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您的小说有很多是写船工和农民的，这与您的经历有关吗？
陈：肯定有关。当年我们全家从一个小镇下放到乡下，我不明不白地两次下乡，四年后才招工到县的水运公司，在这个公司呆了五年，所以我对农村和长江船工的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
赵：水运公司个什么样的单位？
陈：完全不能叫单位，如今这单位都垮台了。因为是最后一批招工，没有办法。驾船在我们那儿是最不好听的，叫“船古佬”、“水拐子”、“水老鼠”。非常差，我母亲在家只有哭，但没有任何办法，当时，我是处于一种绝望之中。
赵：您走上文学道路是从诗歌开始的，您最初写诗是出于什么？愤怒、爱情或者别的？
陈：仅仅是想改变命运而已，最初的冲动并不是真正的生命的冲动、写作的欲望，而是一种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
赵：《梦游的歌手》收集了您的多少首诗？
陈：不到一百首，我写的诗有上千首，发表的有五百多首。
赵：这么多首诗，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陈：《中国瓷器》，那是在《人民文学》1987年发表的，是个组诗，写中国文化的。
赵：您的诗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在我的记忆中，陈应松这个名字是和诗人连在一起的，后来，您为什么转向写小说呢？
陈：一方面，八十年代中期，诗歌开始出现了衰颓现象，没有了八十年代初的那种强烈的力量。一批诗人，从关注社会和现实，发展到关注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削减诗歌的版面，作为以文为生的人，不得不改变写作的策略，只有写小说，虽然，我是很不情愿的。我常说自己由诗而小说是“逼良为娼”。我当时非常喜欢诗歌，并不喜欢小说，我喜欢追求一种绚烂之极的艺术效果，诗歌可以满足我。后来，我又到武大读书了，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是写小说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小说可能比他们写得更好，这样，我又出于一种虚荣心的驱使，踏上了写小说的道路。
赵：您最初发表小说是哪一年？
陈：1986年6月，我同时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艺》上发表了两个短篇，明显的带有诗歌的痕迹，语言感觉和叙述方式与传统小说不同。
赵：您的成名作是《黑艄楼》，很遗憾，我没有找到这本书，没读过这个小说，它大概写的什么内容？
陈：这个小说是我的中篇处女作，我以一种诗的形式来写一个小说。小说是以我们二十几个招工到船业社的知青的经历为素材，把它全部揉进小说的主人公，我，陈应松，主人公就叫陈应松。写他们在船业社里的精神苦闷和压抑。他们无法融纳到那样船工、水手的生活里，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环境中。外面的人瞧不起你，说你是船工、水老鼠，但是，船工又瞧不起你，说你根本不是船工。那么，我是谁呢？自己都不知道，处于这样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性里，甚至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小说，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小说。现在看来，并不成熟。
赵：《黑艄楼》之后，您有相继写了好多船工题材的小说，比如《黑藻》、《镇河兽》、《一船四人》等等。我的一个同事，读了您的这些小说，他称您为“水手作家”，您同意这样一个称呼吗？
陈：很多人都称我是“水手作家”。我的确是写了很多有关长江和水手的小说，但后来就慢慢离开了这个题材，写了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城镇生活的小说，现在正在写神农架小说。我觉得，对题材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
赵：我记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说您不是水手。
陈：你看我现在的样子也不像水手。水手应该是肌肉发达，面色如铜，具有风浪经历的那种人。我属于一个非常纤弱的小知识分子，虽然做过水手，却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水手。水手都是很伟大的，他们读书很少，我喜欢他们的粗砺、豪爽、爱憎分明。在我交结的朋友中，他们是最好的，永远、永远，以后也结交不到这样的朋友了。
赵：您刚才谈到，继船工小说之后，又写了很多农村题材的小说。我读过您的《大寒立碑》、《草荒》、《失语的村庄》等等乡村题材的小说。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读过好几部浩然的小说，还有，我父亲非常喜欢一个作家叫赵树理，如果他们的小说叫做乡村小说的话，那我很难把您的乡村小说与他们的相提并论，您觉得您的这类小说，与传统的乡村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首先，乡村小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浩然的《艳阳天》、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都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区别的非常自然的，不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时代在变化，从我们开始写作时，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外国的文学洪水般的进来了。我的最初的文学营养是从赵树理、浩然等等这些作家中吸取的，但是，我的重要营养是外国文学中吸取的，我喜欢的是外国小说。
