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收房租的同志来了。从本月开始，我家住房月租金由47.4元，上调到71.2元。据说明年还要上涨50%，我家的房租将达到110元左右。由此引发了全家对是否买房的争论。
儿子易丹说：“我算了一下，买房得拿八千多块钱。”
儿子和儿媳都是下岗职工，在重大经济问题上自然没有什么发言权，完全操在我们老两口手里。老伴对我说：“你说怎么办？咱买还是不买？”我沉思了一会儿，对老伴说：“看来这住房改革是势在必行了，你看着没，这也是贯彻十五大精神的一个实际步骤。只不过受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影响，具体动作起来，肯定会有很大阻力。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虽然退休了，但这个头我们也应该带。更何况这对我们自身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过……”
老伴瞅了瞅我说：“你‘不过’什么？怎么不说了？不是该提到钱了吧？”我点点头。她不大情愿地告诉我：“这几年孩子结婚、装修房子、给你治病……那点积蓄早花光了。我就剩下最后一个一万元的存折，买完房子后，你们爷俩可别以为我还有存折。”说完长叹了一口气。家庭会议做出了买房子的决定，由易丹负责去办理各种手续。
从开始办理购房手续到交完购房款，用了半个月时间。去房产公司将军分公司取回来“职工工龄证明”、“认购公有住房申请表”、“公有住房售后管修协议书”等几种表格。到下旬，开始去新抚钢厂、抚顺化工厂人事部门去办理我和老伴的工龄证明。
10月30日上午，再去将军分公司填写、审核各种表格。还得去找戈布房产开发公司，绘制一张居室平面图。这些都办完了，又去地址在中医院住院部院内的市房产经营总公司，询问如何办理交款手续，下午再去总公司进行购房资格审查。在交款时被告知：“明早七点半在此发号，只有持号牌，当日才能按序号交款，每天只能发40个号。”
10月31日，易丹早六时就去排队，发号时也只领到了一张24号的卡片。下午2时，先是交了7829元的购房款，又到另一个窗口排队交了288元共计三年的维修费。到此，购房手续总算办完了，不过还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产权证和新房票还没有发到手里。
易丹回家后，筋疲力尽地嚷道：“真是太离谱了，累死人！”他愤愤地说，一大早就去排队等着拿号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和老太太。在外边一冻就是二、三个小时，好不容易领到了号卡，等交款时常会因手续不全白挨冻了，回家取手续再回来还得重新排队受冻。有的人来了多次，还没交上款。盼到有人来上班开门了，有几位老人抖抖索索想跟进去暖和一下，不料竟被推出了门外，气得老人们直骂娘……
孩子就是孩子，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我对他说：“这么做是不像话。不过市里发动房改，这是牵动着每个人固有观念突然转移的大事，哪能一下子都处理得天衣无缝，面面俱到呢？出现一时的失误和欠周到也是在所难免的。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
钱交了，房子买了，可老伴这几天闷闷不乐，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还服了几次救心丹，显然是心脏病又有发作的迹象。家里并未发生什么让她着急上火的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这位亲爱的老伴啊，她若是心里有事，不用问她，不出三天，准保会向你全盘托出。果然，第三天下午，她愁闷地向我唠叨起来：“房子买了，也算办完了一件大事。你们爷几个都挺高兴，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你想想看，全家就靠你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你们新钢的股票不知何时才能返还，你几年的医药费也报销不了。居家过日子，你我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手里没俩过活钱怎么行啊！可我现在连最后一个存折都没了，心时总觉得没着没落的……”
我对老伴儿此时此刻的心境是非常理解的，她的忧虑也并非是杞人忧天。我只好劝她，大不了叫大儿子给寄来几千块钱，再给你弄个存折，小儿子两口子虽然放假在家，不都还有两只手吗？到劳动力市场找点活干也不是什么难事，不用愁。我这么一说，她心里也多少踏实点了。但是下决心购买公有住房，无疑也是我经历了一场思想观念的斗争的结果。
几十年来，在我根深蒂固的观念里，买房子置地，那不是咱无产阶级应该干的事。享受公有住房、公费医疗、生老病死统统该由国家包下来，这是咱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可是，曾几何时，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强大阻力了。我虽然不大可能成为改革大潮的弄潮儿，可我跟老伴儿购买公有住房这一行动，标志着我们已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说大发点，也算完成了思想观念的一场革命。用儿子的话说，已成为改革大潮尾端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追逐着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一泻千里，顺流而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