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刘文典留学日本，与周树人（那时还不叫鲁迅）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边缘弟子，友情并不深笃。1928年，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而遭受牢狱之灾，险些坠落到鬼门关，鲁迅激于义愤，撰写杂文《知难行难》去声援他，算是两人走得最近的一回。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常常要亮出恩师章太炎这张王牌，顺带也就不免谈及往昔的同窗，提到鲁迅时，他竖起小拇指，没作褒贬。听课的学生见惯了他的招术，对此一笑置之，竟无人探询他的真意。十多年后，这个疏忽居然有了弥补的机会，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锋越切越深，有人旧事重提，质问刘文典：“你用小拇指污辱鲁迅的险恶用心何在？”刘文典受到如此严厉的指控，并不慌张，他解释：“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不是贬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样牵强的辨解居然顺利过关，就没人掐指算算，鲁迅比刘文典大八岁，比钱玄同大六岁，比黄侃大五岁，“同窗中最年轻”的说法怎能成立？刘文典逃过一劫，竖小指比喻鲁迅的正解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解的哑谜，让考据家伤透了脑筋。依我看，贬义要占百分之九十，否则他应该更能自圆其说才对，刘文典自称为“狸豆鸟”，从不短缺急智和狡智，何曾弄得这般黔驴技穷，靠扯白来圆谎呢？
建国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生活得如何？这个问题不难找到答案。起初，他与云大确实有过短暂的“蜜月期”，这位学术界的斫轮高手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云南省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他保护过学生运动领袖，曾跟蒋介石当面叫板，还吃受了后者的两记耳光，这无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资本。在全校大会上，刘文典宣称要戒脱鸦片瘾：“由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逼人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他还欢天喜地当众宣告：“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蜜月期总是一晃而过。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刘文典被云大中文系师生当成“公靶”，系主任刘尧民逮住刘文典的两首旧体诗上纲上线，令刘文典大为不快，竟为此与中文系闹掰，转去历史系“挂单”。
1957年，反右伊始，刘文典只被云大党委内定为“中右”，大有网开一面的意思。翌年，风声渐紧，形势剧变，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动真格的。刘文典被确定为云大师生要重点攻克的“两大堡垒”之一（另一座“堡垒”是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在批判会上，刘文典仍有意调侃众人：“我这个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薪水。”他意犹未尽，似乎仍嫌表达不充分，又接着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堡垒既已被革命群众锁定，不攻克它是不行的。刘文典被大会小会折腾烦了，就作了个违心的检查：“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觉得烧空了，空虚得很。”“我与张为骐（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云大中文系教授）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慢自杀。”这三点不着边际的检讨被师生们认为是故意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刘文典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过关。
群众运动的厉害之处，刘文典多多领教，任凭他再怎么倔犟，锐气也逐渐被挫光了。居然会有同事斥责他贪图钱财，骗取稿费，也算是毁三观之一偏招。最终，刘文典倦了，烦了，也软了，他的“自谴”直接升级到官方标尺之上：“昨天到观礼台，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六十岁时，卢汉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刘文典还承认自己是茅坑里又臭又硬的鹅卵石，是好色的下流坯，是讨价还价的卑鄙学侩，是断章取义的空头学者，他把自己骂成了臭黄鱼，红烧之后，大家才认定是一道好菜。
1958年4月，刘文典在家中吐血，吴进仁（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云大中文系教师）陪恩师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是肺癌晚期。刘文典决定将病情隐瞒下来，不向任何人透露，也不打算请假治疗。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作出了彻底的交待——“触及灵魂的检查”。三个月后，因为脑溢血，他猝然弃世，追悼会的场面冷冷清清，连云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没去参加。倘若刘文典再多活几年，就恐怕不是“寿则多辱”这么简单，结局可能更加凄惨。
§§一代直声——梁漱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谦卑并不是所有成功者的标配品质，具有大自信的人往往自视甚高。这么说，梁漱溟（1893-1988）自命不凡，就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听他吹牛那才叫尽兴尽致。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大吹特吹：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大凡才雄气壮的傲哥，个个善吹，儒家的至圣和亚圣都是吹牛高手，孔子吹嘘得还算挨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则吹嘘得完全离谱，“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们的徒子徒孙吹嘘一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也就不自觉过分了。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远避，百毒不侵。孔子在宋国受迫害，曾对弟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话的意思是：“上天生下此德在我，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孔子的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你可以认为孔子在吹牛，那么适当地吹一吹牛就很有必要。梁漱溟吹牛，一直吹到九十五岁为止，吹得极有底气，极有响声，全然没有半点心虚，这真是他的独门绝活。相比之下，鲁迅不怎么吹牛，活得相当抑郁，甚至活得非常焦虑，结果仅得五十五岁的寿数，比梁漱溟少活了四十年，太不划算了！如此说来，吹牛岂可不大吹特吹长吹久吹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