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凑巧的是，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当即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台，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讲个清楚，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据田炯锦回忆，梁漱溟在北大教书，“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沉思”，他不能久安于教职，与口才并不便给应该是有不小的关系的。胡适自始就不看好梁漱溟，他讥讽梁氏连电影院都没进过，讲东西文化岂不是持管窥豹、扪烛喻日，茫如捕风？不曾进过电影院的人就没有资格讲东西方文化？胡适的看法值得商榷。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终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沦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刚由欧洲归国的梁启超，五次踵门拜谒，求写一副扇联，均未得只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其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为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题写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的溢美之词，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仅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政客朝三暮四，军阀骑墙观望，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沉早于王国维，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钱能训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趁机下“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吃长素，不结婚，还一度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责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做媒，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刚强，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无视无听的呆相，梁漱溟对黄氏也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四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5年8月20日，黄氏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如铁石，这无疑是最好的自供状，不算冤枉了他。此时梁漱溟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陈淑芬成为了梁家的女主人。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三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梁漱溟的性格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的幽默感并不发达，但他千真万确说过一句诙谐有趣的话：“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梁漱溟从来都认为自己只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他的自述中有这样的解释：“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感触上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及至晚年，梁漱溟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梁漱溟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荷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毅然决然投入政治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1932年，在南京的总统官邸，梁漱溟初次见到蒋介石，印象很糟。谈话时，蒋介石拿个小本子，时不时记上几笔，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貌似谦虚，其实做作。南京政府迁至重庆后，梁漱溟身为参政员，与蒋的交道增多，他发现蒋介石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别说不同的政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令人极其难堪，下不来台。1942年12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宣告成立，梁漱溟出任秘书长和机关报《光明报》社长，从此蒋介石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转变，见面时不再称他为“漱溟兄”，改称“梁先生”。及至国共和谈期间，梁漱溟奔走于两党之间，他对蒋介石的种种做法（比如躲在庐山不见谈判代表，让调停人马歇尔九上九下）更加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