赵：哪此外国作家对您影响最大？
陈：太多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的伊巴涅斯，他的《五朋花》、《芦苇与泥塘》，还有《血与沙》非常好。他是写海边渔民生活的，我最初看他的小说，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有时不自觉地模仿一下。给我写作力量和灵感的外国作家太多了，比方说我喜欢的作家，海明威、斯坦贝克、福克纳，还有日本的小林多喜二，他也是写船工生活的，他是左派作家，非常偏激，但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力量。在小说的力量方面，我吸取了伊巴涅斯、小林多喜二、海明威；在意境的营造和诗意的描述方面，我吸取了富克纳、辛格，还有一些法国作家不太有名，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法国的乡村作家，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作家，非常富有诗意，在描写生活场景方面，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赵：对于读者来说，您的乡村小说，您觉得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是古老的乡村文化还是都市人的现代观念？
陈：我们乡村小说，与前辈作家的乡村小说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是纯乡村题材的小说，而我们这些写乡村的作家，只不过把乡村作为了一种表达思想的背景，这一点很重要。未必我们的乡村小说是写给农民看的，农民肯定不会看这种小说，一般的市面市民也不会看。说穿了，我们的小说还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给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看的。所以有人说，我的小说只能在大学里有读者，当然，这是一种悲哀了。
赵：谈到您的乡村小说，我特别想提的是《失语的村庄》您的这部长篇，手法很特别，您把自己想象成小说中的每个人，包括一头充满灵气的猪。我不知道您这样写，是一种实验、一种技巧，还是您要表达的内容，非这么写不可。
陈：当时觉得用这种方式更好表达内心的感受，你要抓住“失语”，只能用这种形式。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说，是一种偷懒的写法，是一种适合自己的写法。我比较适合心理描写，不太擅长于白描，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那种白描，因为我是写诗的，诗歌是要表现自己的情绪。
赵：《失语的村庄》我读完之后，总的感受是很沉重，甚至有好几天都走不出那个村庄。您当时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陈：我感觉到，农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很少有说话的地方，农民，农民，在很多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如果你到乡下或深山老林里走一趟，去看看，你会知道，他们完全与这个时代是隔离的，他们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只能按自己的生存方式在那里生存。关于失语，我曾在《世纪末偷想》这本随笔集里写过：“大声吆喝着自己牲口的那些人，他们的声音在我们的时代是软弱的，他们双手粗大，长着深深的喉咙，可是，他们的喉咙像雅鲁藏布大峡谷，遥远，陌生，缄默……”
赵：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意思是，您写小说，是把社会遗忘的痛苦再经历一次，怎么理解？
陈：很多痛苦，被人们遗忘了，哪怕他曾经经历过。现在的一些人，当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时候，他们没有遭受过苦难吗？我们这个社会，没遭受过苦难吗？人们现在好像都忘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更多的苦难。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光怪陆离。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使我们大家生活在一种幻觉中，以为世界非常美好，当你看到街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你会觉得生活太美好了。好像所有的苦难都没有发生过，都不存在了。那么，谁来记住这样的苦难，并提醒人们，这种苦难曾经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当中，曾经扭曲过、蹂躏过我们的灵魂，我说，只有作家。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良知。所以我必须重新经历苦难，在情绪里，在笔下，再经受一次。把苦难重新挖出来，给人们看，说，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受过伤。
