他自己的棺材，但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看来他是不久于人世了。他心头一纳闷，被惊醒了。醒来后，觉得很离奇，就作了一首自挽联聊以解嘲：
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
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
直到八月十四日，传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白石才长长地松了胸中的一口闷气。他曾说，也许用心花怒放来形容此时的心境是再贴切不过了。
民国三十五年（1946），白石八十六岁。心情和身体随着抗战胜利而越来越好。也恢复了卖画刻印生涯，琉璃厂一带的南纸铺，将白石的润格又照旧挂了出来。白石的第五子良已，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读书学画，颇肯用功，平日里细心观看白石作画，能将白石所指点的笔法心领神会，模仿白石作品时颇可乱真，白石见后继有人，很感欣慰。
朋友们见白石老来寂寥，无人照料，特意介绍有较好文化修养、精明能干的夏文珠女士来看护。夏文珠女士负责老人的生活起居、卖画和对外联系，“应付内外一切事物”，成为老人“一切都不可或离”的得力助手。1951年，她和齐白石因为“一件小事发生纠葛”而“负气而去”。
1946年十月，在四子良迟和夏文珠女士的陪同下，白石坐飞机去到南京，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了白石的作品展览，后来在上海也举行了一次展览。在这里还遇到了神交已久的朱屺瞻。白石带去的200多张画全部卖出，他们回北京时所带的“法币”，一捆一捆的很是可观，可在北京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了。
民国三十七年（1948），白石八十八岁，常有人劝他迁往南京上海等地，还有人从杭州寄信要白石去西湖美术学院主持工作，白石用“北房难屋少安居，何处清平著老夫？”作答了。
因为那时的“法币”成了废纸，一个烧饼竟然要十万元。有些人异想天开，想用废纸一样的法币来换取白石的画囤积起来，将来好换钱。有人竟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白石案头堆积如山，看得不免心惊肉跳。白石这样望九之年的老者，每日里要应付这么多的画，精力实在难以为继，只好又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以求安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