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雅好诗书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怫然不悦，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严禁官员狎妓，因此黄云鹄差一点就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湖广总督府拜见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他顺水推舟，动用官费资助黄侃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革命，扬言“借使皇天右汉，俾其克绩旧服，斯为吾曹莫大之欣”，这话的意思是：倘若上天看重大汉民族，使它光复神州，恢复旧装，那就是我们莫大的欣喜了。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根治贫富不均的症结。
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同期，黄侃还以“运甓”的笔名发表《释侠》一文，咬文嚼字是其特长，他别出心裁，在诠释“侠”字时用上了看家本领：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黄侃视革命党的勇士为拯救群生的大侠，特作此文，为他们的暗杀行为正名。他斥立宪党人“畏死”，赞革命党人有“敢死之气，尚义之风”。黄侃非常鄙视那些在易水之湄挥泪送别荆轲的燕客庸流，在同时期的《感遇》诗中，他嘲笑彼辈“徒工白衣吊”。
1910年，黄侃回国，他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接灌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
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他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侠气总是与官气相冲突，民国之后，黄侃“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一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由于愤世嫉俗，黄侃回归书斋，不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多年后，他的入室弟子潘重规尝试揭开谜底：“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他的诗句“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怀陈君》）当然好，“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效庾子山《咏怀》》）则透露出满腹牢骚。
世间狂傲不分家，有的人狂在心底，傲在骨中，并不见于词色；有的人则狂在口头，傲在脸上，时时溢于言表。黄侃是后者无疑，“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汪东《蕲春黄君墓表》），其狂傲总是一触即发。章太炎赞黄侃有魏晋之风，大抵是不错的。
在日本东京时，章太炎主持《民报》，常有客人访晤，某日，来者是陈独秀，黄侃与钱夏（钱玄同）到邻室回避。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震、段玉裁等朴学名家，多出于安徽和江苏一带，陈独秀提到湖北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着认同。这话可就惹恼了听壁角的黄侃，他大声抗议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此言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章太炎闻之尴尬，陈独秀则闻之窘迫，主客谈兴索然，随即拱手作别。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瞋目而起，严词峻拒，他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视尊荣为敝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唯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黄侃的书房名）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至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文坛领袖王闿运，后者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王闿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嘿嘿带过，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他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
在北大，黄侃恃才傲物，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忽作惊人之语：“你们知道钱某的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他的一面之词是：早年在日本留学，师兄弟之间常来常往。有一天，钱玄同到黄宅闲谈，中间黄侃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发现一册笔记不翼而飞了。这事钱玄同打死不认账。黄侃去世后，《立报》记者据此线索写成《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的奇文，周作人读了，觉得不可思议，将它寄给钱玄同。受到这样大的诋毁，钱玄同却拿出海量，居然为死者圆谎：“披翁（黄侃别号披肩公）逸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趁他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造成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钱玄同肯作这样的急转弯，适足以说明他对黄侃的学问是佩服的。
钱玄同与黄侃分处于激进和守旧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抵牾和磨擦在所难免。钱玄同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对黄侃的一阙词横加挑剔：“故国颓阳，坏宫芳草”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似乎有希望复辟的意思。诗无达诂，词当然也是如此，钱玄同的理解未必正确，尽管他声明词作者并非遗老遗少，而是同盟会的老革命党，但他又点明这首词中的思想总与黄侃昔日的行动自相矛盾。黄侃本就对钱玄同痛骂推崇和研究《昭明文选》的人为“选学妖孽”十分愤怒，因为他精研《昭明文选》，用功极深，这把火一烧，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撰文要骂的就不只是钱玄同，还包括极力提倡国语文学的胡适、陈独秀：
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横溷，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于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羹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词”者也。
其实，黄侃并非目无余子，他与刘师培政见不合，但对这位国学大师始终以礼相待。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尊敬有加，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立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个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周作人曾说黄侃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一点也不错。黄侃从不迷信同时代的权威，他在1926年的日记中批评王国维有失而不改，这段文字很不客气：“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黄侃就如一位天尊，尤其不耐烦听歪嘴和尚胡乱念经。有一次，马寅初向黄侃请教《说文解字》，先谈了些个人心得，黄侃听了，不置一词，马寅初要他评点一番，于是他轻松打发：“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马寅初被黄侃这句话噎得够呛。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瞠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他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他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提及过黄侃讲课的独到之处：“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专骂大官僚大军阀大党棍，黄侃则多半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放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也不觉得自降身份，只要纾解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还有一宗，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某次，黄侃与胡适同赴宴会，胡适偶尔谈及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一路往下讲，有很高的兴致。孰料黄侃听得不耐烦，即席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闻此喝斥，满脸怒色杂赧色。停顿少顷，黄侃又补骂一句：“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眼看就要动武了。黄侃见状，仰天打出一串哈哈，他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此言一出，举座哗然而笑，胡适的怒气也就无从发作了。
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条近虐之谑，胡适后来作出了回应，他不是为自己出头，而是为白话文出头。他对上课的学生说：“行政院请我去做官，我决定不去，请诸位代我拟一份文言复电。”结果最省简的一份用了十二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拟定的白话电文稿却只有区区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黄侃的脾气古怪到什么程度？有一事可以说明。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子，在此期间，他贫病交加，儿子又早殇，感到晦气缠身，他左思右想，认定居处不祥。既然信风水，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要留下纪念，用毛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又在墙壁上画满带“鬼”字旁（诸如“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阴森森满室鬼气，他才掷笔而去。
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但这位火爆脾性的青年领袖居然休休有容，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菲，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唯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同学录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他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