赵：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用市俗的眼光，我会觉得您的生活质量很差，您是一个专业作家，长期从事写作或者思考与写作有关的问题，您的这种经历苦难的写作，会不会影响生活的质量？
陈：（笑）我品出了你这个问题，对我们这种人的怜悯。我又能怎么生活呢？我只能这么生活。像我这种人，如果你让我写非常轻松的、琼瑶式的小说，像一首爱情小调一样，那可不行。因为，一个人，他是什么人，就决定了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写作也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的确是非常沉重，甚至没有必要。和我很好的一些人，还有家人都说，你写一些那种东西嘛读者更多，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但是，你一坐到写字台前，就觉得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是很难的，非常难，我只能这样生活。
赵：人们都说您是一个有着“水手情结”和“农民情结”的作家，我在读您的小说时，也不难感觉到这一点。您对生活在底层的船工和农民，有着一种痛彻肺腑的爱。而与这种情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您近几年的几篇小说，写知识分子、写文化人的，写他们的平庸、虚伪的一面，对他们你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从这样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
陈：你今天一说，我自己才想到，的确是这样，我所有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都是否定知识分子。不是大知识分子，我写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应该说是文化人。他们的内心非常复杂，在这个时代的剧变当中，他们比起农民、工人都非常复杂。农民、工人是被时代裹挟着，有时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是不甘于寂寞的，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必然有很多虚伪的东西表现出来。我有个中篇小说叫《煎熬》，我觉得他们的灵魂就是在煎熬。这种文化人，他们的内心为什么如此的迂回曲折、渺渺茫茫，他不是直接的，不能直达你的所爱，也不能直达你的所恨，当你对一个人爱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是一种冷漠，而对一个人愤恨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是一种亲近。这就是虚伪，就是文化人的虚伪。在这个商品社会里，这就是一种遭遇，这种遭遇，我觉得应该写一写。
赵：在这一类小说中，您所关注的是什么？
陈：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灾荒是人类灵魂的灾荒，世界上有各种灾荒，水灾、旱灾、虫灾、火灾等等，但最大的灾荒是灵魂之灾。比方说，你看到社会的不良现象，可能会拍案而起，可现在很少有拍案而起的人，为什么呢？他见怪不怪了。我写知识分子的虚伪，并不是说他内心已经完全堕落了，完全丑恶了，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良知。但是，他无法表现出来，激烈的风暴在内心里，被压抑下去了。我说的虚伪是这种虚伪，这就是一种灵魂的灾荒。像我写的《沉住气》、《大街上的水手》、《雪树琼枝》等等，就是写的这些。
赵：我读您的小说，给我总的感觉是非常沉重、压抑，有没有写过一些比较明朗的？
陈：我写的东西有评论家用了“沉郁”两个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来评价我的风格还是比较准确的，没有什么非常明朗的、抒情的、温情脉脉的，没有。
赵：我还读过你的一部中篇《羊分羊》，非常神秘，您在其他的小说里，也表现过神秘吗？
陈：我不仅在这篇小说，我在很多小说里，都表现了一种神秘的东西，很多小说里，使用了一些神秘的细节、神秘的人物。把它写进小说里，一方面满足了我的愿望，想表现神秘，虽然我不能解释这种神秘，但可以表现它。另一方面，可能对读者有好处，神秘一点的东西，看起来会更有意思。
赵：说到神秘，我记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您的家乡很神秘。另外，这与“楚人好巫”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很有关系，这种神秘的东西，就是童年、少年时期，所经历和记住的那些情绪，它影响和左右了你的创作和创作观。我的家乡公安县，在北纬30度，这是个非常神秘的纬度。公安是楚地的中心，所谓“楚人好巫”，就是万物有灵，在我的故乡，神秘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从小喜欢探究神秘的事儿，长大后酷爱任何与神秘有关的书籍。在小说里，我喜欢表现神秘，特别是在我去过神农架之后，我的有关神农架的小说，写了很多神秘的东西。
赵：我听说您去年在神农架挂职，在那里生活了一年，您现在正在写神农架吗？
陈：写了几个中篇，将会陆续发表，有一篇已经发表了，《豹子最后的舞蹈》。
赵：与过去相比，您的这一类小说有什么改变吗？
陈：肯定有改变，而且有比较大的改变，我过去是写水，现在我想写山。因为我非常喜欢山，神农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我刚才说过，我喜欢神秘的东西。神农架这个地方，你根本不需要虚构，只管把它原封不动一搬到小说里，那就是一个神秘的小说。
赵：您现在正在写吗？
陈：我正在慢慢地写，准备写一个长篇，还想写一本关于神农架的随笔，森林和动物的随笔，这是我比较有信心的，我能写得很好。
赵：我期待着能早日读到您的这些作品。另外，我在读您的小说时，对我冲击很大的，还有您的语言，您的小说语言非常特别，我很想听听您关于语言的见地。
陈：我肯定是非常重视小说语言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两翼》，两翼，左边的翅膀是生活，右边的翅膀是技巧，技巧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语言看起来是技巧性的，但是，它应该是一个作家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写作立场，甚至是他的政治立场。你可以用一种非常轻松的语言，来写我们的现实，写得大家甜甜蜜蜜，你也可以使用一种非常犀利的语言，来表达你的思想，越来越觉得语言对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
赵：您在不同的小说里或者对于不同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好像也不完全相同。
陈：我感觉自己好像有两套语言，一种是朴实的、流畅的，常有亲切感的，另外一套语言是比较诗意的、深沉的、比较犀利的、尖锐的。但在小说中，我时常把这两种语言合用。
赵：您在写作时，用哪一套语言，是一种自觉的意识，还是在写作之前，根据内容而设计。
陈：这肯定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语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感。对于我来说，写小说非常重要的是语感。我如果把语感抓到了，所有的情节、人物，所有东西都来了，哗哗的来了。如果抓不到，就写得非常干涩、非常艰难，找不到整个小说发展的进程，处于一种迷茫状态，所以，语感非常重要。
赵：您的小说好像第一人称用得比较多一些。
陈：第一人称适合表现自己内心的东西，我自己比较喜欢也比较擅长写心理感受，在心理描写上我比较有优势。
赵：在有些小说中，您会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同时出现，按理说这是一种违规的叙事方式，您的这种表达有什么特殊吗？
陈：总结起来好像是特殊，写的时候没有丝毫觉得特殊，比如《大寒立碑》，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有第三人称，但是，混杂起来非常自然。不过，我现在不这样写了，我现在完全回忆不起来，当时怎么能用第一、二、三人称来写一部小说，现在还不能写了，觉得很难。
赵：当时您……
陈：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笑）
赵：您的小说大多是中短篇，长篇不多，那么，这三种形式，长篇、中篇、短篇，您在写作时感觉有什么不同？
陈：写长篇，说实话，我没有深入进去，我比较擅长写中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短篇，我越来越觉得短篇难写，而且短篇写起来很有味道，充满了一种写作的快乐。
赵：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世纪末偷想》，这是个随笔集，您写随笔和写小说感觉又有什么不同？
陈：我比较喜欢写这种短小的东西，他能表现写作者的态度和立场，你思考的东西可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
赵：我还想问一个关于写作状态的问题，在您的随笔集里，您写过这样一句话，意思是，在写作之前，您的希望有多大，恐惧有多大，我没有过写作的体验，所以也很难理解这样的感觉。
陈：写作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探险，它肯定是有恐惧感的，但这不是单纯的一种感觉，在恐惧感中还夹着一种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就是冒险的冲动，这种冲动是非常愉快的。就像走钢丝的人，哪怕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但是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为什么写作是一种冒险呢？因为一篇小说或者一本书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我能写它吗，我能把它写好吗，我能驾驭它吗，我写出来会怎样，会不会是一个失败的东西，那么我所付出的心血会不会白流，而且对身体还有损害，很多作家都说过，写一部长篇小说后，会大病一场。
赵：您的小说，好像和获奖不太结缘，有评论家还说，您的“不被重视，是文坛的一大冤案”，您个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这……的确如此，我的小说在这方面没有很好的命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找不出很好的办法来，只通俗这样写下去，就这样写下去吧！我想，只有写作才是最重要的。
